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颐（1916.10.12—1987.4.24），江苏省扬州市江都人。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先后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期、（延安）陕北公学、（重庆）陆军大学19期学习，曾在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13期任研究员和兵学教官，并在美国指挥与参谋大学第3期学习。曾任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随从参谋，国防部参谋总长随从参谋。1949年10月从美国回国，在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华东军政大学研究班学习，后任教员、研究员。1950年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情报教授会军事教员。1955年12月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曾先后任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市革命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7月，任政协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学习孙中山思想读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3年4月，当选为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陈寿颐同志1956年9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曾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民革江苏省委常委兼省民革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南京市委副主委兼市民革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1985年4月，在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陈寿颐同志于1916年10月12日出生在扬州市江都陈夏庄一个破落的工商业者家庭。他从小受到要爱国要努力学习的教导，逐步形成了爱国的思想与刻苦学习、勤奋用功的性格。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陈寿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充满了愤恨。1935年夏，他听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便决定放弃有稳定收入的教师工作，投笔从戎，考入军校12期，决心以当兵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南京时期的中央军校主要是为国民党培养和训练陆军基层军官，以此建立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并具现代化训练素质的国民党军队。军校入伍生的训练非常艰苦，对陈寿颐来说，这不仅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还造就了他刚毅顽强的性格。他在正式进行分科时被分到工兵队。工兵是军队中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务的专业兵种，是军队实施工程保障的技术骨干力量。陈寿颐学习认真，训练刻苦。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日军攻克了上海，军校开始西迁，师生们一起从南京出发，经安徽当涂、芜湖迁至江西农村继续训练，后又转到武昌。他们长途跋涉，栉风沐雨，饱尝艰苦。当年12月，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陈寿颐和在校学习的学生们纷纷请战，要求到前线打日本鬼子。1938年初，因抗战的需要，为补充前方作战部队，学员们提前毕业，开赴抗日战场。这些黄埔学生被充实到各级部队的基层军官岗位，“黄埔系”挺起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脊梁。毕业时陈寿颐的学术成绩是全队第一名，因此他荣获了校长颁发的一枚勤学奖章。
从中央军校毕业后，陈寿颐被分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工兵总指挥部，参与计划和构筑保卫武汉的国防工事。他在工作中勤奋好学，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工程结束后，他来到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国防工程处工作。当时武汉长沙的抗战气氛浓厚，国共合作的局面也颇为和谐，大量的进步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喜欢读书的陈寿颐接触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报刊，开始对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产生兴趣，并且越来越觉得这些理论和主张有道理。他看到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丧城失地，而八路军在敌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事实，心中对中共颇为敬佩，产生了去延安的念头。于是，他辞去了在国军中的职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去延安。办事处原本安排陈寿颐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考虑到自己刚从中央军校毕业时间不长，要求去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抗战时期中共创办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陈寿颐在这里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几个月后，他和少数学员被挑选进入陕公大学部继续学习，编在第1队担任分队长。1939年的秋天，在随大部队向敌后挺进时，陈寿颐开始生病，且病情不断加重，不能继续行军，学校决定让他在延安休养一段时间。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回到友区（蒋管区）工作。病愈后的他在新成立的国民党陆军预备第7师任工兵营连长、代营长。
1940年9月，陈寿颐被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任少校参谋，在卫立煌将军身边工作。此时的卫立煌积极倡导抗战救国，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主张。1941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泛区偷袭郑州，守备空虚的郑州陷落敌手。卫立煌召开军、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他认为郑州是中原战略重镇，不可丢弃，便调集部队于10月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并亲临前线督战。经过艰苦的奋战，于10月31日一举将郑州从日军手中夺了回来，日军败退到中牟，郑州失而复得。在收复郑州的日日夜夜里，陈寿颐在指挥部里忙于把收集到的战斗信息加以整理分析，然后向指挥作战的长官提供资料和建议。由于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他得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嘉奖。
1942年初，为了接受高等军事教育，陈寿颐考取了国民党培训高级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19期。当时的陆军大学既是中国军事人才的荟萃之地，又是军事学术的研究中心，还是传播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讲台。陈寿颐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军制、军史、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等书籍资料，和许多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军事论着，从而大大地开阔了眼界，拓宽了他研究的领域。1945年1月陆大毕业时，根据择优升研的原则，他被选中留在陆大兵学研究院13期任研究员，专门从事战术和战史的研究。在陆军大学正则班和研究院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使他的军事知识结构和指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根据陆大的规定，成绩优秀的研究员留校担任教官，因此，陈寿颐获选在陆军大学任战术系上校兵学教官，开始投身于军事教育事业。他先是在重庆教授正则班，后又到南京教授将官班。由于他在教学上表现出的军事谋略，他指挥作战的能力赢得了指挥中枢的赞赏，并引起总部高官的重视。1948年，陈寿颐被举荐到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任陆军总司令官随从参谋，接着，又调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随从参谋。但是，为了能够继续研究军事学术和取得更高的资历，他放弃了晋升军阶的机会，考取留美军官的资格，在1948年到美国指挥与参谋大学深造。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1949年6月，陈寿颐得知南京解放后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立即得到南京市军管会领导的热烈欢迎。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华东军大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他曾去过台湾参观军事要塞和装备，因此他还专门针对台湾的兵要地理进行研究，并在华东军区参谋长会议上做过有关报告，为解放台湾的准备提供咨询。
1950年11月，刘伯承到南京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是解放军培养和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他大胆决定接纳部分有一定军事学历、较高文化水平和比较丰富实战经验的原国民党军官到军事学院工作并放手让他们参加教学。陈寿颐和其他一些起义或是投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当他带了好几箱子美军资料和各种军事书籍教材到军事学院筹备处报到时，刘帅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心，并请他拟定了战役学教学规划和教学提纲。军院领导非常尊重陈寿颐这样的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不仅在政治上给予热情的关心，在教学上给予大力的支持，还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待遇。南京军事学院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全军许多高级指挥员都踊跃报名到该院学习，首批学员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军师级以上的年轻干部。全国解放后，这么多军队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还曾经出现过一个可以说是解放军最高学府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将军班。陈寿颐给这个班讲授“美军的军、集团军的编组与战术”。虽然解放前他在陆大曾教授过国民党将官班，但面对这个班里资历很高的老红军或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高级指挥员们去讲美国军队，他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在军院领导的鼓励下，他放下了包袱，把自己掌握的有关美军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员，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抗美援朝期间，在军院情报教授会工作的陈寿颐日以继夜地编写了许多介绍美军的教材，翻译了大量的美军资料，同时还给情报、基本、高级、函授等各系的学员授课，对我军了解美军的有关战略战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教学科研任务。由于他精深的军事学知识和精湛的教学方法，他的授课深受学员们的欢迎，他的研究工作深得领导们的赞扬，曾被情报教授会选为标兵，还多次得到刘伯承院长和钟期光政委特别的奖励。
1955年12月，陈寿颐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任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参事的职责主要是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咨询国事，参事可以直接向政府领导人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当时被安排担任参事的都是有德、有才、有望之士，很多人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或是无党派代表人士。陈寿颐就职时还不到40岁，属于民主人士里的“小字辈”，他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的参事职能。每年参事们要列席“人代会”和“政协会”，同时还要列席市人民委员会会议，他总是在会前认真思考，在会上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政府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主动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提交的许多调研报告都得到了市政府的好评，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确定了对台“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工作方针。由于台海两岸当时处于对峙隔绝状态，对台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有关部门组织一些有影响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撰写稿件，向台湾民众和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党的对台政策。陈寿颐积极热情地投入对台宣传工作，不仅参与组织稿件，还撰写了大量介绍祖国大陆建设成就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的稿件。他写的文章大都被中国新闻社发表，或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许多稿件被评为“对台宣传优秀稿件”，他本人还曾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授予“南京地区对台宣传稿件积极作者”称号。
陈寿颐在学术研究和英语教学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参事室坐落在绿树成荫古意盎然的市人委大院里，参事们政治待遇高，且无退休规定，他们平时是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的，也不用坐班。陈寿颐却不愿在这环境幽雅的办公室里过清闲的日子。他凭着自己对汉语的浓厚兴趣，写出了几篇关于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语法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为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他利用空余时间和自己在英语方面的特长，先后受邀给几个大型国营企业和机关的夜大学教授英语，不要分文报酬。夜校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他根据学生们不同的工作环境和个人的实际英语水平来制定教学计划，得到师生的一致赞扬。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讲义和试卷都是把蜡纸放在钢板上手工用铁笔刻出后，再用油印机人工印出。这样的誊印常常因为手写的不工整或是油墨的多少而使得字迹模糊。他便自己出钱购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和打字蜡纸，把讲义和试卷打好后交给学校印刷，从而解决了教学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后，他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是挤出时间，应邀到工厂和医院的大专班教授大学英语，他认真讲课的态度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由于陈寿颐曾在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部门工作过，同时又曾去美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深造，在解放初期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是属于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到了80年代，经过了30年政治磨难的陈寿颐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历程。
老牛自知夕阳晚 不须扬鞭自奋蹄
20世纪70年代末，民革开始恢复活动。1978年底，民革江苏省委和民革南京市委分开办公，陈寿颐到民革南京市委参加领导工作，曾先后任市民革副主委、江苏省民革常委。为了恢复和开展民革组织活动，他四处奔走，联系到一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调动了他们参加民革活动的积极性。陈寿颐还着重吸收了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为南京民革组织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大量心血。
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热情高涨。南京市民革在国内最先创办了中山业余学校，广开学路，培养人才。陈寿颐积极投入筹建学校的工作，到处联系租借校舍，聘请教师。他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不仅关心教学质量，经常到校听课并担任辅导，还亲自参加教学工作，受到学生们的好评。有人后来回忆说，每当陈老讲课，教室里很早就会坐满学生，就连走廊上都挤满了听课的人，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英语课。由于在社会办学上的贡献，陈寿颐作为代表参加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受到了民革中央的表彰。学校也多次获得民革和地方各级政府授予的社会办学先进集体称号。南京中山业余学校的创办不仅为社会造就了一批各类人才，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也成为当时民主党派为社会服务的一大亮点。1983年12月，陈寿颐出席了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
陈寿颐从1980年7月开始担任南京市政协第六届常委和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委。他念念不忘在台湾和海外的同学、同僚和亲朋故旧，遇有机会，就向他们宣传党的“一国两制”政策，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参加有益于促进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工作。有一位40年代曾和陈寿颐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共过事的国民党将军通过有关渠道联系上他，希望有机会回大陆看看，但此人对自己曾在台湾担任高官的身份颇有顾虑。陈寿颐立即向他发出邀请，并精心为他安排探亲观光的日程，热忱地向他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这位将军后来向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讲述他在大陆的经历，让更多人了解了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中山先生是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陈寿颐十分敬仰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每逢中山先生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他都会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一起到中山陵拜谒。考虑到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是台海两岸的最大共识，他的思想体系涵括振兴中华和中国统一的内容，陈寿颐组织身边的民主人士成立了市政协孙中山思想读书会，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探讨孙中山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和对祖国统一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孙中山思想研究的有关想法。他认为，中山先生的全部思想的核心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襟怀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理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也有着现实意义。
1983年4月，陈寿颐当选为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他在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认真负责，联系群众，广泛听取和反映市民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参政议政。他在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参与审议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中，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他对减少城市噪音，搞好城市绿化提出的建议，得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支持和推动政府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寿颐在开展海外联谊，引进外资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不辞辛劳，参与接待外宾和海外亲友的工作，并为南京港口引进建设投资而与意大利某财团联系沟通，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第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它培养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军事政治人才，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作为黄埔同学，陈寿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积极参加由江苏省暨南京市政协和民革组织的在宁黄埔校友的活动。1985年4月，由江苏、山东、安徽和江西四省的黄埔同学组成的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陈寿颐被委派参与了筹建工作，并当选为理事兼副秘书长，是当时三位负责同学会常务工作的领导之一。从此，他热情地投入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团结广大黄埔同学、后代及亲友，积极联络台港澳及海外黄埔同学，为弘扬黄埔精神而不懈努力。当时和他同期的一些黄埔同学在台湾军界担任重要职务，在台同学给他带来了有关12期同学聚会的消息和照片，他利用与这些同学的亲情和友情，通过渠道积极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努力为两岸的接触乃至祖国的统一多做工作。他还怀着满腔热情帮助黄埔同学及家属解决实际困难。一位家住盐城的黄埔同学在农村靠耕田生活，他找到陈寿颐寻求帮助，希望解决自己在政治上的待遇和生活上的困难。陈寿颐联系有关部门，最终，这位曾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黄埔同学成为县政协委员。一位在台湾“国防部”任职的黄埔校友，他留在大陆的女儿在西北生活艰难。陈寿颐知道她的境况后，同有关部门商讨解决了她的困难。为发挥同学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团结海内外广大黄埔同学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凝聚爱国力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与往来，陈寿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陈寿颐有着丰富的军事学知识和较高的英语水平。1982年，解放军军事学院有意将60余万字的美国军事名着《巴顿将军》译成中文，需要既懂英语又谙熟军事知识的译者。该院邀请陈寿颐参加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虽然当时陈寿颐担负着繁忙的民革领导工作，但考虑到这部军事史料对我国军队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自己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的一次机会，他便采取一勤二挤三熬夜的方法，硬是把这项任务承担了下来。满头白发的陈老就像一位能打善战的将军，科学地支配着自己的分分秒秒。在翻译时，对着原书中夹带的法、德、意等国文字，他又像一名攻坚的士兵，抱着炸药包般厚重的字典，“爆破”前进途中的障碍，花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任务。刚刚交上翻译稿，解放军总参谋部又请他参与《中国军事史》的研究编写工作。陈寿颐和全国各地40多位同志一起撰写这部规模宏大，而且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多卷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着。《中国军事史》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在军事学术和历史学术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他又应南京高级陆军学校之邀请，协助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军事的一部分条目。由于陈寿颐在翻译编着军事文稿工作中取得的显着成绩，他多次受到省市政协的表彰。
在同事的眼里陈寿颐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大家都说他做事简直到了一丝不苟的境界。1981年4月宪法修改草案全文发表后，有关部门分别找各方面人士广泛征求意见。陈寿颐在收到宪法修改草案后，花了好多天的时间认真阅读，对草案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人认为这是中央已经定稿的，谁还会注意你的意见。他却回答说，宪法是全国人民办事的总章程，同全国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现在让我提意见，我有就当然要提出来，无论是否被接受。结果，他提出的一条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人大常委会（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的建议被采纳。
在家人的眼里陈寿颐是一个学习刻苦的人，儿女都说他学习非常刻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年南京某医院的领导找到他，请他给医院里准备参加高级职称考试的医护人员教授医学专业英语时，陈寿颐对医用术语并不熟悉，尤其对医学理论更是一窍不通。他意识到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在临床及医学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便接下这个教学任务。于是他开始阅读有关医学英语的书籍，把陌生的医学词汇写在卡片上，把难懂的医术用语记在笔记本上。每堂课前他都要花一定的时间认真备课，甚至常常备课到深夜。凭着自己扎实的英语基础和熟练的英语应用技能，他教的课程受到该院医护人员的欢迎，还引来不少其他医院的医生前来听课。
陈寿颐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告诫家庭成员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也是他的家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准则。他的小儿子出国留学一段时间后，感觉英语水平大有提高便用英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想让父亲看看自己的进步。结果父亲的回信却令他非常意外。陈寿颐寄回了儿子的英文信，他不仅用红笔更正了信中拼错的单词和用错的语法，并写下了正确的答案，还要求儿子要用认真的态度去学习做事。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子女。在他担任市民革领导后，有关方面为了照顾他，准备调他的一个子女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他知道后劝说自己的孩子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说，那么多民主人士的孩子都可以做这份工作，我不能搞特殊。他教育子女从小就树立自食其力的观念，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从不讲究吃穿。
多年来，陈寿颐总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踏踏实实地履行职责。他一贯严于律己、慎独慎微，保持了清白的名声，在同事朋友中享有廉洁的口碑。在他担任市民革领导后，有关部门为他配车接送他上下班。年近七旬的陈老不愿给工作人员增添麻烦，就婉拒了这个安排，坚持自己骑车上下班。直到有一次他在骑车上班的路上被撞倒，市领导得知后向他提出特别要求，他这才答应坐公务车上下班。有人带上礼物到他家请求帮助落实政策，他让来人把礼物留在家门外，等事情谈完后再让客人自己带走。他的孩子觉得他这样做不讲人情，会让送礼的人没有面子，他却说给别人解决问题是自己的工作，收礼这样的面子是绝对不会给的。参事室一位老同事的儿子准备成立公司做生意，希望他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不用做事照样拿钱。陈寿颐一口回绝。他说：“年轻人创业是件好事，老一辈一定大力支持，如果你们遇到困难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会尽力而为，但我绝不可以在你的公司里挂职，更不能搞歪门邪道。”
作为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陈寿颐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不计名利。1955年从军院转业时，根据组织上的评定，他享受高级干部的待遇，工资级别甚至高于有着老红军资格的参事室主任。陈寿颐主动提出降级降薪的要求并得到上级的批准。到了古稀之年的陈寿颐常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来激励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他在病故前还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着手编写《中国筑城史》的计划。就在他病发前的最后一刻，仍在为工作而忙碌。
1987年4月24日，陈寿颐同志在南京逝世，享年71岁。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对自己死后的安排。他曾在生前多次向家人、同事和民革组织表示，他去世后丧事从简，将自己的遗体无偿奉献给国家，可用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遗体供医学院学生解剖，骨骼做成标本，为医学科研做最后的贡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以及他对人生对自然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钦佩。他的家人还为此写了书面报告，要求按照他的意愿办理后事。当时出版的《爱国报》曾在头版就此事发表署名长弓的文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清气在人间》。文章指出，作为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大力提倡陈老的这种“奉献”精神，及其家属的思想境界，应将“清气”留在人间。组织上对陈寿颐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在参政议政、开展海外联谊、促进祖国统一和翻译军事史料、热心业余教育、引进外资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治丧委员会的悼词说：“陈寿颐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他用大半生的精力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工作服务，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领导、同事、同学和友人对他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去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位忠诚有为的同志，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钦可敬的挚友，人们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