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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岩谈父母与黄埔军校

日期:2012-01-01 14:52 来源:《黄埔》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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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月,父亲告别爷爷奶奶等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我的一位伯父在太原工作,经他东奔西走,父亲找到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正当父亲要去上任时,却意外地听到了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并要在上海招生的消息。这令人惊喜的消息,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苗,使父亲胸中升起一种崭新的希望。正巧伯父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父亲去应试,父亲便果断地下决心要考军校,并悄悄串连了几个青年同乡,一同准备奔赴上海。

  2月间,父亲身上只带着八元钱启程。那时的这点钱,只够由太原去上海的单程路费。换言之:他们如果此去不能如愿,便只有到南洋去当猪仔的份了。

  到了上海,父亲一行才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那应考的条件和手续十分严格,如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

  几十年后,当父亲向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乏幽默地说:那时我个子虽然高高的,但由于营养不足,人长得很瘦。因而曾听到招考处有人说:“这个人这么瘦,会不会是抽大烟的?”

  当时,父亲他们参加的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等。

  他们在上海初试后,又到广州复试。那时候的广州革命气氛甚浓,与太原、上海判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日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社会上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有一天,父亲听说孙中山要在一个学校演说,便兴致勃勃地跑去聆听。此后,他一连如饥似渴地听了三次,大意都是讲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等。这使父亲对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十分钦佩,更加坚定了考取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之后,父亲那批来自山西的十几个青年同乡全部如愿被录取了。父亲分析这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要推进国民革命,要搞军队,因而特别重视吸收来自北方的热血青年。

  6月16日,黄埔一期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记得父亲常给我们讲,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连排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很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3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

  1925年2月,父亲在一期学成毕业,但仍留在黄埔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并参加了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

  我的母亲黄杰是湖北江陵人。与父亲略有不同的是母亲不是贫苦出身,而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小姐。她的大伯在镇上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可以称王称霸。为了与另一豪绅联姻,大伯霸道地亲自出面作媒,逼嫁自己的侄女——我的母亲。1926年,时仅十五六岁的母亲为逃婚不得不离家出走,到省会武汉求学。

  当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母亲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兵队。

  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母亲看电影《赵一曼》时,母亲十分激动。她不仅看得聚精会神,而且深情地缅怀说:这电影中的主人公赵一曼烈士,就是妈妈当年在武汉黄埔六期时的同学……原来,当年十几岁的母亲,正是和赵一曼、危拱之等姐妹,怀着报国救民的满腔热血,报考黄埔投身革命的。

  母亲还给我们讲过:因她文化水平不高,报考时在试卷上只写了100多个字。大意都是说妇女要解放等等。考试结束后,母亲自己估计被录取的可能不大。但不久别人却告诉她考上了。还有人向母亲透露:有位教官在她的卷子上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

  1927年,就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许多人退避三舍、惶恐不安地离开革命队伍的时候,年仅17岁的母亲却在1928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次年担任了湖北松滋县的县委书记。(摘自徐小岩着《父母、黄埔军校与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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