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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忆往

日期:2012-01-01 14:13 来源:《黄埔》 作者:安毓淼(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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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长

  我们在学校,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个队的队长。在军校接受教育和训练,队是“教育及行政单位”,负的责任很大。入伍时,队是负责百分之九十的“教育及训练单位”。一个队有八位军官,计:队长、副队长各一员,区队长三员,区队附三员。此外,还有特务长一员及五名业务士官和九名炊事士兵。

  这个队长要主持实施“基本及战斗与射击教练”、“夜间教育”、一部分学科课程,再加上一百人以上师生的衣、食、住、行的行政事宜,队长就是一个队的主心骨,军校真正最重要的人物。

  双流入伍

  我考入二十二期炮科,被编到三大队二十五中队,队长是张志存中校。我自预备入伍,就在他的队上,因为我爱京剧,队上晚会,我都露一手,张队长也爱这个调调,我受到他特别的照顾,正式入伍编队,就还是留在他队上。

  入伍快结训时,我被选为伙食委员,等到月底结帐时,伙夫头告诉我,队上结余两大块“锅巴盐”。四川“自流井”是出盐的地方,但盐比起北京来,算是很贵,我向队长请示,可否卖盐加菜?他同意了,不但全队加了菜,还请大队部及各队长参加本队会餐,吃得大快朵颐,可见当时“肉贱盐贵”,这可是成都物价的特色。

  双流入伍,没放过假,但办伙有功,队长宣布“伙委”在周六放特别假一天,但不可以到成都去。这已是天大的恩德,我们几个伙委唯有到双流去观光,逛了逛“双流公园”。走了半天马路,中午肚子饿了,伙委舒雨义家里有接济,请我们去吃个小馆,走进去不会点菜,我们北京人全怕辣,在四川已经把我们辣怕了,大家研究半天,看到有一道“甜烧白”,就来一盘吧!是甜的,一定没有辣椒。等送上来一看,肥肉片裹夹糯米豆沙馅儿!又解馋,又有油水,很不错。回来一宣传,大家全知道四川菜有一道“甜烧白”,后来在皇城分科入伍以后,放假到小馆,这道菜是北方同学必点的美味!

  遥想当年皇城事

  分科我在第八队,队长还是张志存,也可以说我是队长夹袋中的人物,队长了解学生,学生尊敬队长,自然是好事。由于曾有先期的老大哥在成都打架,所以我们后期同学星期日放假不准去看电影。校长明令:看电影先开除,再关三个月禁闭!变通的办法是各督练区包星期日电影院早场,各大队轮流请客看电影。我记得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乘龙快婿”、“山河泪”、“假凤虚凰”、“青青河畔草”,这些片子,全是白杨、陶金、刘琼、舒绣文、周璇、李丽华、石挥等明星演出的,很不错。

  1948年初,金元券改革,我们每月副食仅够买柴和盐,副食的菜主要是牛皮菜和豆芽菜,别的全吃不起,有时伙夫在菜市场捡些菜叶子也算是副食。但自1949年6月以后,阎锡山任行政院长,每人每月发三块光洋,而且全是“大头”,没发过“川版”、“光版”和“玉版”。金元券贬值,光洋不贬,同学们有钱了,就轮流请客,钱一定一周内花完,因为辅币贬值,不然下礼拜,手上的钱就不值一文了!所以一放假,就去吃得过瘾,当时成都一块光洋可买40斤猪肉或是200个鸡蛋,40斤猪肉可以在饭馆买40个菜,五位同学留在饭馆一块钱,可以吃两个星期天,多好!当时就是想吃,馋得不得了!

  康乐别人也康乐自己

  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杨诚上校,调查同学资料,发现总队同学中,喜爱“国剧”的人很多,于是组成“国剧团”,成立“票房”,至于“行头”和“场面”,学校“血花剧团”经申请后是无条件支援,并请当家花旦“龙江客”定期前来指导。第一次在总队部会议室集合,大家研究排演老生戏“托兆碰碑”,演出地点在皇城司令台,主角是老令公,有一段唱段:

  二簧倒板“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转回龙:“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我的儿呀!”再转原板:“七郎回雁门搬兵求救……”

  曾记得1939年,我在北平吉祥听余叙岩老板的“托兆”,就喜欢得不得了!但就是唱不出那股凄凉悲壮的味道。现在排这句戏,我们同学中可真有高人,第九队的白律宗,他的老太爷就是上海麒派名演员白家麟,他可是家学渊源,人家念、唱、做、表全是门儿里的活,无一不精,无一不好,自然就当仁不让饰演“老令公”了!“杨六郎”由第十队的姚江担任,我呢,饰演“杨七郎”。在排戏时,杨主任给了我们一本“公差通知单”,就说:“要排戏,自己填请假,圆章全盖好了!”这下可好了,凡是行军演习、夜间教育,我们就相互通知,填单子到政治部会议室报到,以排演做借口,躲过了许多吃苦受难的日子,真是应了川戏的台词:不该!不该!大不该!,再玩就该打得坏呀!

  后来这出“托兆,李陵碑”就在皇城司令台演出,倒是没出洋相,还得到不少掌声!

  后记

  快毕业的时候,侯廷梁在区队长处打听到,我和他分发到“昆明第六编总司令部”,我们没兴趣到昆明,梦想到台湾接受“新军训练”。侯廷梁真是很会做公共关系的人,皇城后门糕饼店的杨老板,和侯廷梁处得不错,一听说,就主动包了一包点心,他说他认识校长副官郭铮上尉,指出这一条路,叫我们去看看郭上尉,就说是杨老板送他吃的,再表明希望能分到台湾,也许会成功。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北校场中正台郭上尉的住处,说了没几句,郭也没表示什么,但分发命令到手,我和侯廷梁分到“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台湾,但同队的张伟志却改分到别处。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自觉内愧,可以说做了件损人利己的事。

  一甲子在台湾匆匆而过,最近看看同学录,看得越多,感触越深。

  (台湾陆军官校二十二期同学会季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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