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故事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母亲投笔从戎加入黄埔军校凤翔第七分校78周年，我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写她的故事。

　　决心抗日 投笔从戎

　　1920年，母亲张绍先出生于安徽全椒。1927年上了全椒小学。迫于生计，姥爷带着一家人于1932年北上徐州，靠在云龙山下给游客照相维持生计。因母亲在家行大，除上学外，生意上送相片、收帐跑腿的活，便由母亲去办，从小就锻炼了她敢说、能干、敢为人先的性格。

　　1937年，卢沟桥上的炮声震醒了中国国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号召，让17岁的母亲热血沸腾，适逢胡宗南第17集团军刚从浴血奋战的淞沪战场撤下来，下级军官损失惨重，急待补充，沿途热血青年纷纷请缨，经选拔优秀者两千多人，编成学生队随军受训。这时，母亲放弃了已上五年的教会学校的学业，带着也只有十几岁的二妹张绍兰，报考了学生队。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夜里，姐妹二人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古彭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

　　1938年3月，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陕西凤翔正式成立，这是在原中央军官学校西北军官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胡宗南任主任。该校共办了21期，母亲这期是第15期，她所在的女生队共189人编为特种兵大队，归第3总队建制。该校这期学生很受蒋介石重视，他曾多次检阅并讲话，美国副总统威尔逊，将军魏德迈，英国议会访华团等一些要人和社会团体都曾参观访问过。该校毕业生毕业时，都发刻有“校长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一把。

　　女生队在七分校学习10个月后，又转入西安战干4团，战干4团全称是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它是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陈诚部长、周恩来副部长，根据抗日需要大批政工干部，报经蒋介石同意建立的，直属军委会领导，由蒋介石、胡宗南分任正副团长，专门培养政工干部的组织。政治部上校教官连震东，是今天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父亲。战干团的团歌有这样的歌词：“战干，战干，三千条年青好汉，挺起胸膛竖起肩，挑起时代的重担，为抵抗日本魔鬼的侵略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中国而干。”

　　蒋介石和陈诚，当时曾把这4个团视为自己的抗日骨干力量。其它3个团分别在武汉、鸡公山、雩都，由陈诚、白崇禧、顾祝同分任副团长。陈诚曾说：“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战干团的官兵也都以这句话引为自豪。

　　转到战干团后，母亲因成绩优秀被任命为少尉副区队长，不久又提升中尉区队长。这时的母亲才刚20岁。正当母亲的工作顺风顺水的时候，却不知危险已向她降临。

　　心向延安 身陷囹圄

　　在她同期的学员中，有个叫吴映辉的，后来得知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常给母亲看一些进步书籍，讲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抗日的道理，并邀母亲到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玩。办事处的人给她讲了延安，讲了抗日军政大学，并问母亲是否愿意去。当时，延安是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对于追求进步, 渴望上前线抗日杀敌的母亲来说当然愿去，只因国民党对去延安的所有道路都实施严密封锁，母亲未能走上这条光明大道。

　　但是母亲平时的言行已引起特务们的怀疑，并开始了对她的跟踪监视，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好，也不假思索,以请短假为缓兵之计，然后逃到兰州。不到一月，战干团通缉令发到兰州，军校驻兰州同学通讯处发现她后，随即押回战干团受审，鉴于母亲年轻能干，团里还想让她回心转意，可母亲年轻气盛，对审她的人软硬不吃，最后团里只好把她开除党、团、军籍，未对她判刑，也算是曾服务四年多的学校给她留了面子。西安、兰州都不能待了，母亲只好南下四川。好在那时母亲敢闯，适应能力强，很快在涪江运输段找了个会计的工作。一年不到又因共党嫌疑被开除，她只好又返回兰州，先是在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父亲，时间不长，还是“共党嫌疑”这顶不离不弃的“帽子”，又让她丢了饭碗。1943年8月，经朋友介绍，她又到了西北公路局工作，仅工作了3个月，军统特务就把她蒙上双眼，请到了当时负有盛名的“新关秘密监狱”。

　　设在兰州广武路的“新关秘密监狱”是专门关押共产党及爱国人士的人间地狱，这里惯用的刑罚有：拔断筋、刷脚、坐飞机、夹手闸等，逮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负责这里的是心很手辣的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兼八战区调统室主任程一呜。

　　已经堕入爱河的父亲发现母亲不见了，经多方打听才知被关进军统监狱，他不顾会被戴上“红帽子”的危险，不听同事们劝阻，一心只想救母亲，他托当时民政厅长，后任国民党粮食部常务次长，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赵龙文，以甘肃省民政厅名义找程一呜要人，程以“奸党重要分子”为由拒绝了请求。直到抗战胜利，共产党提出释放政治犯，程一呜这才将母亲取保释放出来。

　　两年多的逃亡生活，加上两年多的铁窗生涯让母亲吃尽苦头，受尽折磨，但她始终未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为党分忧 带头辞职

　　出狱后的母亲感激共产党救了她，还想再去找她的共产党同学，父亲怕这是特务们放长线钓大鱼，连说带劝把她送回离家乡徐州较近的镇江救济总署上班，算是脱离那个是非之地。

　　1946年母亲辞去工作，跟随父亲去了沈阳，在国民党东北政委会工作，直到解放。

　　沈阳解放后，众多旧政府文职人员登记造册，接受改造。看到自己当年要投奔的党就在眼前，母亲忘了自己身份，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当军管会了解母亲的历史后，便任命她当了组长，领着大家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徐州解放后，母亲因十几年未回家乡，想回家看望老人，当时军管会领导希望她早些回来，新政府很需要象她这样有知识有能力，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人。

　　母亲路经北京时从报纸上看到，她的一个化名叫黄连的军校同学在外交部，母亲专门去外交部找，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母亲，遗憾的是她的这位同学去了莫斯科。后来得知是为毛主席访苏提前做准备工作去了。

　　探亲完后，父亲找到在中财委计划局农业计划处任处长的老师张心一，并通过他和华北农科所园艺系主任王伯寅的推荐,找了时任平原省农业试验总场场长，后任河南省农业厅长的杜子俭，安排母亲到菏泽分场当了一名会计。由于母亲积极能干，1956年又上调山东省农业厅财务处，仍任会计。

　　1958年，厅里根据中央精简机构指示精神，召开全厅人员动员大会，讲了国家的困难，号召大家报名，母亲又是热血沸腾，第一个举手，愿为国家分忧，退职回家看孩子，厅里很愕然，因厅里离不了会计，可以胜任这一职位的不多，领导让母亲再考虑一下，可她坚定地说：“不用考虑，我决定了！”看到母亲这样坚决, 厅领导带头鼓掌, 并号召大家向母亲学习。至今，这份退职证明还保存着。

　　1961年，干部下放劳动，厅领导为照顾母亲子女多，专门安排两个地方让父母选，一是青岛市农业局，二是苍山县农场（现兰陵县）。母亲知道后，又是急国家之所急，她说服了父亲，主动选了条件差的苍山县农场。她还宽慰父亲说：“这样我们离老人更近了。”

　　母亲还是个仁孝之人，因我的两个舅舅早年夭折，姥爷、姥娘膝下无子，全靠母亲和4个姨照料，因母亲行大, 自然担当的要多些。那时经济困难，每月供应的几两糖，母亲舍不得给我们吃，都是攒多了给姥爷、姥娘寄去。

　　爱家爱国 至死不渝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的“军阀作风”很严重，她打我们兄妹时，无一人敢跑，否则回来打得更重。二哥三哥造反精神比我强，有时打他们都是绑起来，邻居们阻拦她都跟人家急。平时她对我们的教育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做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老人家这些观念，至今还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虽然穷点，但生活安宁, 都很知足。

　　那时的母亲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1949年，从东北去徐州路经河北老家时，还给家乡的乡亲当了一段时间的夜校老师。母亲的字写得很好，像她本人, 全是筋骨, 字里行间都带着威武不屈的劲头。

　　那时，母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快乐。在下放农场时，每当夏季夜晚，职工们的老婆孩子聚到打麦场边，簇拥着母亲，听她给大伙讲聊斋。牛郎织女星，北斗七星都是那时躺在凉席上仰望无际的星空，母亲教我们认识的。

　　后来父亲调县农业局，我们一家也搬到“人委家属院”，自然而然的，母亲又成了中心。邻里之间闹矛盾找她；夫妻不和请母亲去调解；家属们为补贴家用出外做个短工，也是母亲带领大伙干。只是“文革”以后，母亲慢慢变了, 再也看不到她风风火火的身影, 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到了晚年，她更是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世人已看不上这个牙都掉没，腰却没弯，走路还两脚生风的老太。而母亲也用不信任、审视、虽然浑浊却有神的目光看着世人。

　　1989年秋, 远在贵州都匀的二姨,邀请母亲前往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一个聚会。当时，二姨父刚从黔南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职位退下来,仍兼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及黔南州联络组组长。二姨和姨父知道母亲的情况后，都劝母亲留在都匀。二姨说：“大姐，姐夫早已不在了，孩子们都成家不在你身边，我们这儿各方面条件又都比你那儿好，你就别回去了，在这儿养老吧，咱们姐妹也做个伴。”母亲却笑了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听母亲这样说, 二姨、姨父都无语了。母亲仍回到狼牙山下爷爷留下的两间小西屋。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母亲在回去后的第七个年头辞世。

在军校学习时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