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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日期:2017-05-01 17:31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王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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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洗脑的历史教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身为副手的李登辉依法接任“总统”,台湾从此开始12年的“李登辉时代”。原来,李登辉接任“总统”后,是否同时身兼国民党主席,蒋夫人宋美龄曾表示过意见,但在国民党大佬们的各自盘算下,李登辉成了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
  当时,李登辉以蒋经国传人的身分领导国民党,几乎无人怀疑李登辉的路线。1993年8月,“新国民党连线”成员郁慕明、李胜峰、赵少康等7人,因为看穿李登辉媚日、“台独”的本质,毅然离开国民党成立“新党”,当时同为“新国民党连线”成员的洪秀柱,则选择继续留在国民党里谋求改革。
  离开国民党后的新党创党人,到1949年后从大陆来台的军人居住的眷村,却被视作破坏团结的乱党,许多老伯伯无法谅解新党离开国民党,还愤而骂这些新党创党人“叛党”。直到1994年,李登辉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见面大谈“台湾人的悲哀”,以说日语自豪的李登辉,开始鼓吹所谓台湾被“外来政权”占据、“四百年来从没有自己的国家”的论调,并用手上的政府资源,开始扶持独派阵营建构“台独”的一整套史观。
  最初,从李登辉执政末期开始,以“本土化”为名,推出“认识台湾”教育,在初中生尚未接触五千年中国历史之前,先于初中一年级上一整年的台湾历史,造成“台湾史”和“中国史”分离,在学子心中形成两套不同脉络的印象。进入陈水扁时代后,更进一步要将明末以后的中国历史划入世界史,致使民国创建都成了“外国史”、孙中山成了“外国人”的荒谬现象,可谓处心积虑地用人为方式,斩断台湾和中国的一切文化及血脉牵连。
  台湾自有文字记载起的四百年历史,硬要和中国五千年历史平起平坐,都拉到一整年来教,最后就是逼迫学子背一堆琐碎的茶叶、樟脑外销资料,格局极尽狭隘。等到初中二年级上中国五千年史,同样只有一年时间,老师根本无法详细教学,只好蜻蜓点水,使学生丧失深入了解文化根源的权利。
  独派为了建构“台湾民族”的理论,便有所谓“同心圆史观”,强调要以台湾为主体论史,则无论荷兰、西班牙、郑成功、清廷、日本、中华民国都是“外来政权”。此说听似合理,其实大有问题,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台湾”本身只是没有生命、没有思想的土地,“台湾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体。如此,便不可刻意扭曲台湾人民的文化主干承自中华文化,不可硬将荷兰、西班牙、日本都抬到台湾人民文化主体的地位。台湾民间的“本土文化”,见于各乡村寺庙中的雕梁画栋,即便在日本殖民时代,仍以中国历史作为认同依归,呈现的都是中国的历史典故,这才是台湾人民的本来面貌,不能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
  民进党执政时期,陈水扁为拉拢独派,掀起“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斗争,安排“台独”旗手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竟公告5000个所谓“不当用词”,诸如“‘我们’五千年文化”、“‘老祖先’常说勤能补拙”等民众习以为常的用语,统统因为没和“中国”划清界线,禁止出现在课本中。如此一字一句的严审,就为了要割裂台湾学生对中国的一切情感。如今马英九已执政6年,终于做出一点点课纲微调,独派马上群起攻之,并污名化这是“程序不正义”,故意不提是谁先粗暴扭曲课纲,令人不齿!
  他们说,马英九调整课纲是“洗脑”教育,我们要问:何谓洗脑?谁在洗脑?教科书必须超脱朝野之争,站在国家的立场论史,违背“中华民国”宪法的定位,将“中华民国”说成是外来政权,不仅是洗脑,更是违宪!除去“史观”不说,慰安妇阿嬷“被迫”受辱是“史实”,这次课纲微调加入“被迫”二字还原史实,有何不对?他们为了“台独”,回避日本在台湾建设的剥削、侵略意图,只为丑化“中国”而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这样不折不扣的洗脑教育,再不拨乱反正,还要荼毒台湾多少代的子子孙孙?
  实在说起来,“台独”真也孬得很,没种搞革命,还要披着民主外衣,整天喊“扞卫民主”,行为却是典型的“打着民主反民主”。要真心扞卫民主,总也该遵循民主程序,努力去搞“公投制宪”,绕过“宪法”直接篡改教科书,就是用政治力实行独裁。
  民进党议员梁文杰说,不必“法理台独”,只要“台独”史观的教科书继续不改,“台独”自然炼成。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宁静革命”,最后是福是祸,子孙后代承担。
  青年“论政”以粗暴为乐?
  五四运动可谓现代中国青年论政之始,尤其带动了校园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当我初中时写这篇周记,五四运动对我而言是全然正面的概念。诚然,那时的我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更多是侧重于青年学生爱国救国、扞卫国家主权的民族热情,罗家伦“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不可以低头”的千古名句,至今仍令我热血沸腾。
  五四一代的中国青年,有浓厚的感时忧国情怀,以及深深的家国使命感,几乎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海内外保钓运动一样,亦带有同样炽烈的理想与热血。
  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治开放,学生论政及政治运动亦风起云涌,然而,为台湾找出路的理想性没有多少传承下来,煽动对立及仇恨的粗暴文化却影响青年至今。这种粗暴文化甚至不存在什么崇高的“台湾民族主义”,仅仅是无知青年以此为乐,满足幼稚肤浅的“反抗”心理。他们对权威的所谓“叛逆”,和真正革命年代要付出的“坐穿牢底、横尸法场”的牺牲相比,简直是廉价到不行,“革命”对他们而言,就和流行歌曲、影视明星相去不远。
  初中二年级时写的这篇周记,源自看政论节目移师到政大校园开讲,当时初中的我仍带有期待与憧憬的“高知识分子”,竟为民进党“立委”林重谟之粗鄙脏话拍手叫好。初中的我,眼看大我几岁的大学生竟沦落到喜爱这种品味,再想想当年的五四青年,实在感慨不已。
  林重谟素以龌龊下流之言行着称,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出身民进党的陈文茜看不下陈水扁滥用“台独”民粹主义,对其渐多批评,林重谟竟能用“妓女”“菜店查某”(闽南语:欢场陪酒女子)羞辱陈文茜,当时和另两位同样习惯粗暴语言的民进党“立委”,一起被称为“立院三宝”。直到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后,“立委”名额从225名减少到113名,走偏激路线的林重谟难以再当选,逐渐淡出政坛。据说现在的林重谟勤跑大陆,孩子也在大陆就学、就业,也算是迷途知返吧。
  不幸地,14年后的今天,台湾的青年似乎没有改进,反而愈加沉沦。2014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期间,学生们在里头喝酒开趴,甚至在议场里做出更为不耻的行为。“立法院”外,抗议青年高举带有赤裸裸种族歧视的标语,无人批判。对“总统”丢鞋辱骂已成司空见惯,2015年4月所谓“抗议亚投行”的突袭“总统府”行动,更大咧咧地在府前搞起烤肉派对。
  青年“论政”以粗暴为乐?我在这句话用了两个标点符号,一是引号,一是问号。引号所凸显的,是时下这种不重论述的粗暴言行,是否还称得上“论政”?问号所质疑的,是这样的现象,难道已成为台湾社会认定的政治正确?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这句“太阳花”学生高喊的口号,事实上是我在陈水扁“毁宪乱政”的年代,就已经在多个群众场合喊过的话。我从不反对,青年要积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我自己更是从初中就成立网站评论政治。然而,如果青年“论政”继续以粗暴为乐,我们对台湾的前途,实在也很难再有什么期待。
  以斗争抗霸凌,则霸凌亡!
  网络上很多挺“太阳花学运”的人以为,我是那种老国民党教育的老八股,是保守服从权威的“乖学生”。事实上,在我的成长过程里,一直带有反叛的草根性格,包括和影响我甚深的父亲为政治观点不同论战,从小就大胆挑战父权。
  我的家庭背景,不是一般台湾人认为典型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而是有话直说的“草地人”(台湾闽南语特有用词,指乡下人),每每过年过节,亲戚们在台南老家团聚,总要指着电视论政,你一言我一语,全是闽南语发音,比政论节目、庙口开讲更加“俗搁有力”(闽南语,指通俗而单刀直入)。
  在我读高中之前,学校也都在台北市最具乡土气息的艋舺地区,我在龙蛇杂处的环境里,早早就磨练出浑身斗性,因此等到我高中上了建国中学(台北市最好的男子高中)后,再看那些从台北市东区(社经地位、文教水准较高的学区)的初中毕业的同学,就对他们的那种“温良恭俭让”大为不解。
  这篇日记里提到我对训导处的不满,亦是那时少年的我对学校官僚文化的反抗。我并不反对学校有管教学生的权威,但非常看不惯标准不一的差别对待。我因为从小考试都得第一名,在校也像是有种“特权”,所以批评师长,师长也要礼让三分,不好把我当“坏学生”处理。这篇批评训导处的日记,后来被训导主任抽查时看到,不但没有开罪于我,还特别嘉勉我写日记竟能如此认真,也算得上颇有气度。
  我坚持既然要谈民主,那就必须巩固法治,法治就是标准一致,不能分不同人、不同“形象”,批判标准就有差别。偏偏台湾社会虚伪得很,政治人物一堆靠所谓“黑道大哥”选举固桩,却好意思用“黑道”批评政敌,正应了张安乐先生“白天说黑道,晚上叫大哥”的名言。许多自号人权运动者,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喜欢扯我和“黑道”在一起,此种论调,正说明他们的“人权”是假,仍是看出身的那套封建观念,和鲁迅笔下那些嫌寡妇“祥林嫂”脏的人相差无几。
  我初中时的志愿,本想做个为弱势义务出头的律师。也是受李敖影响,我非常坚信用法律维护权益。初中一年级时,班上老师让几个同学轮流“记名字”,记下课堂中间哪些人不守秩序,有次轮到我,便记下了几个同学擅离座位、制造吵闹,等到下课后扫除时间,他们几个人竟包围我出言恐吓:“要是不把我们的名字去掉,你就会出事情。”当时我的反应,现在说起来也挺有趣,竟是立即回他们“统统都犯了恐吓罪”。
  后来我向老师告状,老师却想“搓圆仔”(和稀泥)吃案,我便在课堂上站起来,直指她说:“许○○,你不处理没关系,还有员警会处理,明天就让龙山初中大家一起上报。”语毕,便冲出教室要到教师办公室打电话报警,因为那年代还不流行手机。老师吓了一跳,赶忙要男同学去拦住我,我又一把将他们甩开,警告“谁阻挡报警,到时妨害自由一起告”。最后,我成功到了教师办公室,吓坏了其他一票老师,好说歹说劝我别打电话,这事才算了结。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其实是胆怯。为了怕自己真的“出事”,便告诉自己一定要闹大,放到台面上,反而才能最安全。从小学到初中,班上也常有某一同学特别被孤立霸凌的情形,其他同学多是联合一起欺负他,就算是所谓“乖学生”,也只是袖手旁观,只有我总扮演那唯一的“异类”,特别和被围剿的同学交好。
  毛泽东有句名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对我而言,对付恶势力的霸凌,便是“以斗争抗霸凌,则霸凌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使我产生这样的斗性,影响了我后来在政治上的主张及行动。
  福佬沙文主义
  在台湾,“台湾人”一词的话语权被绿营长期垄断,专指的只有本省人。而且,还只限于说闽南话的福佬人,客家人都不算。
  当然,他们的心里虽然如此,写出来的课本还是要稍加修饰。李登辉后期,由独派学者编撰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便建构了由“四大族群”组成的“台湾人”论述。《认识台湾》说,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都有共同的身份,叫作“台湾人”。我在初中一年级受此教育,也就一直这么认为。
  直到初中毕业后,高一时的我回初中母校,洪姓语文老师无意间听到我说了句闽南语,讶异地说:“原来你是台湾人!”那时我真是一愣:“不然有人不是台湾人吗?”等思索一阵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对他们来说,的确有人不是“台湾人”,即便在台湾住了几十年,远远超过他们,又或者是这些人的下一代,他们依然是“外省人”。我这个口音标准、擅长演说及写作的学生,被她当成了“外省人”。
  回想过去初中时上语文课,这位洪老师亦有意无意地灌输这套带有浓重“福佬沙文主义”的“台湾”观。如日记中所述,上到课本里蒋经国的文章,她便要强调一下蒋介石“不认同台湾”,直到蒋经国才自称“我也是台湾人”,产生李登辉“第一个台湾人‘总统’”。这些所谓“认同台湾”的陈述,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台湾人”更是具有血缘优越的族群主义。
  随着思想愈加成熟,现在的我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当许多外省人总怀抱着原罪,深怕不被当作“台湾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倒过来想:从什么时候起,是不是台湾人变得那么重要?外省人对大陆原乡有感情,更认同自己是四川人、山东人、江苏人,不可以吗?本来大家的共同身份,是中国人,何时被偷梁换柱,简化成“台湾人”了呢?
  “台湾”这个词,就这样通过教育,逐渐从地域的观念,被抬升成了国家。然而吊诡的是,在许多人的心里,“台湾人”又始终不包含外省人。
  1998年,当时陈水扁台北市长任期将届,在台北市长改选的选举中,国民党推出形象清新、长相俊俏的马英九,声势一路看涨。就在选前最后倒数的造势晚会上,身为“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忽然现身,当众用闽南语问马英九说:“马英九先生,你给我说说,你是哪里人啊?”马英九立即拿起话筒,用他半生不熟的闽南语回答:“报告‘总统’,我是台湾人啦!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新台湾人啦!”
  李登辉和马英九的这段对话,是否就是马英九击败陈水扁的关键,我们无从验证。但所谓“新台湾人”的论调,就像李登辉给马英九戴上的紧箍咒,时时提醒马英九,他本来是外省人,这个“新台湾人”还是李登辉恩赐的,但台湾人仍有新旧之分,外省人是“新台湾人”,永远要比本省人矮一截。
  李登辉表面上谈“新台湾人”,呼吁大家不要再分本省、外省,实则反而是在凸显省籍之别,暗中利用族群议题来巩固他的权力。对我这个本省青年而言,与其分什么新、旧台湾人,还不如“新中华儿女”的概念才有格局。我成立“新中华儿女学会”,就是期许两岸的“新中华儿女”超越历史的恩怨,走出更宽广的道路。我们在台湾“解严”后出生的一代,和大陆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同样都生在变革的时代,天生就有变革的血液。两岸的“新中华儿女”,共同怀抱“中国梦”,共创崭新的中国,这才应该是我这代台湾人该有的心胸和志气。
  扁朝马屁文化
  2001年5月22日,正值陈水扁上台一周年。当时,陈水扁出访美洲,并得以在美国纽约停留,成为“新政府”一项难得的成就。然而,到饭店外迎接陈水扁的侨胞,拿的都是民进党旗及陈水扁的竞选旗帜。
  长荣航空为陈水扁准备的餐点,更刻意用象征台湾的“番薯”食材,涂上巧克力的Taiwan(台湾)、A-Bian(阿扁)字样,在当时的我看来,已是极尽逢迎之能事。
  未料几年之后,竟还出现部队里的宪兵大跳歌舞,对阿扁高呼“你是我的巧克力”,马屁程度,大大超过我这篇日记批评的“扁蛋糕”。
  其实,阿扁自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以来,便一路自我造神,并利用当选所能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先照顾周遭的亲信,养出一批铁杆的吹捧部队。从2000年到2008年,阿扁执政整整8年,可以直接安排的位置就有好几千个,其他能间接指定的人事任命更难以计算。
  此外,阿扁还利用贪污来的巨款,私下给予民进党的政客作“不用申报”的选举经费。按照台湾的“政治献金法”,候选人收到的选举赞助款项,每一笔都应该诚实申报来源,并且有上限的规定。阿扁给的赞助都不必报帐,对许多候选人而言形同“及时雨”,因为在台湾要打选战,花费往往相当惊人。
  曾经担任民进党发言人、属于蔡英文嫡系的徐佳青,虽然也是独派,但属于较有操守的“理想派”。2015年,她在美国演讲时爆出当年也曾被阿扁私下“送款”,但被她坚持拒绝,结果此话一出,立即遭受民进党多人的围剿,最后黯然辞去发言人之职。
  阿扁因为能有这样的手腕,即便卸任后身陷囹圄,英雄形象依旧屹立不摇,贪腐犯也能美化成“政治犯”,除阿扁者,无人能出其右。
  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便曾在媒体前有过名言:“你们民进党哪个没拿过我爸的钱?”相反地,马英九则苛待“自己人”,反而对骂他的人百般礼遇,最后就变成“亲痛仇快”。
  回顾阿扁的崛起,必须肯定他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学生,求学过程一路都是第一名,从台南乡下的“三级贫户”之子,最后成为在台北执业的律师。
  1979年12月,“党外”势力经营的“美丽岛杂志社”,借“人权日”发动反国民党的大游行,主事分子遭到逮捕,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陈水扁和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因为担任“美丽岛大审”的辩护律师,开始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1981年,在国民党和“党外”势力开始激烈交锋的关键年代,陈水扁、谢长廷、林正杰同时当选台北市议员,合称“党外三剑客”;郁慕明、赵少康、刘树铮三位也刚当选的国民党籍议员,则在台北市议会被称作“党内铁三角”。1990年,立场相对的两组人马,又都一起当选“立法委员”,开启了台湾政治的新时代。
  后来,陈水扁、谢长廷都成为民进党内的政治明星,也始终存在“瑜亮情结”,至于林正杰则因为主张两岸统一,不见容于逐渐被“台独”派把持的民进党。“党内铁三角”方面,郁慕明和赵少康则于1993年离开国民党,成立新党。
  1994年,陈水扁获民进党提名,参选第一届人民直选的台北市长选举,新党则推出赵少康参选,陈、赵双方激烈对抗,国民党完全被边缘化。那次的台北市长选举,也是台湾第一次统“独”意识的大对抗,新党激发了民众对陈水扁“台独”路线的危机意识,成功创造史上第一次十万人大游行,但最后仍不敌陈水扁。
  对许多“70后”的台湾人而言,他们的大学记忆,就是民进党、新党双方的支持者在校园论战,国民党则被认为是老旧官僚,鲜少有人理会。而陈水扁为了淡化极端“台独”的色彩,打出了“快乐?希望?台北城”、“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等标语,成功成为那个年代“本土”“改革”的代表。
  许多民进党支持者回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那晚,直觉得那就是“台湾人出头天”,在外省人大本营、国民党权贵聚集的“台北市”出头了!但也因为如此,后来阿扁任“总统”后走上贪腐的不归路,也让很多那个世代的人希望破灭。
  我对阿扁的第一印象,正好就是他刚当选台北市长的那段时间。那时我正读小学,每个人都被发给一本台北市政府发行的“儿童护照”,里面用“阿扁叔叔”的口吻介绍刚剪彩的捷运木栅线,令我当时还以为捷运是阿扁做的。
  那时的圣诞节,阿扁市长还首开在市政府前办圣诞晚会的先例,自己上场替小朋友拉雪橇,又扮成美国影集的“超人”从天而降。此外,他还开放“总统府”前的广场给年轻人飙舞,带民众参观台北市警察局,并写信“告知”人在美国的蒋宋美龄,原来蒋介石住的士林官邸“即日起”对民众开放,称这叫做“空间解严”。
  到了小学五年级时,班上老师说要以“扁帽”作为考试第一名者的礼物,后来才又说似乎有些不妥,改送别的东西。同一时间,我家楼下卖锅贴的小摊,也兼卖起了“扁娃”。所谓“扁帽”、“扁娃”,其实就是阿扁自我造神的选举商品,在当时是第一个政治人物这么宣传,瞬间引发风潮。
  1998年,阿扁市长要拼连任,面临长相俊俏、形象正面的挑战者马英九。当时他用市政府的资源,特别办了免费带民众一日游的活动,中午招待高级便当(盒饭),下午再拉到台北市政府,由阿扁本人现身大谈政绩,最后开放民众合影。妈妈带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不是支持阿扁,而是单纯带小朋友出外走走。记得当时大批人挤上台去,争着要跟阿扁拍照,妈妈则冷冷地带我回家。
  后来,阿扁阵营更祭出所谓“土狗与贵宾狗的对决”的耳语,一方面暗示马英九出身外省权贵(事实上马英九的父亲只是权力边缘的中阶国民党党工),一方面更拿马英九的名字谐音做文章(“九”字在闽南语单独念时和“狗”同音,但作名字念时则有另外的文言读音)。
  然而,最后选举的结果,阿扁仍输给了国民党的马英九。当天晚上,阿扁和坐着轮椅、双脚残疾的妻子吴淑珍一同现身竞选总部,发表“对进步的团队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征”的落选感言,一下子将群众的悲情及激情冲到最高点。
  支持者激愤地说,是那些“外省人”打压阿扁市长。现场立即喊出“选‘总统’!选‘总统’……”的呼声。两年后,市长选举失利的阿扁,直接入主“总统府”,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阿扁作为曾经的“本土神话”,真的很对不起包含我阿公在内的台湾人。为了选票操作,阿扁牺牲了广大台湾人的利益,把台湾带上封闭、内斗的道路,愚弄本土草根民众,让多数台湾人错失了发展机遇。为了解决人民对经济萧条的不满,阿扁领导下的民进党当局,更运用政治手法将民众引导到“反中”“仇中”的方向,把所有的痛苦都归结给万恶的“中国”。
  如果要说,国民党代表外省权贵的利益,那代表本省平民的民进党,却在陈水扁领导下把台湾人关起来,离世界愈来愈远。
  被“台独”捧为英雄的阿扁,实际上是最消费“台独”的政客。李登辉用“极独”的政治光谱牵制阿扁,先是逼阿扁在2002年宣示“一边一国”,后来更在2003年喊出“公投制宪”时间表。等到面临“公投制宪”要摊牌时,又说出“‘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李登辉当12年‘总统’一样做不到”。
  阿扁的例子,不禁令我想起柯文哲。同样擅长操作媒体议题,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掀起的“柯文哲现象”,宛如当年的阿扁市长旋风。柯文哲也和当年的阿扁一样,都被“台独”寄予厚望,可以打倒国民党。
  阿扁在任“总统”的后期,说出了“‘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至于柯文哲,则早在就任市长没多久,就为了与大陆交往,说出“两岸一家亲”“一个中国不是问题”等语。
  历史似乎又再重演,只是台湾的未来,还能再折腾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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