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不随波 松竹知岁寒——纪念我的父亲余贤俊

　　父亲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快70年，每当寂静时分，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如眼前。

　　一

　　父亲名贤俊，字应求、季秀，别号越人。1902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衢县破石村。破石位于钱塘江上游乌溪江畔，村口屏立笔架山，旁连砚池（湖钟潭），周有牡丹台、双蝶峰，美丽景致蕴含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走进村口，犹如桃源意境，山重水复疑无路，转过笔架山却是柳暗花明，屋舍俨然，鸡犬相闻，令人豁然开朗。看起来普通的小山村，却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进士村”，仅明清时期出九进士，十五举人，贡士二十六人，七品以上入仕者近百人，名人雅士辈出，不胜枚举。四大名楼之一黄鹤楼所存千古名联“此地饶千秋风月，偶来作半日神仙”便是破石余本敦（嘉庆四年进士，内阁学士）赴湖北任乡试正考官时所作，数百年来脍炙人口。

　　

　　余贤俊

　　

　　余俊贤出生于浙江衢县破石村。

　　父亲出生在书香门第。高祖养福公道光庠生，诰封登仕郎。曾祖汝咏公咸丰庠生。爷爷佳科公，字瑞生，光绪甲寅庠生，娶妻遂昌增生品棠公长女濮氏瑞霞。虽非高门府第，然祖孙三代秀才，秀才联姻书香浓，自是家学渊源。父亲饱受熏染，胸有丘壑，腹藏诗书，有鸿鹄之志。父亲天资聪慧兼以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八中和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胸怀报国之志进入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1928年，先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本校政治部中尉、上尉、少校编辑，是军校机关报《党军日报》创刊初期主要成员。1929年，派武昌任第五专区特派员，随后调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后改军训部）任政治训练处股长。1930年，调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任政治训练部少校秘书、宣传队长，赴河南参加中原大战。随后调安徽省党部，任宣传部编审科总干事，创办当时很有影响的《大江通讯》。1931年任《安徽民国日报》总编辑兼代社长，并主编《安徽半月刊》。1932年，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宣传科主任。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处少校编纂。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法规编委会中校编纂。1935年，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二厅图书档案室主任。1937年，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上校参议。同年，转改编后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任职，随刘建绪部参加淞沪会战。1941年，奉命组建抗日游击队。1942年，随王敬久部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转任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监察常委，兼衢县总工会理事长并《衢县国民日报》《新风日报》社长。1945年，调任衢州绥靖公署监察官。是年，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获颁抗战胜利勋章。1947年，积劳成疾，因病离职。1949年，经荐赴东北某大学任教，数月后因喉结核症复发病重返乡。1950年12月卒于浙江衢县。

　　二

　　父亲报考黄埔军校受三伯伯贤佐影响很大。贤佐字秉钧，号维周，又号仙霞山农。生于1894年。辛亥革命时期到上海读书时，参加青红帮，与浙江同乡蒋介石、周恩来都有过交集。贤佐乃早期中共党员，曾在浙江省长夏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18军任少将咨议，夏超兵败后在宁波遇难，年仅36岁。贤佐何时从军已不可考。贤佐虽自号山农，却耐不住山村寂寞，胆大妄为，敢于冒险。人称天胆，意即胆大包天，从不循规蹈矩，做人做事匪夷所思。据说，当年欲外出当兵，爷爷佳科公不同意，当然也不会给盘缠，贤佐竟然将老婆变卖给他人，然后一走了之。1921年看到报纸上公布遂昌县长为熟识之人，时兵荒马乱，杭州到遂昌交通极不方便，而破石临界遂昌。贤佐就带着一个助手冒充遂昌县长去上任，并且正儿八经地办起了公事。3个月后真的县长到任，贤佐方离开遂昌。后来案发曾被浙江省官方通缉追捕。父亲报考黄埔军校，据说是贤佐通过周恩来的关系，家谱上也记载由周恩来推荐进入黄埔军校。现在我们知道那时的“推荐人”其实是年轻人投身革命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与“走后门”“拉关系”完全不同，无论谁推荐均须经过严格的笔试、口试和体检，对报考学员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及政治思想有相当高的要求。

　　父亲先是进学兵团，经甄别考试不久转为入伍生。其时学兵团的团长是张治中将军，后来文白先生成为父亲在中央军校工作时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投笔从戎当革命军是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普遍追求，父亲报考黄埔军校，其实也是顺应国民革命的时代潮流。黄埔军校不到3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父亲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他曾经对我和大哥讲过那着名的黄埔誓言“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那时我还小，并不很明白，只记得他的表情既严肃又认真。作为一名黄埔军人，父亲毕生都在践行这一誓言，精忠报国，牺牲奉献，投身于北伐和抗战。在军校学习期间，正处北伐举兵时期，父亲他们这些军校学员也随军参加实战，在湘、赣、鄂等战役中立下战功，在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中迅速成长。父亲思想进步，倾向和同情工农革命，在大革命后期“清党”中曾因“赤化嫌疑”与中共党员华月峰、罗铃、韩晓山等先后被捕入狱。

　　在中央军校工作期间，父亲在政治部所属编辑部负责军校机关报《党军日报》《党军丛书》的编辑，是《党军日报》创刊初期的主要成员。其时编辑部除主任陈石孚外，编辑人员仅6人，分别是王道、何凯诒、罗清镠、杨汉辉、彭叔美和父亲，他们的工作从初始的日刊和周刊编辑，到《党军日刊》改名为《党军日报》（《黄埔日报》前身），《党军周刊》改为《党军半月刊》，后来迅速增加《政治特刊》《党军月刊》（《黄埔月刊》前身）《党军丛书》《政治丛书》等一系列报刊和出版物，这么多种报刊杂志和丛书要按时出版，工作量巨大，编辑部总共只有6名编辑，必然忙得不亦乐乎，黄埔军人的工作负荷可见一斑，但他们毫无怨言，集体表现出色。而父亲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中记载，民国十七年十月六日，父亲因工作努力劳绩卓着晋升少校，而数月之前，在四月份时父亲仅仅是一名中尉编辑，几个月时间就提升至少校实属少见，这是对父亲工作的肯定，也是当时黄埔军人的工作热情的生动写照。

　　抗战时期，父亲身为军人，干的都是保家卫国英勇悲壮之事。他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和浙赣会战，亲临前线，出生入死；他奉命组建九龙山抗日游击队与鬼子周旋，艰苦卓绝；特别是冒死立军令状疏散军粮之事，救人无数，可谓功德无量，也因此，父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当时衢州城里的如昆医院名气很大，院长邱如昆曾任国军上校军医，也是乌溪江人。邱如昆医术精湛，为人热情仗义，如昆医院几乎成为乌溪江同乡会馆。那时我常去如昆医院，有件事印象非常深刻。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在医院显眼之处挂着一幅很大很大的父亲的像片。回来时我和父亲讲了，他苦笑着说：“让他们不要挂，不要挂，偏挂，奈何？”如今想来，父亲其实是对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威望高未必是好事。

　　1937年初，父亲离开重庆委员长行营回到浙江老家衢县，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上校参议。时任公署主任为刘建绪，字恢先，湖南醴陵人。同年公署裁撤转隶第10集团军，刘建绪将军任集团军总司令，父亲随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刘建绪治军有方，是出名的“不要命”将军，每逢打仗必身先士卒，亲临前线。1937年12月，刘建绪在萧山前线指挥，其指挥所被敌机炸塌，他从废墟里爬出来，满身尘土。父亲和在场的邓讱、王裕先、詹行烈等人均劝说转移指挥中心。但刘将军坚持不转移仍在原地指挥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多次粉碎日寇进攻。在定海和舟山群岛两次防守战役中，刘将军同样亲赴前线督战，官兵一心，最终击退日军进攻。第10集团军在淞沪会战中表现英勇，各部英勇杀敌，重挫敌锋，坚守阵地，战绩卓着，总司令刘建绪的治军和作战能力受到军委会表彰。在淞沪战役中，父亲前后经历淞沪、青浦、金山卫、嘉善等数十战事，随刘将军亲临火线。四五年时间里，两人生死与共，结下深厚友谊。

　　淞沪抗战，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第10集团军在淞沪激战中前后阵亡36000余名将士，刘建绪将军十分痛惜，命于衢州府山建“第10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垂不朽。父亲遵将军之命，参与军中与地方协调联络之职，邀余绍宋参议员拟文勒石。辞曰：

　　国运将兴，天心已见，惩彼凶顽，宁辞久战。亹亹同袍，邦家之彦，戚俞风规，其则不远。人谁无死，贵重泰山，献身卫国，敢计生还。皇天后土，鉴此寸丹，伟哉诸君，大节卒完。不战而和，和亦不协，孰是仇雠，而与并立。之人无良，甘为臣妾，不瞻不卬，芳躅谁接。衢山莽莽，谷水泱泱，云车风马，飘忽超骧。伐石镌辞，用表幽光，凡百君子，视此国殇。

　　多年后，母亲曾回忆父亲谈及亲眼目睹同袍战友以血肉之躯筑堑壕，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情形，满脸悲怆，喃喃细语：“人谁无死，贵重泰山，献身卫国，敢计生还。”如今明白，父亲当年念此辞是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1941年8月，王敬久接替刘建绪担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春，浙赣会战爆发，父亲亦随王敬久部参战。日军出动20万兵力进攻，王敬久指挥各部迎战，虽经顽强抵抗，阵地终被突破。6月7日，衢州沦陷。日军占领并破坏衢州、玉山和丽水机场，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双方战事异常激烈，国军付出伤亡6万余人惨重代价。日军也受到重创，伤亡3万余人，15师团酒井直次在金兰决战中丢了性命，成为自侵华以来首个阵亡的师团长。此前，为配合国军主力，父亲已受命组建抗日武装，他联络北伐时期当过团长，衢州十五里黄家的退役军官胡锡山，以衢州保安司令部散兵和衢州勤业蜡纸厂护厂队为骨干，组织第三战区九龙山游击纵队，一开始200余人，鼎盛时发展到1000多人。由胡锡山任司令，父亲为党代表。九龙山位于遂昌西南腹地乌溪江上游。在浙赣会战期间，游击队配合国军主力与敌周旋，伺机出击，小有战功。他们派小股部队骚扰鬼子，打了就跑，日军面对巍巍崇山峻岭，望山兴叹，无计可施。

　　

　　余贤俊。

　　6月初，鬼子对衢州发动总攻，担任衢南地区总指挥的74军撤至黄坛口以南山地防守。为防撤退后无法带走的军粮落入敌手，国军拟毁桥烧粮。其时正逢国难，衢城流入难民颠沛流离，和当地山民数万人贫穷困苦，食不裹腹。而桥毁路断，交通中断，四周乡民生计必遭严重困顿。父亲心急如焚，面见74军王耀武军长。王军长乃黄埔先期学长，与父亲素有交谊，细听原由后表示理解，然军机重大，万不敢闪失。除非父亲愿以身家性命担保，一旦有误愿受军法处置。危急时刻，父亲顾不得自身安危，主动请命，毅然立下军令状。国军要求期限是三日之内，然而一方面是时间紧迫，更重要的是疏粮涉及面广，人多嘴杂，万一处理不当，被日军奸细探知，日后粮食必被鬼子搜查，后果不堪设想。父亲费尽心思制定公平合理周密之策，利用当地人脉组织起数千民众连夜疏散粮食，终于在两天半内疏散完毕，4000多担粮食除一小部分装船运往九龙山给游击队使用外，其余全部发放给贫苦百姓，坚壁清野藏入深山野林，最终实现不让一粒军粮落入日军之手。父亲当时签军令状时，王军长曾言“军中无戏言，你若有失，军法无情！”父亲此举可谓拼上性命，冒着生命危险才保住粮食和桥梁。当然也救了无数饥民的性命，被乡民代代传颂，历经数十年仍未被人忘怀。

　　三

　　父亲性格豪爽率真，重情仗义。无论男女老幼，高低贵贱，也无论故交初识，均以诚相待，以情相交。自1937年起，父亲与刘建绪将军前后四五年时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关系自然不一般，交情十分深厚。将军比父亲年长10岁，故而父亲让我叫刘大伯。刘建绪将军对父亲颇赏识，虽非亲兄胜似亲兄。军务繁忙间隙，常与父亲到破石山村小憩。我年纪小不懂事，并不晓得陆军上将是多大官衔。只记得刘大伯是一个精干而慈祥的小老头，满口湖南腔，与父亲在一起，时而高谈阔论，时而相对无言。1941年，刘大伯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行前专程来破石问候奶奶安康并告别，父亲为之送行，依依不舍。1948年初，闻奶奶离世音讯，将军从福州远道而来亲临吊唁，亲撰碑文：“余母濮太夫人永安。享寿八八，归于玄乡。以仁得寿，吉宅征祥。慈母之荫，历久弥长。松云柏露，花红山阳。刘建绪敬谏，戊子年正月。”字字恭敬，句句真诚。

　　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父亲与沈雁冰师生之谊甚笃，即便是毕业离校多年，双方仍保持书信往来，大哥和我多次看过沈雁冰给父亲写的信件。后来乡邻们据此说茅盾把父亲也写进小说里去，小说里某某人物的原型是父亲云云，这自然是他们的推测猜想罢了。小说是小说，和现实生活并不等同。

　　北伐期间在武昌，父亲曾结识“小朋友”严文井。那时严文井正在上小学六年级，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他认识了父亲和小柯这两个当地人叫“斜皮带”的北伐军军官“大朋友”，并且持续了十多年的友谊。父亲和小柯在训练和打仗之余，会带严文井兄弟去黄鹤楼玩，爬蛇山，给他们买糖果点心，一路打打闹闹，快活极了。父亲甚至答应严文井，要是他考取了大学没钱上，就支援他。在严文井脑海里留下的都是快乐回忆，令人惋惜的是小柯后来在国共分裂时惨遭杀害，年龄还不到20岁。十多年后，已然成为大作家并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的严文井和父亲在东北相遇，尽管他们俩走的是迥然不同的道路，老朋友相见仍然分外欣喜。1998年，时光过去70多年，严文井已经是83岁的耄耋老人，他仍然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们在武昌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并清晰地记得父亲答应支援他的话。而且，他一直珍藏着父亲的照片,由此可见这份友谊在严文井心中的份量。有感于父辈间深厚的友谊，严文井之女严欣久在父亲诞辰115周年时欣然命笔：“能文亦能武，激战武昌城；黄埔一柔侠，慧结小友缘。敬奉余公贤俊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正是：“大朋小友结奇缘，佳话一段永流传。”惜哉！如果严老先生仍然在世，这张躲过战乱和政治运动劫难，在颠沛流离中珍藏近80年的珍贵像片或许就能流传下来了！

　　四

　　父母1924年结婚，婚后父亲一直辗转于衢城、上海、广州、武昌、南京、杭州和安庆等地忙于求学、从军和从政，与母亲聚少离多。直到1932年3月才有孩子，因在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所生，所以良监哥小名叫“安庆倪（破石家乡方言，小孩、儿子的意思）”。当年父亲与严文井（原名严文锦，1935年改严文井）相识时，其父严奇安按金木水火土顺序为子女取名，长子严文锦，以下分别为文彬、文治、文焕、文垣。5年后，父亲自己初为人父，当受严奇安影响，也按金木水火土之序为子女取名。我们是良字辈，故兄长取名良监，后面陆续取良模、良治、良燕。这也是源于父亲多子多福的愿望，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幸福、快乐、健康、平安、长寿。我出生于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年月，父亲从战场下来不久。父亲随刘建绪将军在淞沪会战中九死一生，亲眼目睹中国军人拼死杀敌，心中感慨万端，故为我取名良模，平时叫我“爱国囡”，该是爱国的模范军人之意。否则堂堂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选一个适合女孩又带木的名字，比如梅、桃、杏、棠、樱、琳等，还不是小菜一碟。或许受到名字的影响，从小开始我的性格便像男孩。我6岁的时候，弟弟出生，父亲为之取名良治。弟弟容貌俊秀且十分聪慧可爱，父亲喜爱不已。可怜天妒良才，在良燕妹妹出生那年的下半年，良治弟弟患脑膜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医治无效不幸夭折，年仅4岁。我永远忘不了弟弟下葬时父亲悲痛的神色。或许是宿命，父亲期望的“健康”不幸夭折，“长寿”也成为奢求。

　　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奶奶渐老，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都要母亲操劳。三伯伯贤佐在北伐中牺牲，二伯伯残疾不能自食其力，除此之外，全家齐心协力，克勤克俭。大姑姑赛珠非常聪明，传承爷爷中医技艺，医德医术都很好，深得村邻敬重。后来大姑姑嫁洋口上步，出嫁的嫁妆是爷爷传下的药柜子。加之母亲掌持家务，善于谋划，家境逐渐好转，渐成殷实之户，不仅在破石有田地，在江山和衢州城里也置办了一些房屋和土地。此前父亲已将祖屋修缮一新，因为爷爷字瑞生，奶奶名瑞霞，父亲专门制匾“双瑞堂”悬挂堂屋，以示感念父母恩德之意。

　　我曾经有过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父亲工作之余回家，便经常会带我们出去玩。记得有一次，当时良燕妹妹尚未出生，父亲带哥哥和我去小溪里捉鱼，他先在溪中筑坝，留一小口装上网兜，然后叫我和哥哥在清澈的溪水里开心地跑着，把鱼儿往前赶。一会儿功夫，网兜里竟然装满了鱼。中午，母亲为我们烧了一大锅鱼，那味道真叫鲜美！父亲还会一年一次带我们去祠堂祭祖，讲孝悌节义，教我们如何修身处世，诚信善良。父母对奶奶十分孝顺，平时端茶送水，洗衣做饭，照顾无微不至。每逢去衢州城里之前，父亲会到奶奶床前轻声细问：“娘，明天我下城里，给您带点什么好吃的糕点？”奶奶总是笑笑说：“都吃过了呀，不用了。”奶奶身体偶有小恙，父亲总是颇为紧张，延医诊治，亲熬汤药，直到奶奶痊愈才会放心。然而，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甚至于严厉。记得我12岁那年，母亲在破石老家，我和哥哥跟父亲住在城里费家巷12号，饭菜要自己做。一次父亲让我去买鱼，回来后他问多少钱一斤，我说不知道，没有问。父亲就说，你买东西不问价呀？回去问清楚。我心里不耐烦，却不敢流露出半分，返回鱼店问清价钱回来禀报才算了事。现在想想，父亲当年并不是真的打听鱼价，也不是非得为难我来回跑，而是培养我做事严谨细致的习惯。还有一次，我去斜对面店里买豆腐干，1角钱10块。店家正在忙，让我自己拿。当时没在意，回到家一数发现豆腐干多了一块，父亲知道后让我马上还回去，或许想偷懒我略有迟疑，父亲的脸便黑下来：“人穷不可志短！”我赶紧把豆腐干还给店家。当时物价不高，一块豆腐干1分钱，豆腐店的老板也没当回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此事虽小，区区1分钱却闪烁着道德的光辉，意义非常之大。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童年的启蒙教育往往决定人的一生。

　　五

　　父亲多才博学，仅就少量存世着作看，亦是文采斐然。涉猎国际政治经济、训政约法、社会救济和卫生与国民素质研究多个领域。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长达2万字，分引言、法意争雄与欧洲现势、赤白帝国主义妥协及其将来、世界经济恐慌与失业问题、东方巴尔干——太平洋问题和结论六部分，视野宽广，纵横大势，剖析战争危机，揭露法西斯真面目，文笔诙谐有趣，读之令人拍案。最后的记注“——完稿于芳草遍地、细雨蒙蒙的春天”，今天读来也让人不由莞尔一笑！那是父亲对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色的赞美，也是一篇大作终于完成之后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还有《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集团崩溃给我们的教训》《西班牙革命经过及其展望》等文章也是目光深邃，独具胆识，比如文中所言“国与国之间仅有利害的关系，极少道义的助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是虽百世不能改也；自力更生，自助人助是我们一定不移的国策”等等观点，即便放到今天，处理国际关系应该也是适用的。除此之外，父亲每以“越人”之名诛伐军阀汉奸日寇，呼吁抗日救亡，坚定政府和民众抗战信念，可谓纤笔一支不逊三千精兵。虽斗转星移，父亲留下的思想仍予人以启迪，激发共鸣。自黄埔始，父亲多为办报宣传北伐、抗战，报效国家和民族。先后担任《党军日报》《党军丛书》《大江通讯》《安徽民国日报》《安徽半月刊》《衢县国民日报》《新风日报》社长或主编，参编《党军周刊》《政治特刊》《党军半月刊》等。

　　

　　父亲发表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

　　父亲对教育向来情有独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家乡创办破石乡中心学校，从筹措经费、校舍修葺到教师延聘等，处处殚精竭虑。校门书：“给子千金不如教子识字；识了字真便当，会写信会记账。”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父亲还亲自执教，他奉行有教无类办学理念，对贫困学生十分关爱，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提供各种帮助。包括湖南镇在内的附近乡村贫苦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人学有所成，后成栋梁之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办学还留下一段故事。

　　

　　良燕妹妹抄录的《余俊贤为王雪红先生送别诗》。

　　“文星方喜耀湖钟，笔架砚田笑靥逢，桃李满园枝上绿，雪红已是状元红。为王雪红先生送别诗。”（湖钟、砚田都是指湖钟潭，笔架即笔架山。）此诗乃良燕妹妹抄录的父亲在40年代所写的一首诗，故事与一位名叫王雪红的教师有关。其时，父亲请杨淑仙先生担任中心学校执行校长。杨淑仙，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其父时任安庆县长。我们都尊称杨先生。她不仅是父亲的红颜知己，更是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辅助父亲办校兴学，亲力亲为，使学校成了全县闻名的乡村教育模范典型，把一大批乡村子弟培养成才。众所周知，办教育第一要务是有好师资。杨先生执掌校务，重金聘请多位优秀师资，王雪红是其中之一。王雪红是衢州城有名的糕饼店“稻香村”老板的女儿，她美丽娴静，学识广博，气质高雅，课堂上讲课生动有趣，善于调节气氛，加之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就不止受孩子们喜爱，同族中有人觊觎多时，使出种种手段想收女教师做小。本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亦属正常。然而此人早有家室，子女众多，不仅自己年龄大许多，而且正妻彪悍，得知此事投河上吊寻死觅活，一时校内校外沸沸扬扬，让王雪红苦恼万分，避之唯恐不及。杨先生也是万般无奈，尽管学校和学生都非常需要好老师，父亲还是力主让王雪红考大学离开破石。以她的水平考大学并非难事。果然不出父亲所料，王雪红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暨南大学，欣喜之余父亲写了这首送别诗相赠。

　　在繁忙的政务之外，父亲也往往抽出时间去兼职上课，先后担任过安徽第一女中和衢县师范的国文教师。父亲讲课相当精彩，广受师生欢迎，故而当年学校支付讲课费，其他教师时薪8元，而父亲时薪是12元，比别人整整多一半。

　　

　　严文井之女严欣久写为余俊贤115年诞辰写的诗作。

　　1949年秋天，早已脱离政界的父亲有了一个当教师的机会。但是朋友这次举荐的是远在关外的东北某大学，虽然人民政府已经批准并开具介绍信，父亲仍然举棋不定，毕竟一家子都在衢州。我那时已经12岁，经历奶奶等相继离世的变故，自己也仿佛长大了许多。看到父亲的样子，心里也挺不好受，父亲身体不好，时有咽喉疼痛、咳嗽，打过一阵链霉素后有好转，但东北那么远，他孤身一人没人照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当时真想抱着父亲不让他走，我看到母亲也是两眼含泪满脸忧愁。一方面是为了全家生计，对父亲来说，最主要的是从事教育乃是他一向的心愿。犹豫再三，父亲最后还是和我们告别动身去了东北。然而几个月后，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回来了。只是回来的父亲气色很不好，原来他的喉结核病遇上北方寒冷的天气病情复发而且日趋严重，声嘶咽痛咳嗽甚至咯血，在北方医院诊治也不见好，实在无法担任教职继续上课，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变卖掉铺盖辞去教职回家。父亲回来后不久，病情日益加重。

　　自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人轰轰烈烈干大事，然后年纪轻轻就走了，正所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父亲也是，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没有牺牲在北伐和抗日的战场上，49岁正是年富力强，报效国家的好时候，生命却戛然而止。2001年，父亲离世50余年后，仍有学生们感念其恩德，倡议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并有学生撰《记余贤俊校长三件善事》专文纪念。父亲115周年诞辰之时，原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先生亲题“桃李芬芳”为莫大褒奖。作为子女，我们深受感动，也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深感自豪和骄傲。

　　

　　余俊贤115年诞辰时，梁平波先生为之亲题“桃李芬芳”以为褒奖。

　　父亲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时代，是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既有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也不乏卑鄙小人汉奸败类。父亲年少立志报国，早年投笔从戎。“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他的一生，品如松竹，志似金石，自始至终坚守高洁的品性，爱国家爱民族，胸怀大义，心忧苍生。战场上出生入死，文章里笔如刀枪，一生颠沛流离，为民族独立、为中华复兴默默地付出和牺牲。父亲最后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财富，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我们享用不尽的宝藏，值得世代铭记和传承。父亲，我们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