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九

化解僵局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调整战略  “叶九条”宣示和平统一

　　《告台湾同胞书》出台前后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台的。

　　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众所周知，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岛实施了炮击和封锁，虽然打的是蒋军，但主要目标是打击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炮击金门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与外交斗争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成功地把握了战争的发展方向，稳操战争主动权，既严惩了蒋军，又挫败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扞卫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1978年末，中美两国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海峡，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当时同意了，同时美国政府也撤消了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废除了1954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既然外国势力撤出了，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用和平商谈的形式解决。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的声明。

　　《告台湾同胞书》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分析了中美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情况的新变化，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岛内情况在两岸分离30年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台湾经济发展较快，生活水平较高，多数民众安于现状、求稳怕乱，不希望重起战乱；另一方面，岛内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跟随国民党去台的大陆籍老兵及其亲属要求两岸统一、早日结束骨肉同胞被人为分离之悲剧的呼声越来越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亦实事求是地根据台湾岛内实际情况的变化务实调整对台政策，正式提出了“和平统一”战略，取代了过去“解放台湾”的提法。《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和平统一”战略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与宝贵思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就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我经济建设的需要，曾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并设计了隐含“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内涵的“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案，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等由蒋介石安排，台湾所有军政和经济建设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等等。这些宝贵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描绘了一幅壮丽蓝图，国共两党也通过多方渠道进行了多次的私下秘密接触。但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和政策严重干扰下，对台政策再度退回到“武力解放”，两岸关系也转趋恶化，严重干扰了对台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进程。《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战略是对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告台湾同胞书》于1979年新年发表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开头这样写道：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

　　情真意切的开头是起草者谭文瑞独具匠心的佳作。这位时任《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至今仍记得，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委托他起草时特别嘱咐过：“要以平易的而非教训人的语气娓娓道来；要半文半白，而不能用平常的社论语言”。谭文瑞的理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对方听得进”。

　　《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了两岸隔绝多年的悲剧。“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了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做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期望两岸早日结束军事对峙，并首次提出“三通”的构想。30年后，“三通”果然成真。

　　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上, 《告台湾同胞书》则提出了较为灵活的意见：“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1979年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在《告台湾同胞书》的右上方，还有另一篇配文：“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

　　《告台湾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和思想，包含了和平统一的主要政策。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于1982年1月说：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根据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经过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实践，我们党和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一方针政策既考虑到国家统一的民族利益，又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宣告了两岸关系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随着两岸关系和台湾形势的发展变化，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这次讲话精辟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八项主张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和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在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台工作新主张。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了“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的重要主张。

　　2008年4月29日，胡锦涛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指出，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告台湾同胞书》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主张，再次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30年风起云涌，30载沧海桑田。中华儿女长期奋斗，同心戮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从隔绝、对立走向交流、对话，排除各种艰难险阻，沿着和平稳定的方向不断前行。

　　“叶九条”出台前后

　　1980年元旦，作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政协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仔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会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巨大震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博大的胸怀，也体现了祖国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怀。“叶九条”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普遍欢迎。

　　耿文卿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他见证并参与了“叶九条”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耿文卿回忆道：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我这里就其内容作些解释。

　　第一条提两党对等谈判，而不再提中央对地方谈判，这是基于当时形势的考虑，便于台湾方面容易接受。所以我们提出双方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消除敌对状态和两岸间长期的军事对峙局面，寻求第三次合作。

　　第二条讲的主要是“三通”问题。当时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尤其是台湾老兵要求回家探亲的愿望日甚，打破两岸间的隔离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潮。

　　第三条和第四条说的就是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内容。即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也就是说，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还是实行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谁也不改变谁。

　　其中，第三条的“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是后来叶帅改的。原来的提法叫“台湾可作为特区”。但大陆叫“特区”的地方比较多，我们沿海的几个城市都叫“特区”，如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我想叶帅把台湾叫“特别行政区”，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特区”。

　　第四条的“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一句，是邓大姐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或没收，或公私合营，最后改造成为国有。台湾同胞对此顾虑重重，认为我们还实行这样的制度。邓大姐在审阅时很细心、很周到，她针对台湾同胞的顾虑，特意加上了这一句。

　　第五条里的“政治机构”一词是叶帅在审阅时加的。后来发表的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当时有人对第六条“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一句持有异议，认为台湾经济比我们好，我们的外汇储备还不如台湾，怎么还由我们来补助？我认为，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心意，二是我们相信也有这个能力。其实这句话早在60年代，我们就说过。1963年，周恩来将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就是我们的4条对台方针政策。其中，第二目讲的就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

　　第七条“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借鉴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通过一些两岸联系人（两岸都能传得上话的人）互通信息。当时，台湾方面传来信息，称有些去台人员想回大陆定居，但又怕遭到大陆的歧视。毛主席对此很重视，特别批示：“大陆去者，愿留台听。如愿回归故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负责妥为安置，决无歧视之理。”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去台人员的顾虑写的。

　　第八条“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是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增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开始搞活，台湾企业界人士很想到大陆来投资，但又不知道大陆在这方面的有关政策，所以迟迟不敢动作。谷牧副总理加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消除台商投资大陆的顾虑。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