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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十 东征军的华阳之战

日期:2013-11-01 17:06 来源:《黄埔》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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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十星期二

  1925年10月27日,进军途中的东征军在华阳镇和陈炯明叛军激战。战后蒋介石曾说:“华阳一役,为成败最大关键,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

  随着1925年10月惠州之战的结束,为扫荡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蒋介石拟定了兵分三路分道进击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何应钦为右翼军指挥,率第一纵队沿永湖、白云市、赤石、梅陇,进攻海丰、陆丰;李济深为中路军指挥,率第二纵队沿淡水、平山、三多祝进攻紫金、河婆;程潜为左翼军指挥,率第三纵队沿东江西岸北上,进攻河源、老隆。蒋介石则率总指挥部由平山、三多祝攻略普宁、揭阳,进占潮安。

  三支部队于10月17日依次出发,按计划向前顺利推进。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第一师于20日到达赤石,22日占领梅陇,下午进入海丰城,在击退叛军洪兆麟的反扑后,23日歼敌于公平,又乘胜占领陆丰。

  李济深率领的第二纵队先抵达平山,占领三多祝,又攻陷紫金。程潜所率第三纵队也于22日涉水进攻河源城,次日即占领老隆。

  蒋介石和东征军总指挥部10月20日由惠州启程,过惠阳,经马鞍、平潭、于下午抵达平山。21日,平山农会及工商学界开会欢迎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十分感动,致谢辞说:“陈、杨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人民相助”。

  在第二纵队驱逐了新庵圩叛军后,蒋介石判断中路是陈炯明主力所在,于是决定由埔新进攻龙窝。正当中路军前进之际,与广东革命政权敌对的军阀邓本殷见有机可乘,便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竭全力向广州进攻,以图减轻陈炯明叛军的压力。25日,邓本殷部主力约万余人与留守的国民革命军陈铭枢率所部三个团相遇,陈铭枢虽拼死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连忙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与李济深商议后决定,由李济深率第二纵队中的第四军主力回援广州,蒋介石率领一个独立旅及两个补充团左右的兵力继续向河源前进,留第四军的十一师在紫金待命。

  这时,蒋介石得到报告说,陈炯明叛军集主力于紫金、蓝塘、河婆一带。见第一纵队已攻占河婆,第三纵队的主力也已经出河源到达老隆,蒋介石便调第一纵队第三师为第二纵队的前锋,以加强第二纵队的力量。奉命而来的第三师原系粤军许济旅,1925年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中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党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军长。9月20日,由原来的建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四师(师长许济)整编成立第三师,编入第一军,由谭曙卿任代理师长。这次参加的部队有第三师第七、第八团和补充团(另有其他说法)。其中,补充团团长张我东奉命留守深圳,其补充团团长职务由周保山代理,而王逸常被临时调任为该团党代表。虽然新成立的第三师训练时间不过一个月,但在东征的战斗中确有上佳表现。

  布置妥当后,蒋介石遂跟随谭曙卿的第三师推进。27日下午,东征军指挥部到达羊高圩,此地距华阳约20里,忽然接到前方谭曙卿派通信兵送来一份急报,内称第三师被敌军包围于距华阳10余里的塘湖地区,形势危急。

  原来,谭曙卿事先没有探明敌人虚实,也没有作周密部署,更没有开军事会议,就贸然率3000多人向华阳前进,结果与叛军林虎部的主力黄任寰、黄业兴、王定华三部共约1万多人遭遇(另有3万说)。这股叛军战斗力较强,被广东民众称为“三黄散”(由于在广东话中“王”的发音也读成“黄”)。“三黄散”发现第三师是孤军深入后立即展开迂回攻击。敌军火力超过第三师数倍,兵力上也占据优势。战斗一开始,谭曙卿命令第七团、第八团抢占莲花山的一处高地,但莲花山的高地早已被敌军占领,第八团遭到敌军的猛烈还击,官兵死伤甚众。谭曙卿命令补充团投入战斗,很快也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在向西突围时,第一补充团团长、共产党员周保山及其代理团长车鸣骤(三期生,时任第三师第四团第八连党代表)等8名连长、8名连党代表和1000多名士兵先后阵亡。战斗开始两个小时后,叛军向第三师合围。

  第三师即将溃退之际,蒋介石立即派陈赓(一期生)去向谭曙卿传达命令,要求第三师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蒋介石也随后立即驰往华阳督战,想要激励官兵阻挡叛军的猛攻。谭曙卿得令后,亲率部队据守一高地拼死抵抗。但敌人攻势很猛,第三师第七团第五连党代表周玉冠(三期生)在率部坚守高地时腹部中弹牺牲,年仅25岁。蒋介石见情况危急,急命陈赓向谭曙卿传令:凡退却者,不论官兵,一律军法从事。但是在优势敌人的强大冲击下,第三师已守不住阵地,一些官兵开始向后溃退。在他们的带动下,连蒋介石的东征军总指挥部里的人也开始逃跑。

  看到林虎的部队已经迫近,陈赓一面指挥部属对追兵进行阻击,一面背起蒋介石撤退。陈赓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到达一条河边后,连忙找到了一条船,把蒋介石放在船舱里,飞速划到了河对岸,又背着蒋介石一直退到了羊高圩附近,才在一片凹地里潜藏起来。叛军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发现东征军总指挥部后,以为东征军大队人马就在附近,加之东西南三面都有东征军部队,所以不敢穷追深入,携着战利品向安流方向退去。

  天黑后,陈赓往前去侦察道路,恰遇闻讯前来接应的古大存。这位古大存在第一次东征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张民达师战地政治宣传队负责人,后留在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担任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此时正率领农民奉命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见到陈赓后,古大存立即组织力量护送蒋介石等人到东征军总指挥部会合。对此,蒋介石曾感慨地回忆说:“终夜思虑不能安眠,明知逆敌决不敢穷追,而心犹不安,败仗对于精神之影响如此也。”又说:“凡至忧患之时,见有舆情喁响,聊堪自慰。廿七之夕,如无土人前导,其有幸耶?”

  安顿下来后,蒋介石马上收集第三师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并组织反击。他写了一封信,命陈赓火速交给何应钦。陈赓于深夜经过崎岖的山路,至第二天正午才找到何应钦,报告华阳方面第三师失利的情况,何应钦立即派了第一团去接蒋介石。为此陈赓累得一连睡了两天两夜。

  28日凌晨,蒋介石分令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第四军第一、二、三支队(以上两部在紫金县境),第一军第一师何应钦部(在河婆),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退至羊高圩)分路将退至五华县安流、双头等处的林虎、刘志陆、李易标等部重重包围,将其完全打败,取得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的战果。蒋介石认为,这是“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

  有人认为,此次东征军作战失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负责此地区作战的第二纵队由于需要支援南路,导致进攻兵力减弱。二是“因惠州作战胜利,轻敌冒进”。蒋介石曾对总指挥部的人员讲:我军惠州一役,足使陈逆丧胆,现在我攻击各路,均呈破竹之势,扫平东江全境,当在指日之间。而在进军途中,第三师曾侦察到叛军在塘湖一带构筑工事,蒋介石却误认为这是叛军在掩护退却。三是对地图未加核实。如蒋介石布置的左右两翼,地图所标只距离10里,实际有40余里,故无法及时赶来支援。蒋介石自己在总结时认为,此次失败有两大教训:一、兵力须集中,应以万人以上作一路;二、注意敌军败退时其最后抵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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