黄埔军校生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情况

　　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重要战役之一，它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黄埔军校校军是这次战役的主力军之一，由于这支军队充分发扬黄埔精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纪律严明，与许崇智的粤军相互配合，取得了这次决定广东革命政府命运的胜利。这次胜利，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所部，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的机会，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以其7个军6万余人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把防线布置到石龙、东莞附近，准备随时由博罗、石龙、石滩一线向广州进攻，妄图摧毁革命政权。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即是来自这盘踞在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为了打破陈炯明进攻广州的反动企图，巩固基地，决定清除叛逆。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命令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粤军许崇智部以及其他军队组成联军，分路反攻陈炯明。但东征作战计划及行动命令下达后，滇桂军却徘徊观望，迟迟不动。

　　当时的形势异常紧急。滇桂军的观望行为，激起了黄埔军校师生与教导团官兵的极大义愤，遂向联军请求先出兵讨陈之任务，但被联军会议否决。蒋介石又托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转呈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回电，准许军校参战，列入作战序列。于是，军校即组成由教导团官兵和在校师生参加的校军，参加东征讨陈作战。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均随军出征。

　　东征军分3路：右路军为黄埔军校校军和粤军，由校长蒋介石亲自统率，周恩来、叶剑英和苏联顾问等具体领导指挥，有3000多人，任务是进攻淡水、海陆丰及潮汕；左路军为滇军，进攻河源、五华、兴宁；中路军为桂军和一部分滇军，进攻惠阳。黄埔军校教导团官兵、学生军组成的校军，是东征的主力。

　　东征途中，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军装整齐，衣领上系着红领带，精神抖擞向前行进。沿途两旁的老百姓，热情地送水，送煮鸡蛋，送烤红薯。官兵们喝碗水，就留下几块铜板，接受鸡蛋、红薯也一律付钱。路边的土墙上贴着黄埔校军的布告，很多老百姓在围着看《安民告示》，上书：“我们既为救父老兄弟姊妹的痛苦才杀陈炯明，所以敢诚诚恳恳、明明白白向我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宣告几件重要的事：不强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利益。三件请求：一、检举犯纪者，以便严惩；二、公买公卖；三、帮助本军。父老兄弟们呀！我们因急着要追杀陈炯明，没得余时和你们周旋，实在有些抱歉，异日凯旋而归，定与你们携手言欢，慰问你们，并切实设法救济你们。天日在上，不敢自欺以欺我父老兄弟姊妹。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官佐士兵谨告。”

　　广东连年战祸，人民涂炭。东江人民遭受陈军之蹂躏，恨军队甚于恨土匪。而校军却使东江人民耳目一新。校军在东征《敬告士兵同志们》中写到：“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来的，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我们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校军秋毫无犯，不筹饷，不拉夫，不强占民房，深受人民爱戴。久经残暴的民众，见校军义师，无不称赞，都争先恐后迎接。战斗中校军之运输、给养、通讯、情报等都得到人民的帮助。

　　黄埔校军队伍中每个战士背后的背包上，挂有“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字样的牌子。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右路军向潮、汕地区进发。他们奋勇拼杀，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下，一路势如破竹。2月1日，校军与粤军联合行动，首先肃清广九路的敌军，随后向淡水城疾进。2月2日午前8时，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乘船向沙角前进，接着直下虎门、东莞、石龙、樟木头、塘头厦、平湖、龙岗，迫临淡水城。

　　淡水城是一个小城镇，在今深圳市的东北不远。东征时期的淡水城，四周筑有高6米、厚3米的石头城墙，可以抵挡枪弹的射击，并设有上、中、下3层枪眼，形成立体射击火力网；城墙下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城壕，再外面是300多米宽的洼地，地势开阔，一览无遗。如果作个比喻的话，从空中鸟瞰城墙高立的淡水城，它的外形极似一个长方形的石头匣子。据守城内的敌军为熊略、林烈、翁辉腾的部队，约有4000人。淡水城距离敌军洪兆麟所部驻防的惠州，只有70华里的路程，陈炯明的副总指挥洪兆麟已急遣所部2000余人赴援淡水，援军可朝发夕至。因此，黄埔校军必须赶在援敌到达之前，速战速决，攻下淡水。否则，胜负难料。

　　2月14日，校军指挥部进到淡水城南门外的玉虚宫。在扫除淡水城的外围之敌后，稍事准备，蒋介石下达了进攻淡水的命令。他命令军校教导第一团担任主攻，尽快由城墙的东南拐角处突破。这天，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6时，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从淡水城南3个方向对城内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无奈官兵们的枪弹均被那又高又厚的土城墙挡住。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山炮炮弹，也无法对城墙造成根本性破坏。

　　当晚，蒋介石与周恩来、钱大钧、苏俄顾问加伦对部队攻城受阻情况进行研究后，决定挑选200名奋勇队员，不惜一切代价，在15日上午攻下淡水。这是联军东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块硬骨头，也是校军东征以来接触的第一场大的战斗。

　　挑选奋勇队员的消息传达到教导第一、第二团，部队立即沸腾起来，黄埔一期生陈明仁、关麟徵、左权、陈赓和杜聿明等纷纷要求参加。夜色中，戴着金丝近视眼镜的何应钦团长骑着一匹矮马，来到部队，挑选奋勇队员爬城。名称上说是奋勇队，其实也就是敢死队，大家都避免提到那个字。8名担任连党代表的共产党员、两名国民党员为奋勇队官长，奋勇队员由105名士兵组成。

　　2月15日7时整，涧井高地上，苏联炮兵顾问、原苏军炮兵师长夏斯特洛夫挥动着指挥旗，两门山炮在他的指挥下，准时向淡水城的东南角开始轰击。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墙，守城敌军官兵一部分被榴霰弹击中，在城外高地上可眺望见有些敌军官兵正混乱着四下躲藏。城墙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隐蔽在城墙下的校军官兵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掩护奋勇队挟梯攻城。奋勇队员一跃而起，冒着浓浓的硝烟，冲向城根。

　　奋勇队员利用云梯爬城。但还有许多官长和士兵涌在城根下，因为没有足够的云梯而不知所措。何应钦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和骑兵顾问尼库林忽然从高坡上跑了下来，嘴中大声叫喊着什么，但大家并没有听明白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他们接近城墙豁口后，尼库林蹲下身体，切列潘诺夫踩在他的肩膀上，做出了攀登城墙的姿势。大家立即明白了：架人梯！左权把排里的士兵集合在一起，分作三列，搭人梯爬城。敌人凭险顽抗，城根下到处是奋勇队员和双方官兵的尸体。左权毫不犹豫地踩着士兵的肩膀，被一个又一个肩膀顶上了城头。他个子矮小，却很敏捷，挺枪舞刀，一登上城头，便有用武之地，英勇杀敌，且战且攻。

　　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英勇善战。守城叛军见黄埔校军锐不可当，城下愈攻愈猛，被迫退避街巷。这时，城门被打开，教导第二团也乘势冲进城里，与教导第一团汇合一处，聚歼残敌。此战共俘虏敌军1000多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0多挺。淡水城于午前攻克，守敌只有300余名侥幸逃命。

　　黄埔校军在淡水之战中牺牲10人，受伤40多人。教导第一团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亲眼见到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的舍身精神，称赞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尉级军官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

　　淡水之战造就了许多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临阵退却、贪生怕死之徒。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在前线激战时，带兵逃跑，后被军法处置，执行枪决。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在率部防守淡水城内、城外高地时，不仅没有组织有效的反击，而且临阵脱逃。在战后被撤去教导第二团团长职务。

　　攻下淡水之后，教导第一团集合在城西北边一片高地里，派出警戒，注视着惠州方面敌人的动静。敌军洪兆麟部闻淡水危急，急调惠州、博罗方面部队星夜驰援，向淡水猛攻。校军以1个营守城，其余全部在城外与敌军作战。下午4时左右，敌人的增援部队便与教导第一团接上了火。第二团团长王柏龄不在阵地上，各营、连便自动展开，与敌军对射。东征军粤军第七旅经不住敌人的逼攻，逃跑的唯恐落在了后面，一片混乱。敌军洪兆麟的部队是以“三板斧”出名的，他用兵总是集中精锐力量，以连续3次的猛烈冲锋把对方冲垮。这时，离城四、五华里的山地上，敌兵像潮水一样，奔腾汹涌地抢夺山头。何应钦命令本团第二营长刘峙率全营反攻。时值黄昏，暮云横山，战尘蔽空，士兵们的枪都上了刺刀，猛扑向敌阵。愚蠢的敌人以为这支部队是城里败退下来的友军，抱着枪等友军靠拢，待看清枪上白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们时，为时已晚，吓得调头就跑。由于校军英勇善战，敌军在一处乱了阵脚后，只好全线后撤，向惠州方向退却。黄埔校军和粤军第二师乘势进行反击。

　　左翼军与中路军在右翼军攻克淡水后，仍迟迟未动，右翼军决心孤军乘胜向洪军猛攻。洪军由淡水败退后，集结于平山墟、白芒花整补。右翼军一鼓作气，拿下白芒花与平山墟，随后又直下海丰。右翼军进占海丰后，得悉洪军向潮汕方向溃逃，军心紊乱，士气颓丧，黄埔校军和粤军一部不待休整，乘胜攻克陆丰、汕头、潮安等地，击溃敌军洪兆麟、叶举两部。至此，右翼军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原定战略任务全部完成。

　　2月27日，东征军抵达海丰城。这座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军阀陈炯明的家乡。海丰城商民百姓们，不等东征军进城，就竖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犁头旗子。饱受风、潮、水、旱灾害之苦的种田百姓，早就想打倒陈炯明，建立农民自己的天下，以结束海丰“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的陈氏小王朝。

　　黄埔校军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士气更加旺盛，挥师直下新田、黄塘、曲河、棉湖、揭阳，随即进驻潮州。

　　这时，左路、中路的滇桂军在石龙停止了前进，按兵不动，与右路军烽鼓相望，却引兵不发，还暗中与陈炯明、林虎、洪兆麟信使联络，致使林虎能率兵1.5万余人转向揭阳，截击右路军之线的后方交通，然后又进逼潮汕，妄图借陈炯明的叛军消灭黄埔校军。杨希闵还有意将所部后撤，给进犯棉湖的敌军林虎、刘志陆部让路，使敌军从容集结其主力2万余人。他们从兴宁、五华一带企图抄袭黄埔校军的后路，想一举将黄埔校军消灭于揭阳、潮汕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军决定回师向西，先歼灭林虎之敌军。校军以教导第一团向棉湖前进，教导第二团向鲤湖前进。

　　3月中上旬，校军教导第一团到达棉湖地区后，很快与10倍优势之敌接火。由于兵力众寡悬殊，校军的作战打的非常艰苦。教一团全体官兵人人英勇顽强，与敌激战甚烈，伤亡极大。直至粤军第七旅赶到加入战斗，战局方渐趋于稳定。随即校军教一团进占棉湖，教二团占领池尾，粤军第7旅进至桐坑、狗垭等地，伺机攻击敌军。

　　3月13日凌晨，薄雾中的山岭上人群涌动。7时半，校军教导第一团在距离河顺约20公里的曾塘村与叛军王定华等部6000余众交火。敌人已占据东端高地，他们倚仗人数10倍于校军的优势，以大部分兵力向校军包围过来。两军相距不过200米，战斗空前激烈。校军教一团第一营、第三营为第一线，第二营和特种部队为预备队，战线延长到数里之长，曾塘村出现了裂隙，敌军乘机向教一团的指挥部扑来。何应钦团长急令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领第六连官兵用刺刀向敌人发起冲锋。

　　敌人势众，校军的许多士兵被枪弹击中，倒在水田里，摆在阵地上的6门炮都哑了火。蒋介石站在何应钦的团指挥所，质问炮兵连长陈诚：“为什么炮都打不响了？能不能再试一试？”陈诚急得满头是汗，忙跪下一条腿去调整炮位，装上炮弹后，亲自拉火，这一炮出乎意外地打响了，炮弹正落在敌阵里。接着又有几炮炸响在曾塘村的敌群里，10多个敌人当场被炸翻。已是精疲力竭的校军官兵振奋起精神，向前猛扑，将敌人赶出曾塘村。刘峙营长率第六连占据曾塘村后，立即布防，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11时30分，敌人增援反攻，数百名敌军从东南方向对校军猛烈夹击，校军官兵用排枪射击，以发挥整体威力。但是，阵地上的伤亡越来越大。

　　正在这时，35岁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率领着自己身边的人员投入战斗。这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指挥官，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924年10月，他到广州后，担任大元帅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善于对整个战争和每一个战役，用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在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攻守进退。据军事顾问们说，这次东征的进军时间和进程，与他的初步计划只差两三天。在东征中，两个团只有何应钦团长有一匹供坐骑的矮马，其余团长和高级军官坐轿子。加伦和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像士兵一样步行，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将军却站在士兵的行列里，冒着密集的枪弹带头冲锋。苏联红军不畏艰险和牺牲的精神在这些顾问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校军教导第一团在棉湖战役中与10倍于己的精锐敌军相遇，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以一当十，抗击敌军的进攻。全团损失惨重，伤亡半数以上，9个连长有6个阵亡，3个负伤，副连长、排长伤亡最多。如第三营，营党代表、副营长牺牲，3个连长2死1伤，9个排长7死1伤，士兵共385人，战后仅剩110人。活下来的人在战斗结束时又饥又渴，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和顺村战斗，教一团第一、第二营死伤枕藉。何应钦率30多人的卫队和1挺重机枪与加伦将军一道督兵奋战，白刃相接，杀声震天，敌人惊惧。这时，教二团官兵行至鲤湖，闻和顺方向有炮声，遂不待命令，兼程驰援。赶到战斗地点后，教二团在敌人侧后方进行猛烈袭击，直扑敌军司令部，策应了教一团，敌军全线崩溃，于黄昏时分向兴宁、五华败退。为了号召校军官兵鼓起勇气穷追敌人，加伦将军用洪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振臂高呼：“教导第一团万岁！”校军和粤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振奋精神，乘夜向兴宁、五华方向追击。

　　棉湖之战，黄埔校军以3000兵力战胜敌军林虎部2万劲旅。此役，打死打伤敌人900多人，击毙敌旅长张化如，俘虏敌团长黄济中，俘虏敌营、连、排长60多人，缴枪1600余支。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捷。此役是东征中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奠定了东征胜利的基础，扭转了整个战局。

　　3月15日，东征军行至河波镇，下午5时集合队伍，进行作战阶段总结。蒋介石、廖仲恺、加伦将军都高度评价了棉湖战役。加伦将军说：“俄国同志亲眼看见教导第一团勇敢战斗，在俄国红军中极好的部队才每能见着如此成绩。”“昨天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所少见，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由此我可以告诉我们国内的同志，中国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以胜利，因为教导第一团能如此奋斗。”说完话，他当场解下佩剑，赠给何应钦团长。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慰劳和犒赏部队，每个团奖励1000元钱。

　　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后，再攻兴宁、五华。五华、兴宁为陈炯明敌军的重要根据地，林虎率部企图聚众固守。黄埔校军和粤军决心除掉敌人这一根据地，对五华、兴宁发起强攻。因敌众多，校军采取迂回攻击，从小路夜袭五华。五华之敌军仓促应战，不久，向东败退。五华城为校军所占。校军命令教一团为该城警备，教二团与粤军一部攻击兴宁，激战数小时，兴宁被克。在东征军连克数城的威慑下，水口、梅县方面之敌军不敢恋战，全部退至梅江以西。惠州守敌见大势已去，遂向东征军联系投降事宜。

　　至此，东征军之右翼校军与粤军征战近两个月，解放了潮、汕，把军阀陈炯明的王牌军洪兆麟部6万余众打得落花流水，将其击溃并逐出广东。敌军首领林虎、王德庆、刘志陆几乎被抓获，仓皇逃出广东省境。陈炯明于2月26日由汕尾逃往香港。不到两个月，东征军就荡平了东江，扫平了潮、梅地区。

　　第一次东征，是国民党党军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校军当时面临的形势严重，所以东征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不但威信扫地，生存亦成问题，以后的发展更无从谈起。校军第一次出战，初露锋芒，打出了军威，极大地提高了黄埔军校与校军的威信。从此，以校军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军从小到大，自成系统，成为一支对广东局面有着决定作用的武装力量，促进广东各系军事力量团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

　　第一次东征，驱逐了盘踞东江流域的叛军陈炯明，平定了东江，稳定了广东局势，为以后平定杨、刘叛乱及第二次东征与南征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胜利，连同孙中山历次的东征讨贼、平定商团叛乱、第二次东征与南征等，统一与巩固了两广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这次胜利，也极大地打击了因孙中山北上与逝世一度嚣张的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反动气焰，对广东各军阀起到了闻风丧胆的心理威慑作用，坚定与鼓舞了广东与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事业的信心与决心。

　　第一次东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政治工作制度实施于军事工作与战斗的战役。这次胜利，充分证明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在以后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以及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此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政治工作的威信。这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黄埔校军在第一次东征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第一次东征取得胜利，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和所有革命军欢欣鼓舞。就在这时，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还在第一次东征出发前夕，孙中山正在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活动。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主张“换汤不换药”，仍由军阀执掌专制政权，继续维持反动统治。他把孙中山请到北京，是看作南方军阀的代理人。而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是希望孙中山利用他的影响，把南北两方面的进步势力团结起来，瓦解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到北京后，却遭到了冷遇，他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被段祺瑞一伙军阀束之高阁。孙中山本来有相当严重的肝病，到北京后因劳累过度，加之受了刺激，因而病势加重，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孙中山先生的病逝，在南方革命政府内部出现了“谁继承孙中山”的问题，当时大元帅府仍然存在，谁也不敢自命为继承人，也提不出一个合适人选，于是只能由秘书长胡汉民代理。胡是国民党右派，同共产党不打交道，与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也貌合神离。加上蒋介石也对“大元帅”的职位垂涎三尺，于是国民党内部出现重重矛盾。各派军阀出于权欲，趁机割据。广东一个省，一下子就出现了10多路司令，如驻在东关的刘震寰，西关的廖行超，北江的赵成梁，石龙的曾万钟、杨池生、杨如轩，还有人数众多、控制广州市中心区，号称“3万雄兵”的总司令杨希闵，等等。其中以杨希闵、刘震寰两支势力最大，他们心怀叵测，又与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暗中勾结，阴谋策划发动军事叛乱，图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吞并东征果实，控制广州局势。杨希闵、刘震寰以为发难机会已到，准备西联云南唐继尧，北联军阀段祺瑞，图谋割据广东。杨希闵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调兵遣将，首先在广州宣布戒严，阻挠东征军右路军回师广州，挑起了一场针对革命军的不义之战。

　　广州形势突然间异常紧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的坚决主张下，广东革命政府命令黄埔校军等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部。

　　从兵力对比看，平叛的革命军占有绝对优势。广州参加叛乱的滇、桂联军部队大约有2.5万人。而在革命军方面，参加平叛的有谭延闿、程潜、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将军的部队和黄埔校军，总计有4.7万余人。这时，周围的政治军事环境也有利于革命军。在潮汕方面，地方军阀陈炯明部洪兆麟师4000人已退向福建，林虎部6000人败兵退缩到梅江以西，短期内都暂时无力反扑；南宁方面，范石生部与李宗仁部汇合后约1万余人，挡住了唐继尧进攻广州的去路；粤西方面，邓本殷部7000余人一直保持中立。

　　5月21日，黄埔校军官兵、师生冒着酷暑，奉命兼程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

　　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多是一些烟兵赌将，军官比士兵多，烟枪比步枪多，步枪比子弹多。无论官兵，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或手枪，一支是鸦片烟枪。这些部队的官兵虽然在平时散漫，但打起仗来还能抵挡一阵子，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战场经验多，火线上沉着。他们在阵地上一边打仗，一边抽鸦片烟，能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地抽烟，烟抽足了，过瘾了，就能玩命冲锋。黄埔校军当初不知当面敌军的这个特点，猛打猛冲，在瘦狗岭和白云山一带激战，但收获不大。打了一天硬仗，战局仍处于胶着状态。

　　第二天，黄埔上游猎德炮台，由代总队长张治中率领的黄埔校军2000多人组成的突击总队，准备从这里强渡珠江。珠江里停着年久失修的飞鹰军舰，虽然机器发动不起来，可舰上的炮还能使用，于是决定利用军舰上的大炮开炮助威。

　　黄埔校军的官兵们冲杀向对岸，直杀得当面之敌人仰马翻。飞鹰军舰上的炮发挥了重要作用。舰上的炮既老又旧，虽然能打响，但射程不远。有一发炮弹落在广九路车站的敌军司令部。那个号称“滇桂联军总司令”的杨希闵，正与他的同党、大军阀赵成梁一同吃饭。炮弹刚好落在离饭桌很近的地方，赵成梁被炸掉了半截，当场死亡，杨希闵侥幸没有中弹，但也吓得够呛，再加上前线接连告急，于是匆匆收场，把赵成梁的尸体搬回广州市内。杨希闵一到市内，便成了孤家寡人，狐群狗党们见他在前面吃了败仗，一个个都滑脚早溜了。杨希闵见大势已去，只好丢盔弃甲带着几个亲信逃进了沙面租借地，在广东的滇军至此全军覆灭。桂军刘震寰原来也有4000兵力，滇军溃败后，他率部退到西村，黄埔校军已在这里等着他了。桂军还未喘过气来，就遭到一阵猛打，结果全部缴械投降，刘震寰狡猾得像只狐狸，一看形势不对，早已作了准备，化装逃出广州。

　　革命军于6月15日克复广州。在广州工人和各地农民的支援下，迅速平息了杨、刘叛乱，使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消灭滇桂军杨、刘叛乱的战斗结束后，为了收容俘虏，安定市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革命军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中抽调了一部分骨干，组成全副武装的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少数是青年军官中的积极分子，由共产党员李之龙为队长，左权等是这个队的成员，他们统一穿黄咔叽军服，俄式军帽，穿皮鞋，扎绑腿，步伐整齐地进入广州市，维持社会治安。具体任务是：安定民心，防匪防盗，驱逐散兵游勇，稳定社会秩序。他们走上街头，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迎。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提议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原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于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担任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将湘、滇、粤、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第3、第4、第5军。程潜领导的攻鄂军与豫军、赣军等部也先后奉调回广东。

　　当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叛乱时，粤东的军阀陈炯明又死灰复燃，乘机重新占据梅县、潮汕、惠州等地乃至整个东江地区，而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也配合陈炯明的进攻，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分左、中、右、侧4路，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企图推翻国民政府。

　　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10月初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任东征军党代表，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在此之前，广州革命政府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部队和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东征军组织3个纵队，3万多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第一纵队，担任右翼，纵队长何应钦；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为第二纵队，担任中路，纵队长李济深；攻鄂军和豫、赣、潮梅各军（不久，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为第三纵队，担任左翼，纵队长程潜。

　　出征前，周恩来亲自组织东征军政治部宣传队总队，宣传广州革命政府的政策以及此次东征的意义，发动民众支援东征。东征军全体军官人手一册《重征东江训诫》，主要内容有：“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革命军此次出征的口号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并提出“十不怕”：“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

　　10月1日起，东征军陆续出发，出广州，向博罗、惠州前进。10日，第一纵队到达博罗、惠阳地区。与此同时，第二纵队也进抵官桥、永湖一带，第三纵队到达博罗附近。

　　惠州战斗，是第二次东征整个战役中的硬仗。惠州分东、西两城，高大坚固，号称东江天险。东城外有一条8米宽、4米深的城壕，西城三面环水，一面壕沟。西门面临西湖，只有一条窄路通到城脚，窄路的两边都是很深的湖水。北门地形比西门好一点，但也要通过北门桥，由桥下徒涉，才能逼近城垣。城墙外侧都以大石块砌成，城门上设有了望塔。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塞，在过去历次战争中，从未被攻破过。第一次东征时，东征军绕过惠州城，直奔潮汕。当时驻守惠州的杨坤如部曾表示归顺革命政府，但当陈炯明重占东江后又反叛，并修筑防御工事，加紧备战，将城郊的民房和西湖的景物夷为平地，砍光城墙附近的树木，布满竹栅等障碍物，城墙上备足石灰包，架起机枪。晚上，点燃火把，照亮城外。

　　东征军于10月13日到达惠州城郊飞鹅岭山脚下，集结待命。蒋介石亲至飞鹅岭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东征军的野炮、山炮、机枪向选定的目标射击，枪炮声密集，如过年的鞭炮连成一片。有的部队已经展开攻击战，有的部队组织连长以上军官到飞鹅岭观战。

　　先发起攻击的第一军攻打的是惠州城北门和西门。战斗前夕，第一军专门组织了敢死队，第三师各团各选士兵150名，第二师第四团挑选士兵200名，共650名，“所有先锋队队员每名犒赏三十元，再先登城者，得头等奖洋一百元”（《挑选先锋队攻克惠州城令》）。激战中，攻城部队伤亡惨重。“十三日令总攻击，炮射惠城皆中要隘。敌以机关枪扫射，先锋迫城者死伤枕藉，第四团长刘尧宸中将，竟中弹亡，士兵抱痛愈奋。十四日，炮向北门及左右侧防御机关猛烈射击，掩护冲锋者前进，众乘势倚梯肉搏以登，前仆后继，而飞鹅岭纵队同时夹攻。敌势不支，纷纷东遁，而海丰、陆丰、河源、紫金、老隆，凡入潮梅要冲，次第悉平……古所称天险惠城，三年攻之，不足一日陷之有余。昔何其难，今何其易欤？”（《黄埔东江烈士墓碑》）

　　10月14日下午4时，东征军完全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惠州之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的一次关键战役，在整个东征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东征军夺取惠州后，乘胜前进。右路军于10月下旬攻占海丰、陆丰，31日克复兴宁，11月初收复潮、汕。中路军于10月下旬攻占紫金，28日占领五华，11月初进至揭阳，克复饶平。左路军于10月23日攻占河源、老隆，11月上旬攻取梅县，11月初克复大浦，肃清敌人。

　　东征军势如破竹，敌军节节溃退。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回到梅县，在县女子中学礼堂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讲话，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官应该懂得天时、地利、人和，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带兵打仗。比如春天涨水季节，东江水面宽，水又深，没有船只是不能渡江的；冬天是枯水季节，江面窄，水又浅，就可以徒涉了，这就叫‘天时’。春天水涨到岸边，利用北岸作为防御阵地，这是天然阵地；冬天水退了，应用沙滩接近江面的地形构筑防御工事，用火力封锁江面，敌人要想徒涉过江，就要付出代价，这就叫‘地利’。东江的民众痛恨逆军，我们是革命军，遵守纪律，一不扰民，二不拉夫，买卖公平，军民合作，这就叫‘人和’。我们面前的敌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程潜这种及时总结作战经验，现地论说战法的讲演，对刚从军校毕业的黄埔生从此走上军事指挥官位置后的指挥艺术影响甚大。

　　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抵达汕头，第二次东征大功告成。至此，革命军行程300多公里，共消灭敌军1.2万余人，俘虏6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8000多支，收复了全部东江和潮汕地区。陈炯明从此一蹶不振，蛰居香港，1933年9月病死。

　　第二次东征之役后，东征军又回师助剿南路军阀邓本殷。革命军渡海作战，消灭残敌于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获得完全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革命军在第二次东征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是役死事同学58人，士兵178人”。在惠州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词：“今天是我们很悲痛的日子，我们的悲痛拿什么来安慰？我们只有努力继续已死同志未做的工作，不是我们最后的成功。诸位同志，我们知道今年春间，用了两个团的兵力把淡水、棉湖、兴宁攻下，成了很好的荣誉。我们……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持枪站立在操场上的东征军官兵向天空鸣枪，为牺牲的烈士致哀。(1925年10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