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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抗战期间在黔办学二三事

日期:2016-07-01 16:30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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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校原为广州分校,是在广州燕塘地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1927年,因黄埔军校官生日聚,校址偏小,于是在广州燕塘训练军校第7期入伍生,后粤系军阀陈济堂设教导队于此,再扩充教导队为第1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不久易名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7年,时为第4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接管该校,自任校长。同年秋,中央命令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令陈诚、陈芝馨分任正、副主任,并于8月15日正式接收,10月12日正式开学。1938年1月,广州分校奉命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址也先后由广州迁往德庆、桂平,再迁广西宜山,后迁贵州三合、独山,最后迁往贵州湄潭办学一年,直至1945年底奉命裁撤。陈诚辞去四分校主任后,由韩汉英继任至分校裁撤,副主任则后由谢婴白、陈联壁、张振镛先后担任。

  1940年初,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日军继续向西、向北进犯,在广西宜山的四分校全体师生,在校主任韩汉英的率领下,与时在桂林办学的六分校全体官生编为第160军,赴广西红水河忻城一带对日作战。完成昆仑关战役作战任务后,四分校全体师生不得不再次面临迁址。因此,1939年至1940年冬春之际,四分校由宜山迁址贵州,历经数次迁址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开始了在贵州长达6年的办学历程,先后在三合(后为三都)、独山、湄潭等地办学,以独山办学时间最久达5年时间,于抗战胜利后在黔北湄潭裁撤。在黔期间,共招收第17期(第8、9、23、24、26总队)、第18期(独立4大队)、第19期(第8、9总队)学生,还招收军官训练班、政训研究班、战术研究班、重兵器训练班、经理人员训练班、司书特务长训练班等。军校在黔期间共培养毕业生近万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基层军官。

  时值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黄埔军校分校概览》项目编撰工作,因承担搜集撰写贵州时期的四分校概况的工作任务,笔者查询了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曾就读四分校的健在黄埔同学,对四分校抗战期间在贵州的办学情况有了较明确的了解,也搜集到部分难得的历史资料。其中,既有反映抗战期间四分校在黔办学艰难历程的史料,也有体现四分校贵州时期办学特点的轶事。当时的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同时又曾是抗战一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与黄埔军校结缘。为展示和回顾四分校在黔办学的情况,现将其中突出的几个事例概述如下。

  刈茅伐木垒土,师生自建校舍

  初到贵州办学的四分校,几乎是白手起家。军校经过数次迁址,设备散落殆尽,加上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初到贵州的四分校,办学条件几乎一片空白,尤其严重缺乏校舍等硬件设施。

  进入黔境后,四分校或借助民舍办学,或就地取材,发挥师生自身力量修建校舍。于是,初到黔南的四分校师生,首要任务就是自建营房校舍。由于师生来自各地,动手能力强,其中还有不少当过木匠、泥水匠,于是全体总动员,大家动手开荒,先平整河滩、荒地,用田土烧制成砖,再拌以稀泥、牛粪等砌成墙,或直接用土夯墙,就近到山上伐松木、杉木和割茅草编织屋顶,凭肩挑背扛手筑,历经数月艰辛劳动,硬是在独山县城东北郊的铜鼓井,独山县基长镇,平塘县,三都县的大河、丰乐等地建成了校本部办公楼、各总队部、校舍、营房、饭厅、伙房、厕所、洗澡间等。虽然多是土墙草房,亦有少数木板青瓦房,但军校环境已有了很大改观。此外,还修建了操场,自制和安装了木马、单双杠等运动训练器械。军校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和训练,均有了初步保障。其间,军校学生专门开辟了一条从校本部铜鼓井直通独山县城的公路,取名“黄埔路”并保存至今。同时,还贯通了校本部到总队部、大队部和队伍之间的道路。

  1940年6月,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等到独山参加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对四分校师生自力更生办校的事迹表示赞赏。同年,苏联军事顾问团由军训部人员陪同到独山参访,对中央军校四分校在贵州大山深处有如此美好的校舍亦大为赞叹,对军校受训的爱国青年亲自动手修建校舍之举深表敬佩。

  招收海外青年,成立华侨总队

  分校迁驻贵州独山之后,一方面,招生地区缩小,生源减少。另一方面,广大海外侨胞青年子弟热爱祖国,同仇敌忾,纷纷请缨回国抗日救国。于是,为拓展学生来源,为国储备人才,四分校建议中央招考侨生,鼓励有志青年回国受训,并请侨务委员会及战时驻东南亚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

  学校先期计划招学生254人,并于1940至1941年初,从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欧美各地招生,成立华侨大队,接受入伍生教育,并以黄百强(黄埔3期)为大队长。随后,分校奉命扩充为华侨入伍生团,以黄百强任代团长。入伍期满后,华侨入伍生团改为中央军校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计学生1000余人,少将总队长黄百强,副总队长丁希孔上校,政训室主任孙洁黄上校。后来为了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1941年又将华侨总队改称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17期26总队,仍以黄百强为总队长。

  1942年10月中旬,第17期26总队(华侨总队)与23、24总队毕业。当时,正值抗战中期,战事激烈,部队急需干部补充,于是,大部分同学分发到陆军各野战部队,马上投入到抗战战场。另有约200名同学被选到贵州息烽所设的训练班接受特种训练,期满后大都潜入南洋各自侨居地去做敌后工作,在东南亚各地为抗战流血流汗,做出贡献。此后,分校继续在第18、19期中招收侨生。

  招收侨生这一工作,成为在黔办学的四分校招生的一大特色,为广大有志抗日报国的海外侨胞青年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也成就了侨生就读黄埔军校、请缨报国的一段佳话。

  行走在黔山深处的

  一支特别运粮队伍

  四分校迁驻贵州期间,因适逢抗战攻坚阶段,加上地处山区,物资匮乏,军校学生生活相当艰苦。军校学生常年打绑腿、穿草鞋,衣单被薄。学生一日两餐,定量吃饭,每人每天24两(相当于750克),清汤寡水且品种少,仅有黄豆芽、土豆、冬瓜、西红柿等。用餐时6人一桌,铁皮盒盛菜,几筷子后便盒底朝天,学生们只得用墨水瓶装了食盐、辣椒粉代菜。只有月底伙食结余,才能偶有猪肉改善。

  尽管粮食定量供应,但军校也常常出现缺粮的状况,只得到各地调拨、借用粮食。当时交通不便,多地公路不通,调拨粮食的地方又远,因此,军校学生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又要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远的上司、下司、三合(三都)、平塘等地搬运粮食。于是,军校每隔一段时间,便组织学生步行运粮。由于缺少运粮工具,学生便自创运粮器具,把裤子脱下,用裤腿当米袋装上粮食,将裤子两端打上结后挎在肩上,便成了当时军校学生自创且实用的运粮工具。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在黔山深处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便常常出现一支肩扛黄色“裤腿米袋”行走的特别运粮队伍。这一奇特的风景,常被亲历四分校生活的学生忆起,也成为抗战艰难时期四分校师生在黔生活的生动写照。

  《新军日报》与“攻心剧团”

  四分校在黔办学时,曾设立特别党部综理全校党务活动(宣传、组织)及文娱活动等事宜。机构下设新军日报社、励志社两个机构主持宣传和文娱、体育活动事宜。在贵州办学期间,励志社曾在1941年双十节(或其他节日)演出《魔窟》等剧。《新军日报》则由军校国文教官丘良任、林运铭、王燮君、邱梦彤、汪静之等担任编辑,刊载军校教育、训练的要求和情况、宣传为国抗战的文章,还刊发学生诗歌等作品,刊印后发各队学生传阅。这份军校内部刊物,对于当时条件艰苦的军校学生,的确是难得的读物。

  如果说《新军日报》是当时四分校师生难得的学习宣传刊物,那么第17期23总队自创的“攻心剧团”,则成为学生艰苦学习训练之余的调节剂,并享誉校内外。当时,校本部设在独山城东北郊的铜鼓井,第17期23总队驻独山基长镇(独山县城南约20公里),该总队学生自发建成了“攻心剧团”,剧团由各队爱好文娱活动并有一定基础的同学组成。由于总队官佐勤务人员多为广东籍,因此主要有粤剧和京剧两个剧种。每逢假日庆典活动,剧团就在基长镇演出,成为当地军民共乐的大喜事,有时也到独山县城演出。演出剧目有《追韩信》《徐策跑城》《四郎探母》《三岔口》《打渔杀家》《九更天》等。“攻心剧团”的创建和演出活动的开展,丰富和调剂了军校学生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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