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程子华与长征精神

　　我的父亲程子华是山西运城人，早年家中生活贫困，但是他自幼聪颖、勤劳孝顺。1922年考取了太原的国民师范。1926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受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编进入伍生第2大队第8队，从此投笔从戎。

　　永远的丰碑

　　从瑞金算起，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走得最远的部队，征途全长1.36万公里，即2.72万华里，史称“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数十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以陕北为终点，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这一切，让今天的人们长久地发出感叹：“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小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革命理想牺牲生命。他们用青春和鲜血证明，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胜利者无疑属于高举信仰旗帜的那一方。”（摘自王树增的《长征》一书）

　　除了我们熟悉的红军“三大主力”，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父亲程子华和吴焕先、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25军也进行了一次长征。按照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沿途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红25军1935年9月15日率先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这时全军共3700多人，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的人数不减反增。

　　1932年以前，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蒋介石曾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并因为没有电台而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着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瑞金。

　　成仿吾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22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往。1934年6月，周恩来找程子华谈话交代，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果红25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红25军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程子华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1934年9月终于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光山县西部）召开了常委会，红25军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摘自《刘华清回忆录》），吴焕先为政委，决定率红25军主力突围，向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7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25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全军2980多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并为出师北上发表宣言。

　　红25军的长征

　　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够建立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长征中，红25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做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在远离中央领导又与兄弟红军隔绝的情况下，孤军行动、艰苦卓绝，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经历数百场战斗。更可贵的是，红25军能自觉地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直到1935年7月，红25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冲破敌军封锁，从西安带来了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和报纸，才确认了此消息。

　　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25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程子华、徐海东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军长程子华那双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副军长徐海东在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县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时年28岁。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刀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中常见的现象，也正是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虎口脱险。红25军虽未经过雪山、草地，却是4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红军队伍。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全面胜利，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实属罕见。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6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着八角帽，服装整齐。红25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虽然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从中走出了百余位共和国的军事指挥将领。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大多数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留下的孤儿，有一些是父母随红四方面军入川留下的子弟。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时任红2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当时只有18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红25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游击队，后来组成以“儿童军”着称的红25军。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红25军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宣传员，散发《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部队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群众。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25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1934年年底进至秦岭以南时，红25军只剩下2500人，但照样派出大量干部到群众中做工作。

　　长征精神贯彻始终

　　红军时代，父亲本在中央苏区任职。1934年6月，周恩来副主席派他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政委。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在山西工作。1939年1月到冀中工作，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直至抗战胜利，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后又代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全国解放后，父亲转入经济工作。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7月，又调入中央，筹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还担任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等职。1964年受周总理委派，前往四川攀枝花选定三线钢铁厂厂址。1965年2月，正式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并兼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主抓三线工程。

　　西南三线基地建设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选的点大多在边远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只有徒步行走、跋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地方，即使有简易公路，也处在高山悬崖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1964年5月，父亲第一次踏上攀枝花这片崇山峻岭之中，从此与三线建设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年近60岁的人了，战争年代双手又留下了残疾，但他几乎踏遍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多数山地。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胸中无尽的激情之火从未熄灭，他仿佛听到了又一次远征的集结号。父亲说，再困难也没有长征困难。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无法正常工作，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学习。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西南三线建设工作的报告》，周恩来看后给予高度评价，成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

　　父亲是长征的亲历者，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那烙在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一直闪烁在生命的始终。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去培育、去创造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革命理想大于天

　　岁月悠悠，转瞬已经80年过去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靠着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走出雪山草地的军队，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武装力量，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抚今追昔，我们深深认识到，人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正因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们的红军才走出了雪山草地，才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让我们一起重温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行的总结：“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的精神，就是革命理想大于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都会缅怀如此惊天动地的历史的荣耀。传承长征精神，使我们更热爱自己的国家，更尊重自己的民族英雄，更努力奋斗去实现梦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共同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受人尊敬、更让人感动的国家。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

　　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将长征精神和理想信念继续传承下去。

　　最后，借用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束语，与大家共勉：让我们“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