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特殊飞行员——访黄埔老兵胡景濂

　　2018年5月2日，我们到浙江温州访问了抗战老兵胡景濂。以下就是胡景濂为我们讲述的他的人生经历。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1934年在温州读小学，后随母亲到上海，就读于唐湾小学，后进入沪上泉漳中学初中部。其时，大哥胡景瑊也在上海，我受到哥哥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中学毕业后，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占上海。我萌发了投笔从戎、报考军校的念头。我与曹耀煜、杨方石、林贤、徐翰等几位同学去找了校长陈君文。在他的引导下，我们5人报名投考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南京。

　　进入黄埔军校

　　在南京期间，日寇飞机日夜在市区狂轰滥炸，目睹无数同胞惨遭日军杀害，增强了我们杀敌报国的决心。

　　不久，学校进行了初试，我们5个人全部被录取，那时我只有16岁。9月，我们随军校迁移到武昌，经过复试，正式成为黄埔军校学生（黄埔14期）。3个月后，我被分配在步兵科学习。

　　不久，军校又从武昌搬到重庆铜梁。在校期间，学习了从单兵的个体训练直到班、排、连、营的战术进攻、防御，以及各种轻重兵器的使用。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我们于1939年秋季毕业。

　　我被分配在军校空军入伍生总队，成为一名少尉班长。那年我才18岁。因为我个子不高，大家都叫我“小班长”。

　　日军有强大的空军部队，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在战场上我军常常吃亏。我想，中国军队只有拥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才能战胜日寇的野蛮进攻，由此，我毅然报考了飞行军事学校。在报考的面试中，有位考官问我：“你已经是一名陆军军官了，为什么还要报考飞行军事学校？”

　　我答道：“先总理中山先生教导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想要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在空中打击敌人，报效国家。”接下来，经过体检、笔试，我有幸被飞行军事学校录取。

　　1939年冬，我们到了设在重庆铜梁的空军入伍生总队报到，再次入伍训练。1940年春季，入伍生训练期满后，我被分配到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进行飞行训练（学校第3期）。

　　该期学员有300多人，先进行飞行理论知识的学习，接着就开始空中飞行了。我们经过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飞行训练（一般来说，空中飞行达到100个小时为“初级”；200个小时为“中级”；300个小时为“高级”），并完成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训练（白天与夜间飞行的一系列复杂的战斗训练）。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我们于1942年12月毕业。记得当年入校虽有300多名学员，经过逐步淘汰，最后获准毕业的只剩下83人。

　　接触进步思想与参加革命

　　在空军军士学校里，我思想敏锐，性格开朗，我还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进步书刊，令我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1943年春，我们被分配到新疆伊宁的空军教导队接受训练。我们驾驶苏联援助的战斗机，教官也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虽说我们已是飞行员了，但是军衔仍是军士，而非军官。由此，军士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大家进行了罢课、罢飞等反抗行动。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镇压，他们以“异党分子”罪名逮捕了包括我在内的23名军士。1943年冬，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押送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重庆军法处关押。

　　在军法处关了一年左右，经过无数次的审问和调查后，证实我们根本不是“异党分子”，只是对校方有不满情绪而产生了过激的言论与行动，蒋介石手书“关禁3年，使其彻底悔悟”。

　　于是，我们又被关押在重庆的战时青年训导团里。所谓“战时青年训导团”，实际上是一个集中营，坐落在重庆郊外五云山的一个庙宇中，周围高墙围绕。庙内除了大殿和厢房以外，还新建了几间办公室及宿舍。集中营分3个中队，大约200余人，关进这所集中营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以及爱国青年，萨空了先生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萨空了解放后成为民盟副主席与中央出版总署署长）。训导团主任是康泽，副主任汤如炎。

　　这些民主人士向我们讲述了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罪行。虽然关在集中营里，但我们仍然能通过地下渠道阅读到《新华日报》《论新民主义》《论联合政府》等报刊与小册子。

　　在关押期间，甚至有大学教授给我们讲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每天进行军事操练，还要进行种菜、挑米、背柴等劳动，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这些进步人士接触。

　　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因为关押民主人士受到责难，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不得不将关押人员释放。

　　虽然我们被释放出狱，但国民党空军不要我们这批飞行员了。萨空了向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提出，将我们23人送到延安去。王若飞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王若飞因飞机失事去世，萨空了则去了香港，由此，我们也失去了一个到解放区的机会。

　　在浙南解放区工作

　　1946年9月，我回到了故乡温州。此时，我哥哥胡景瑊与弟弟胡景森已是共产党员了。同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青年来看望我祖母，此人就是中共永嘉县委交通员季则尧同志，我向他倾诉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季则尧听了，向中共浙南特委作了汇报，特委同意由他带我进入根据地。

　　

　　中共浙南游击队。（摄于20世纪40年代）

　　1946年11月，我到了浙南根据地，自此，投入了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生活。在根据地，我见到了时任特委宣传部长的大哥胡景瑊，在大哥的引导下，我又见到了特区书记龙跃同志。龙书记中等身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与我谈了许多事情，勉励我说：“党信任你们兄弟几个人，你可以直接在我身边工作，从事党的一些特殊任务。”

　　1947年1月的一天，龙跃同志找到我，问道：“有没有胆量到上海工作？”

　　我说：“当然有，首长有什么任务吗？”

　　他交代我独自到上海筹集经费购买书籍，于是，我从温州坐穿山轮船到上海。

　　一路上，我冥思苦想，在上海有哪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进步且有钱的朋友可以帮忙，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人，吴子丹（1950年参加了双航起义，后加入中共，成为中国民航公司驾驶员）。

　　到了上海，我直奔吴子丹家。寒暄后，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找他的目的。他心领神会，爽快地答应给我金条一根（十两）。

　　几天后，我再到这家书店时，拿到了已经选购好的几大包书，其中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八月的乡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死场》以及鲁迅的许多着作等。我将书籍装进皮箱，仍旧坐穿山号轮船返温。

　　到了特委机关，大家认为，这些书籍的内容好，适合进步青年学习，我为第一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高兴。

　　数天后，特委首长又将我找去，派我到上海去与暨南大学的陈宣崇同志（时任浙南特区驻上海支部书记）接头。

　　到达暨大时，正巧该校在举行学生自治会选举，校园里一片热闹景象。好不容易找到了陈宣崇同志。他将我带到校外一所民房里，我将特区党委的信件与经费交给了他，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与生活，随即返回温州。

　　过了一段时间，首长又派我去上海同济大学与周申生同志会面。

　　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都在江湾，我到达江湾时，这二所大学的师生正在罢课，大批军警对大学进行封锁，一时很难进入学校。

　　我只好找了一处军警防范不严的地方，连爬带钻地进了校园，找到了周申生同志，二人相对苦笑。他将我带到了一间教室，我迅速将信件交给了他，也没多说什么，就返回了温州。

　　1947年3月，在我哥哥胡景瑊与陈玉华同志的介绍下，经特区党委的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龙跃同志也在场。

　　自此，我参加了特区党委的各种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我针对温州地下党活动经费困难问题，提出在温州开办工厂以解决经费问题。根据特区领导的意见，批准我在温州城区的荷花路开设一家纸箱厂，厂不大，只是制作一些茶叶、桔子等的包装箱。由于得到上海朋友的资助，这家工厂很快投入了运营。

　　由此，我以商人身份自由出入温州城区，在上海、温州之间进行地下活动。这家厂不仅成为特区同志到温州工作的落脚点，由于工厂业务扩大，也为地下党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

　　

　　浙南文工团成员。（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

　　上海购买电讯器材

　　1947年后，国民党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浙南特区需要与华东局领导取得直接联系，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由此，特区首长派我到上海购买一批无线电器材。

　　临行前，台长徐炳全同志开了一张无线电器材的购买清单，主要有收发报机的真空管、电容器、电阻、保险管以及电线等。这些无线电器材在国统区全部是禁止公开出售的，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买到。

　　到了上海，我四处寻找门道，终于找到了一位修理电器的工人顾丛熙。刚见时，我佯称自己正在做电器生意，想请他帮忙购买有关材料。在我请求下，他帮我买到了一批旧电器。我把器材运到根据地，经特区相关人员的检验后认为，只有部分材料可用，仍然缺少许多关键设备。

　　为了完成任务，我又一次只身到了上海，多次出入无线电器材商行较为集中的四川北路，仍所获不多。有一次，在路上巧遇昔日军校的一位同学徐品行（解放后参加解放军空军，任飞行中队长），他在虹口开了一家小店，隔壁正好有一家出售兼修理收音机的店铺。经徐品行介绍，我认识了这家商行的老板。他看了一下清单，说道：“这些货物大多是违禁品，全是装配收报机所需材料。”

　　我说：“我正在做黄金、棉纱生意，温州这个地方偏了点，比不得上海，信息不灵，时下物价一日三涨，浮动大，听不到市场信息，生意难做了，钱难赚呀！我想买一台收发报机，直接与上海市场联络，请多多帮忙！”

　　此人见我西装革履，手戴金表，别着派克金笔，以为是个大亨，信以为真，尽量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将货物运回根据地后，老徐认真地检查了器材，很快就装好了收发报机，终于，在浙南特区也能清晰地听到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了！

　　为特区购买军火弹药

　　1948年，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军大规模反攻，战场上，解放军节节胜利，浙南游击队随之扩大，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

　　有一次，首长问我：“你有没有胆量去买武器，能买到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让我试试看？”

　　为完成这个任务，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唯一的办法是和国民党军队打交道。我想到曾在忠义救国军和交警总队当过兵的谢某。这个人是我的远房亲戚，一个兵痞子，见钱眼开。

　　我找到了他，直接说，我想要买枪支弹药，可以出高价。这个人听到有金子赚，马上喜笑颜开，说道：“我尽量想办法。”果然，三天之后，我去他家时，已经买了一支德国造全新快慢枪和50发子弹。我给了他4两金子作为酬谢。

　　我把枪支弹药拿回来，交给特委，经过验收测试后，果然是一支好枪。为此，首长又下达了买枪的任务。

　　于是，我又一次跑到温州，找到了谢某。他上次尝到了甜头，便痛快地说，他与一位团长很熟悉，可以到苏州、丹阳搞到枪。

　　我将这个情况向特区党委作了请示，首长觉得我一个人势单力孤，又派了我弟弟胡景煜和我一起去买枪，也好做个帮手。

　　我们先到上海，找到了谢某介绍的那位国军团长，他说，我有办法，不仅能搞到枪，还可以弄到冲锋枪，叫我们到苏州接头。

　　到了苏州，我们没有找到他介绍的那个人，又到了丹阳，几经交涉总算在交警总队购买了两支汤姆生冲锋枪和200发子弹（用5两黄金交换）。买好后，我和景煜将枪和子弹分装在两个皮箱内，立即回上海，乘大华轮返回温州。

　　　进城散发宣传品

　　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温州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奉首长命令，到温州城里散发宣传品。

　　有一次，我带了一大袋宣传品进城，其中有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人民书》等。为了尽快散发这些宣传品，我想到一个邻居——倪衙巷的王景森，当时他在国民党永嘉县税务局做事。王景森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我找到了他，向他讲清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使他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请他将宣传品分发给县政府职员。王先生听了，满口答应，将宣传品散发了出去。

　　在高楼从事农村工作

　　高楼，一个温州瑞安县的小镇，四面环山，一条涓涓小溪穿镇而过，也是浙南游击队活动区域。只要想到高楼，就让我想到当地的一首民歌：“山那边那个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耕地哟，没人给你当牛马……”

　　1948年9月，我从浙南特委第3期青年培训班结业后，被领导派到高楼工作。到了高楼，首先找到了当地的党支部和党员，了解镇上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镇党支部有5名成员，工作扎实，积极肯干，但是对党的政策缺乏系统了解。于是，我将在干训班学到的知识，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向党员们宣讲，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认识。

　　我们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讲明成立农民协会的目的和意义，很多贫农、雇农、中农积极报名参加。

　　1948年10月，我们召开了农协成立大会，参加人员有数百人之多。自此，高楼镇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接着，我们组建了民兵班。1948年11月，在党员中首先成立基干民兵，有了民兵，就需要武器。高楼镇民间有打猎用的土枪，我们挨家挨户地摸清了哪家有枪，很快收缴了十多支枪。

　　接着，成立了妇女协会，开办夜校，教农民识字，让他们懂得更多的知识，也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在高楼镇，我只工作了半年，组织上调我回去，给我分派了新的任务。

　　浙南游击纵队宣传队

　　为了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积极准备解放浙南地区，将党的各项政策及时传达到人民中去，特区政府决定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

　　我从瑞安高楼被组织上调到宣传队，由我担任宣传队“口头宣传组”的组长，我们组的任务是用演讲、快板、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

　　宣传队共有30多人，队长是版画家夏子颐，副队长是话剧演员刘漠宗，成员中不少是南京戏剧学校来浙参军的学生，还有一些文艺爱好者。宣传队成立后，我们印制张贴了大量标语，还编排了演唱节目。

　　亲历温州和平解放

　　解放军代表团首席代表胡景瑊与国民党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叶芳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放温州协议。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解放前一天，宣传队就随浙南纵队进入了温州城。

　　温州解放后，我们宣传队紧张地在街头、工厂、学校和起义部队中进行党的政策宣传，就“城市政策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进行讲解。

　　解放后几天内，就有70多位学生参军加入了我们的宣传队。不久，宣传队改编为“浙南第五军分区文工团”，我被任命为分队长兼前台主任，参与了《杨勇立功》《两种作风》《红军妈妈》《打渔杀家》等戏剧的演出。

　　1949年6月，文工团随大部队挺进福建，解放了福鼎、霞浦等城镇。在进军中，我们文工团一分队随先头部队，向敌军喊话，宣传党的政策。文工团行程约一个月，同年7月奉命返回温州。

　　到了温州，正值人民解放军组建空军部队，招考飞行员。有一天，纵队政委龙跃将我叫去，说道：“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军就要有自己的空军队伍了，你原来就是歼击机飞行员，应当为新中国建功立业。”由此，我于1949年8月离开了工作半年多的文工团，开始了为新中国培养飞行员的生涯。

　　参与开国飞行检阅工作

　　1949年8月，我到上海华东航空处报到。9月，我被航空处派到北京空军训练部飞行科担任空军训练参谋。随后，即开始准备国庆大典的飞行检阅指挥任务。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中，新中国的第一代空军驾机翱翔在天安门上空，飞机以三角形编队出现在蔚蓝色的天空时，领袖们喜笑颜开，频频向天空挥手致意。每当在影片上看到这个镜头时，就会想到，我曾参与了那次飞行检阅的地面工作。

　　在开国大典前，新建立的飞行部队夜以继日地进行飞行练习，为了机群能准确及时地飞过天安门上空，领队的飞机反复在天安门上空演练。我们在飞行训练部张受益科长的指挥下，建立了通县、高碑店和天安门三个检查点，将三处连成一线，选定通县为飞机进入检阅航线的起点，再通过高碑店到天安门上空。每个检查点设置了对空对讲机和烟火。当飞机通过起点、检查点和终点时，地面工作人员就及时向领航机报告“准确通过目标上空”和通过时间。

　　大典那天，我在高碑店检查点，这个检查点设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葱地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架好对讲机与烟幕弹，对好时间。当飞行检阅的时间临近，我们用对讲机与领航驾驶员取得联系，及时点燃烟幕弹。一缕缕青烟袅袅腾起，我们目不转睛地望着通县方向，终于见到领队飞机出现在天际线上，一瞬间，领队机就飞到了检查点上空，我立即向领队机报告：“准确通过高碑店。”并报告了时间。我目送机群飞过，直到消失在天际线外。

　　完成大典后，受检阅飞行员当晚被邀请出席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我们地面工作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丰泽园举行的宴会。

　　

　　飞行大队学员（前排右一为胡景濂）。（摄于20世纪50年代）

　　在航校当教官

　　1950年1月，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航空学校第1期1班2大队当学员，班里有30多个学员，年龄多在20岁上下，绝大多数来自部队的排连干部，还有几位大学生。

　　由于新中国急需建立空军部队，这一期学习是速成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初级机雅克—18的飞行训练。校方提出了“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口号。课程由苏联教官讲授，学员们在苏联教官示范飞行和反复教练下掌握了飞行技术。

　　在飞行训练中，我们先接受机场及飞机地面教育，随后学习飞行训练科目：滑行和滑跑训练、感觉飞行训练（第一次飞行由教官驾机）、空中基本动作飞行训练、特技飞行训练、编队飞行训练（只飞两次，每次30分钟）。最后两个科目是，长途飞行和暗舱仪表飞行。全部飞行训练仅用了3个月，飞行27—30小时就完成了。

　　接着，进入中级机雅克—11双座教练机（机型比雅克—18大，全金属，速度更快）的飞行训练，飞行时间25—28小时。两种机型的训练飞行不到60小时，在校仅用9个月时间完成，可说异常紧张。

　　学习结束后，技术优秀的10位同学留校任教。其余学员分配到部队，投身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去了。我由于飞行技术优秀，留校任教，担负起飞行教学任务，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教员，开始了我为期20年的航空飞行员生涯。

　　在第六航校一年以后，组织上又派我到济南的第五航校去当“拉—五”（一种苏制螺旋桨式歼击机）飞行教练。在这所学校我先担任教官，后提升为中队长、大队长。

　　1955年，组织上又派我前往牡丹江第七航校培养“拉—九”歼击机和米格—15歼击机飞行员，从而担负起更艰巨光荣的任务。在牡丹江工作期间，我与夫人王瑞庆结婚。我的夫人是北京人，194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

　　在人民空军服役28年后，我转业，和夫人一起回到了温州。

　　部队转业回到温州

　　1978年，我在温州市气象台任副台长，负责政治工作与后勤保障，并当选为气象台的党支部书记。由于我长期从事飞行任务，对气象台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上可说是轻车熟路。5年后我离休了。

　　改革开放后，我有了机会和过去的老同学、老同事取得联系。1992年、1999年和2001年，我们先后三次组织了台湾、美国、南美等地的原空军学校的同学、战友以及家属聚会。我陪同他们参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同学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都感到很欣慰。

　　

　　胡景濂一家。

　　每次聚会都要历时一个多月，大家先后游览了成都、上海、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西安，当然，他们也到了我的故乡温州。

　　1998年，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获悉我是黄埔14期毕业生以后，盛情邀请我加入同学会，我是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唯一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