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四)

　　第七章  成人之美，值星官知禁开禁

　　生死善恶，神秘老人茅舍论道

　　盛夏的一天，少校中队长带我去西安出差办事，同学们都以羡慕的眼光询问我：“去干什么？”我说：“不知道”。 不论去干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离开西安城一年多了，今天能旧地重游，这好机会多难得啊！一年前，自己还是一个无业游民，而眼下已成了一个戴“军校学生”领章的军官学生，感到是件幸事。古城西安的泡馍是有名的，泡馍馆随处可见。中队长请客，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少校队长是黄埔老大哥，也是北方人，曾问我其味如何，我答不出所以然，只能连声说好。这次出差，其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惟独泡馍给我留下终身不忘的印象。

　　秋末冬初，天气越不好，野外科目就越多。当银装素裹的时候，盼望在讲堂里上课，但事与愿违。同学们穿着夏装短裤在野外搞排连攻击演习。一声令下，匍匐前进，与大地和白雪接触，本来快要冻僵的腿，在雪地里爬行也并不觉得冷，听到冲锋号，大家就像疯了似地拼命向前冲。过后，同学们议论起来，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冻得难受，为了取暖，才有这股子冲劲。这是老实话，说得好听些，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嘛！

　　入军校以来，这次是进行第六次实弹射击。前五次用的都是汉阳造七九步枪，而今使用的是捷克式步枪，这种步枪有游标，只要调整好游标与命中物的距离，再与准星对直，命中率90%以上。教官专门讲解了《弹道学》，射击距离、角度及空气阻力等数据的运算可以帮助瞄准，百发百中，当然实践经验至关重要。

　　1940年元旦已过，才发下棉衣。但在野外演习中穿棉衣冲锋陷阵，热得又想脱掉，不脱，汗湿了周身更寒冷，真是穷命；没有棉衣难受，有了棉衣更难受。接着是毕业前各科目的考试，而且，测绘学、战术学、筑城学还涉及有计算题，数学一窍不通的同学就感到很难过关。我在私塾学了六年，根本没有上过数学，也感到没有把握及格。

　　快要毕业了，校方给每人发了一套灰呢军服、一顶德国式钢盔。“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同学们节假日穿呢子军服，高筒马靴，真的很神气很威武。外出的黄埔军校学生，人人都是姑娘们注意的对象。平时，学校里经常有女青年来约会朋友，上级再三禁止在校谈恋爱，但总避免不了有“漏网之鱼”，因此而坐禁闭者经常不断。

　　有一次，轮到我当中队的值星官（见习），代理区队长处理一周的一切事务，我披着值星官的绶带，腰系手枪，带两名同学到营房后门站岗，其中一名同学平常顽皮捣蛋是出了名的，大家都送他一个别号“淘气”。 上岗20分钟后，“淘气”大声喊叫：“报告值星官，有三名大姑娘向这里走来啦！”我马上说：“值勤时不要淘气。”“淘气”毫不示弱，用手指向前方说：“你看！”我一看，果真来了三位女学生，看样子像是来找人的。她们分别问我：“请问某某在吗？”我一听是二、五、六班的三位同学，当时这使我甚觉为难。因为学校条令规定不准同学谈恋爱，但我也不能主观臆断来人与同学的关系。我考虑到，女孩子已经找上门来，从西安到王曲这么远，也不容易。身为值星官，有权处理一切。我当即回答说：“他们在上课，请你们稍待，我去找他们来！”接着我就去找这三位同学去了，不一会儿，这三位同学就不约而同地来到女青年面前，我说：“五分钟时间，抓紧！”这三位同学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值星官”破例照顾的面子。

　　事后我反复考虑，这次让同学们“会客”，是犯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晚饭后，我主动找区队长作了汇报。区队长态度很严肃，但没有发火。他说：“你这值星官权力不小啊，你觉得这件事算不得什么。但你是军人，是值星官，这就严重了。这样吧，你值星官有权力处理那件事，也有权处理自己的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罢，叫我回去考虑。

　　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决定自己走入禁闭室反省三天。结果，在里面反省了一天，区队长就来解救了我，并且一再表示要遵守铁的纪律，如果在战场违纪，可能不是主动请罪坐禁闭，而将会受到军法制裁！

　　毕业在即，我们总队举行军事演习，几千人行军来到陕西凤翔县，扎营安寨。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外，同学们各有各的收获。因为离开学校后，行动相对自由多了。我结识了一对很神秘的老年伴侣，老先生早年参加革命，反袁护法，风华正茂时已功成名就。中年从政界急流勇退，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直至告老还乡。他经常与我讨论生死、善恶、福祸、爱憎这方面的问题。娓娓道来，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给你阐述；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能拿古今中外的实例加以佐证，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如醍醐灌顶，让人得到启发。对我一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面对逆境。

　　这天老先生为我饯行，伯母下厨做了一顿陕西风味的泡馍和几个菜，并备薄酒以示慰劳。伯母说：“日本鬼子，总有一天会被消灭。两座山碰不到一块，我们总有相见的机会。只怕这一别，我俩寿命等不到那一天啦！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祝二老健康长寿，我们会后有期……”告别二老，从此天各一方，他们肯定已不在人世，他们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了吗？但老先生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第八章  这山望着那山高，军校毕业考航校

　　浪里淘沙，应了“天马行空”

　　演习结束后，回到西安王曲，准备毕业考试。考试内容包括野外勤务、攻防退为主的战法；各种队形变换，指挥刀的应用；各种报告词的实际运用；测绘、筑城、战斗、战役、战术、战略的设计；兵器的原理；各种军事条令的背诵；军史、军制；军兵种的联合演习计划书的制定等等。总之，作为一个下级军官必备之条件及知识均纳入考试范围。经过紧张的复习，我毕业考试终于门门过关，而且名列前十名，被奖励为勤学优秀学生。

　　毕业典礼临近，原先说蒋校长亲临参加，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天子门生”， 无比光荣。能见到校长，当然高兴。结果未能如愿，蒋校长委托总参谋长白崇禧代表他参加毕业典礼。蒋纬国也列席坐在主席台上，听说他刚从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回国，也算是军校十六期毕业学生。此次回国参加毕业典礼后，将赴美国继续深造。

　　毕业典礼由校办公厅主任、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罗历戎主持，七分校主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西北王”胡宗南陪同白崇禧检阅毕业学生。当时学校的领导吴允周、陈子干、顾葆格、陈鞠旅、王超凡、周士瀛、胡长青等均在主席台上。军乐声中，同学们列队正步通过检阅台。

　　军校毕业，意味着授予了陆军少尉军官的军衔。军官制服、武装带、佩剑、金色领章、皮靴一应俱全。有的同学领章用黄金打造，金光闪闪，神气十足。佩剑出鞘寒光逼人，刀柄上刻“不成功便成仁” 六个大字，昭示军校毕业生要为国立功，如被俘就要杀身成仁，决不做俘虏。军校毕业后，照像、上街兜风，着实风光了一段日子。

　　从报上得知，在日本人指使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个大汉奸头子在青岛合谋，决定合并现有的伪政权，成立伪中央政府。1940年2月，农历春节期间，我约了几位同学到西安去玩，在大街上无意中见到墙上有红纸黑字告示，是航空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我被这“航空” 两字吸引着，又仔细看了一遍招生广告。我认为自己的年龄、学历都符合招生条件，关键是体格检查了。我想，这是机会来了，为什么不去一试，万一考上了，开飞机上天，难道不比现在当陆军军官强多了。我暗中准备，从报名到考试、体格检查，非常顺利，尤其是招生的人对刚毕业的黄埔学生十分欢迎，并嘱大家树立信心，建设空军，为祖国效力。我与一位姓梁的同学被录取了。

　　有一天，我到西安广播电台，向一位山东同乡辞行。无意中与二哥王仲懿巧逢。二哥刚从部队来，调往四川成都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路经此地。他对大后方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极为反感，认为前方将士为抗日流血流汗，后方却沉浸在纸醉金迷的奢侈腐化之中。但这种现象，谁又能扭转呢？二哥由于急于入川，我们未能畅谈，我告诉他入航校一事，他劝我安心从基层干起，不要好高骛远，飞行员虽好，但淘汰率大，危险性高，要我三思而后行。我决心要驾机飞越长江、黄河，向盘踞在我国的日寇俯冲投弹，把他们消灭干净，这就是我当时的唯一想法。

　　去航校要东经宝鸡，过渭水，翻秦岭，走栈道，登剑门关南下，进入四川，经广元、绵阳进入天府之国的成都，然后经内江、宜宾进入云南，抵达昆明行程共两千多公里，费时近一个月。

　　昆明这个边陲城市，一年四季如春，比西北的气候暖和多了。从西安出发时，身穿棉衣犹冻得发抖，来到昆明，就得脱掉棉衣，穿毛衣就行。航校设在飞机场附近。一进航校大门，就看见旗杆墩上让人注目的大字：“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这种鼓励词显示了空军飞行员的豪迈激情。在校本部住了一夜，次日到祥云县云南驿航校初级班学习。初级班是培养空军初级飞行员的学校。从此，我正式加入空军队伍。

　　进入航校后，紧张的体能训练和课堂飞行理论课，让同学们忙得连写封家信的时间都没有。不过伙食挺好，每餐四菜一汤，中午还吃水果，比起在黄埔军校来，真有天壤之别，深感这是航空飞行员身体素质必需的营养物质，否则体力智力都难以维持。

　　空军在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中，是刚刚起步的一个兵种。军阀割据时，张作霖的镇威军建有东北航空处，由张学良为督办，有几十架飞机。桂系李宗仁、皖系孙传芳都有航空队。蒋介石握权后，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空军总指挥部和航空委员会。1932年，“中日上海停战协定” 签订不久，全国一致提出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充实与加强空军建设。在这一形势下，将航空委员会扩大为航空署，以葛敬恩、徐培根为正、副署长，同时又派葛署长兼任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自兼）。航校设在杭州笕桥，航空署也设在杭州，当时聘请以团长裘伟特为首的美国航空顾问团在校协助训练。抗战爆发后，中央航校迁至云南昆明巫家坝飞机场附近，由原来只培养初级飞行员的航空学校扩大为可培养中、高级飞行员的中央航空学校（后改为空军军官学校）。航校于1935年起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聘请意大利顾问任教官，到抗战前为止，共办了十一期，毕业初级飞行员七百多人。同时还有空军机械学校和空军参谋学校，培养机械、通信、参谋人员。另外还在四川成都建立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初中毕业学生。

　　空军从1935年起统一编制，集中力量，由军事委员会空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编成9个空军大队，每个大队辖2—4个中队。第一、二、八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三、四、五大队为驱逐机大队；第六、七大队为侦察机大队，加上直属中队，共31个中队，总共有各式飞机600多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空军总指挥部由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中央航校校长是蒋介石，实际负责的是教育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王叔铭。

　　在祥云县云南驿这个山清水秀的偏僻小镇，开始的一个月在课堂上学飞行理论，然后学飞行。当时飞行用的是初级教练机“费力特”。地面实习阶段，大家对飞机的好奇心实难言表，飞机驾驶舱内复杂的仪表让人眼花缭乱，飞机的构造极为精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驾驶的。第一次上飞机叫“感觉飞行”，教官在后座，教练按程序操作，打开仪表灯，检查各种仪表是否处于正常运转状态。然后开启开关，踩油门，发动马达，起离合器，飞机慢慢在跑道加速，然后抬操纵杆，飞机平稳离开地面，提速，升空，飞机轻飘飘地向前飞行。第一次驾机腾空的感觉至今犹记得清清楚楚。后来，觉得开飞机也不是那么神秘莫测的，但要运用自如，却不是那么简单。由于教官的讲解和引导，飞行时间积累7个小时后，我就被放单飞了。

　　由于我勤学苦练，做梦也在放飞，仪表记得烂熟于心，而且学会各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所以多次得到教官的表扬；虽然算不上尖子，但在全中队同学中也是佼佼者。一些大脑不灵活的同学，被教官发现问题后，就罚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围着飞机场跑几个圈子，弄得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我属于侥幸者，从没挨罚过。

　　在学习期间，日本飞机空袭云南昆明，我们在防空警报拉响之后，不但不能继续训练，反而将飞机飞到别处去避难，再加上燃油供应不上，只得飞飞停停，这就延长了训练时间。

　　初级飞行的淘汰率极大。 每个教官带6名学生，我这一组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七筛八选，只留下我与另一名同学，另4人被淘汰出局，改行搞空勤。考试制度与规矩异常严格，主考官是美国顾问，由于语言障碍，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我们只好用手势、纸笔帮助沟通信息。从中我学会了不少简单会话词语，是众多学生中英语成绩较优秀的一个。

　　航校第十四期初级班结业了，大家准备离开祥云县云南驿，日期未定。我们向教官借来美空军穿的咖啡色呢子飞行服，坐上赴缅甸方向的便车，进城照相留念。原来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我这“土包子”第一次穿，不会打领带，临时想出一条妙计，随便抓了一条围巾往脖子上一套，就完成了照相任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