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冕与黄埔军校

　　胡公冕是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发挥过作用与影响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之一。1924年他作为浙江省选出的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会后即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工作并受命招收第1期学员，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参与军校筹建的人员之一。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历任管理部卫兵长，军校教导第2团第1营党代表、第2营营长，第4期政治科大队长等职，参与广州黄埔校本部期间许多重要活动。他的夫人彭猗兰受其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2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北伐时，胡公冕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在浙南创建红军第13军，并任军长。他在失去党组织关系后，利用与蒋介石、胡宗南等的关系，坚持团结争取黄埔将领，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

　　参与创建黄埔军校，集聚国共两党军事人才

　　胡公冕（1888－1979）原名世周，浙江永嘉人。1907年春他从家乡永嘉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其姑丈徐定超（时任浙江公学监督）将他送到杭州随营学校当学兵。后在家乡任小学教员，1910年到驻湖州的新军管带陶昌权处任教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投效革命军任教导团排长，参加上海光复之役，蒋介石为该团团长。一次蒋介石下连队巡检，见当值星官的胡公冕着装整齐，床铺棉被叠得平整。蒋介石赞扬他“恪尽职守、警惕性高”，具军人风范，并询问他过去的情况，当得知胡公冕是浙江同乡时，蒋介石很高兴，从此视其为亲信。部队从宁波移师上海，改编成“模范团”后，蒋介石仍任团长，不久将胡公冕提升为队长（连级干部）。在上海期间，蒋介石有时带他去自己下榻的日本人开的旅店。常来的还有戴季陶、陈果夫(陈其美之侄)等后来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胡公冕出身贫苦农家，生性淳朴，不习惯蒋介石的生活方式，不久提出离团，告别了蒋介石。胡公冕后来提到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时，说他“做事认真，生活荒唐”。与蒋介石这段特殊关系，在他后来秘密进行上层联络与策反工作时，起过一些保护作用。

　　胡公冕

　　胡公冕离团回杭，就职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后由沈钧儒介绍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师。其间先后结识了蔡元培、经亨颐、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着名人士。“五四”运动期间，当反动当局派500名军警包围学校，抓捕进步学生时，胡公冕挺身而出……最后，在社会舆论声援下，军警撤退。经过“五四”运动与“一师风潮”锻炼，胡公冕坚定了革命决心。1921年10月他由陈望道、沈定一介绍，在浙一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百名党员之一。他怀着朴素的革命理想，从此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此时他向往“十月革命”，在党组织安排下，偕同浙一师学生汪寿华、梁柏台等赴苏到东方大学留学。192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成为我国极少数亲聆列宁教诲的党员之一。回国后他仍在浙一师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923年9月免职。

　　此后，他被派赴许崇智部粤军参与改造军队，他再度遇见在许部任参谋长的蒋介石。蒋介石对他仍很信任。蒋介石受孙中山先生指派，于1923年8月去苏联考察苏联党务和军事前，曾邀胡公冕同去。他接到邵力子的来信，要他到上海，说蒋介石要他一同去苏联访问。胡公冕答应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蒋介石问胡公冕:“你认识张太雷吗?他要求去，你以为怎样?”胡说:“张太雷同志很好，他是一个纯洁的革命青年，会说英语、俄语，同去很方便。”因此蒋同意让张太雷去苏联访问，代表团一行四人。一路上，张太雷与蒋介石在中国革命等问题上，因立场不同，争吵了一路。1923年11月29日代表团离苏回国。蒋介石见到胡公冕时非常生气，因为张太雷是他推荐的。而且蒋介石访苏回来，对苏联的看法发生改变，开始抵制联俄政策。此后，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9月，由邵力子、戴季陶介绍，胡公冕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后经中共党组织同意，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奉中山先生之命到浙江办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事宜。1924年1月，他以浙江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中共党组织指示胡公冕到黄埔军校工作，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廖仲恺筹建黄埔军校找胡公冕作助手，主要是看中了他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优点。史料表明，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军校领导和教官，不是有日、法、德等国的留学经历，就是出身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科班”，还有属于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较高文化水平者。像胡公冕这样既无学历、文化水平又不高(主要靠自学)的人少而又少。他之所以能立足于黄埔军校，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外，还受益于他正派的作风和埋头苦干的精神。尽管他为筹建黄埔军校做了许多工作，但蒋介石却不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只是派他到管理部。

　　在接受招录第1期学员与教导团士兵任务后，他回到温州老家，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领导人胡织因、郑恻尘夫妇协助下，一下就招收了150余人。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及北伐战争时，相继成立了黄埔军校教导1团和2团。为了招募教导团的新兵，孙中山命陈果夫负责招兵工作。胡公冕等人被派往上海协助陈果夫。胡公冕去浙江招兵期间，在当地中共党组织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招收了约1000人。据宋连生《蒋介石的黄埔岁月》一书记载，上海招兵委员会总计招募新兵4000多人，这些新兵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基本力量。据史料记载，第1期学员填报他为入学介绍人的有：石祖德、宣侠父、许永相、樊崧华、宣铁吾、俞墉、胡宗南等7人。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1924年6月28日，胡公冕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1期管理部卫兵长。1924年11月30日，被任命为军校教导团第1营党代表。1925年春，军校设置教导第2团，1925年2月2日，任命胡公冕为军校教导第2团第1营营党代表。1925年3月26日，任命为军校教导第2团第2营党代表，参与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粤军。1925年4月13日，任命为代理军校教导第2团第2营营长，胡公冕把当排长的胡宗南调到本营，不久将他提升为营附。1925年5月1日，胡公冕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本部卫兵队队长，后任前卫司令。当东征节节胜利之际，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了武装叛乱。1925年6月，革命军决定回师讨伐杨、刘，在攻打龙烟洞的战斗中，胡公冕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脚，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忍着剧痛，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他受伤后，指定胡宗南为代理营长。胡公冕伤愈后，蒋介石派他到苏联西伯利亚招募华侨回国参加革命，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招到兵员。回到广州后，他遵照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向蒋介石要兵权。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他想做什么工作，胡公冕说:“有团长缺，我去带兵!”蒋介石一听，脸色马上沉下来，但随即缓和，说：“现在没有团长缺，你先去当团党代表吧。”当时的情况是，东征后，凡东征受伤的营长，几乎都被蒋提拔为团长，唯独胡公冕虽受伤却不予提升团长，蒋就是不让共产党人掌握军权。胡公冕后被任命为第1军第2师第6团党代表，团长是惠东升。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借此打击中国共产党，也打击了国民党左派，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汪精卫。1926年5月，汪精卫被迫出走欧洲。其实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胡公冕已有所察觉。那天下午，他看见惠东升换了便装出去“喝喜酒”，不久又回来改穿军装，并将原来收回的子弹发给士兵。他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晚饭后立即去广州文明路将此事向陈延年作了汇报。半夜，惠东升便派兵将他押到第3营营部看管，还带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的住宅。“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提议派胡公冕到军校政治科工作。1926年5月21日，任命胡公冕为政治大队长。政治大队有学生500多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后，胡公冕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长，周恩来弟弟周恩寿任小队长。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胡公冕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后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一路向武汉前进，由于不断收编投诚官兵，部队逐渐扩充，致使宣传大队中被分派去其他部队的人员也不断增多，到武汉时已全部被派完，胡公冕便回到总司令部。

　　北伐军光复杭州后，胡公冕负责浙江行政事务。大约这时，便有了蒋介石派他去见陈独秀一事。其间，他还在中国共产党与蒋汪之间协调关系，在中共党史文献资料中，关于胡公冕见陈独秀一事的记载明确表明，当时胡公冕具备中共党员身份，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里，有“蒋介石曾派胡公冕同志来上海见仲甫同志，请C.P.勿赞成汪回国”等语。又有“蒋对于汪的问题，似已多少受了我们的影响(胡公冕、特立、伍廷康陆续去湘见蒋)，现军事既已快结束，而蒋又同意，故汪回国问题此时已有点把握”等语。文中“特立”为张国焘，伍廷康即吴廷康，时为共产国际代表。1926年7月，蒋介石进一步扩张了其个人势力，野心也更加膨胀。北伐之初，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其目的是抑制蒋介石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的企图，维护统一战线的持续。1926年8月“拥汪反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尚未丰满，既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也需要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行北伐。此时，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耍“两面派”，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蒋要当时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工作的胡公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说明，他有“同中共合作到底的诚意”，请中共“不要迎汪”。胡公冕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觉得他自己很孤立，他叫蒋先云同我说，要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说他始终要和共产党合作……要我们不要拥汪，党明知他说的是谎话，但仍决定让我到上海走一趟，敷衍他一下。”胡公冕表面受蒋介石的指派去见陈独秀，但并不是为蒋介石作“说客”，而是按照我党对蒋、汪问题的处理精神，对蒋介石做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后，邓演达便着手筹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邓演达接连打了几个电报到江西，要胡公冕去武汉担任武汉分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可是，蒋介石却将电报扣留，不让胡公冕知道，而另外任命他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由于北伐过程中收编了很多俘虏，需要派军事人员到接受改编的部队中去任职。1926年11月，胡公冕被任命为团长，此团成为进攻浙江的先头部队。部队到达浙江衢州时，他又被调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因受到何应钦(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与白崇禧(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排挤，无法开展工作，胡公冕只好提出辞职。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派陈群接替了胡公冕的职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胡公冕辗转到达武汉，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任第11军第26师第77团团长。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后，他奉命率部向南昌进发，途中南昌起义已经发动。随军船至九江时，党派来接应联络的聂荣臻已在江边等候，胡与聂荣臻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参谋长，他到上海待命伺机而起。

　　创建红军第13军，开辟浙南革命根据地

　　1927年4月12日，在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共列陈独秀、谭平山、毛泽东、周恩来等197人，其中温州独立支部及温州籍党员12名，胡公冕名列其中。而浙江省政府4月13日在杭州“民国新闻”报上通缉浙江30名中共首要：第一名为宣中华，第二名为胡公冕。胡公冕巧妙地躲过敌人追捕，潜到武汉，只身在庐山隐避一阵，后又化装去了上海，隐居在赫德路正明里。1928年革命最低潮时，胡公冕在毛一民等同志撮合下与彭猗兰在上海结婚。

　　1929年10月，胡公冕受周恩来的派遣秘密潜往永嘉县楠溪乡，在潘坑组建浙南红军游击队（初约400人队伍）。胡公冕为组建红军游击队，将几个月的儿子托给亲戚照顾，将妻子彭猗兰送到上海开往新加坡的轮船上。彭猗兰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流亡生活，她在南洋教书，与丈夫和儿子隔海相望，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1929年11月，胡公冕主持建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并任总指挥。1930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将浙南红军纳入中央红军序列。1930年5月9日，根据中央103号通知，宣布浙南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当时，胡公冕统辖浙南红军游击队第1、第2、第3大队和教导团，他是浙南红军及工农武装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组织农民武装与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一度攻进丽水城。据记载，红军第13军齐集全盛时有6000余人。1930年5月24日，胡公冕率领红军队伍在瑞安、平阳农民武装配合下攻入平阳县城，缴了警察局的枪支，占领县政府，夺取了县政府大印，并且打开监狱，释放被抓群众。6月下旬，在永嘉县碧莲乡击败了李茅十三地的反动武装。打青田、克缙云、夺瓯渠、攻乌岩。红13军的革命风暴对国民党震动很大，使浙江省保安队和各县反动团练疲于奔命，牵制了“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根据地的部分兵力。1932年8月，他秘密潜入温州，在驻温州浙江保安第4团内成立了一个兵运小组，红13军战士进城配合。不料在暴动就要发动的当天，叛徒出卖了机密，胡公冕在群众的掩护下离开浙南，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1932年9月29日凌晨，胡公冕在上海法租界（静安寺路1469号便民小学里），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其时他吩咐身边的长女胡秋霞：“你去找你大哥去。”胡秋霞心领神会，立即去找驻扎徐州的胡宗南。胡宗南系胡公冕黄埔时学生，曾得到胡公冕的关照与栽培。胡公冕作为红13军军长，是浙江军事当局悬重赏缉拿的对象，浙江军事当局即派员赴沪要将胡押解杭州审判，并急电报国民党中央从速枪决。胡宗南去找蒋介石求情，因蒋不在南京，就请黄埔1期老同学宓熙以侍从室名义，急电上海警备司令部，将胡公冕押解南京审办。此时，胡公冕已被浙江来人押上沪杭列车，接南京来电，即转到沪宁列车上。此事幸亏胡宗南抢先一步，不过，事先蒋介石也曾有吩咐：“有几个人，如周恩来、胡公冕等抓住后不要立即处决，带到南京看管即可。记住，凡是在黄埔军校与我合作过的，都要带来，我要同他们谈话。”因此胡公冕免于一死。看守关押两年后，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当案宗送到正在南昌的蒋介石手中，老蒋即批了个“缓”字。胡公冕在南京羊皮巷监狱关了两年后被移送南昌，关进总司令行营监狱。在关押期间，夏丏尊、华挺生、胡识因等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1936年春全国抗日浪潮渐高，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不久，胡公冕由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以及夏丏尊等营救出狱，出狱后在西安疗养。时年28岁的彭猗兰回国后与胡公冕相聚。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胡公冕与老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与兴奋，即接受党的指派，携带周恩来与杨虎城的亲笔信，劝阻胡宗南部队不要东犯西安。此后他在周恩来指示下，在西北军、东北军中做思想工作，并与被押人员谈话，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弘扬黄埔精神，团结黄埔将领坚持抗战与和平

　　1937年5月27日，胡公冕参加陕北考察团到延安，先后与红军将领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左权、徐向前等会晤并合影留念。毛泽东还在枣园窑洞里单独接见胡公冕，鼓励他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工作，并将一份油印资料交给他说：“这是有关红军的资料，给你交差时作参考。”胡返西安后，蒋介石来电要他赴庐山见面。此时周恩来正在西安，闻讯后在西北饭店同胡密谈。胡公冕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介绍了一些延安见闻后，蒋提出：“国共两党已谈妥，全国红军编为两个军。北方为八路军，由朱德为军长，南方红军编一个军，军长由我派，副军长由他们派，我想派你去作南方红军改编后的军长。”胡公冕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但不容多考虑，只好说，自己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多年，与南方红军领导人也不认识，恐怕不便指挥。蒋听罢沉默了一阵，说：“那，你去甘肃吧！”

　　1937年6月14日，胡公冕被国民政府颁令委任为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甘肃省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奉命率部驻节平凉地区。平凉系陕北交通要道，胡到任后，即与延安保持联系，苏联许多军火和通讯器材都通过该地运往解放区，一些八路军干部与伤病员从此经过，胡公冕大开方便之门，故也引起国民党右翼分子的注意与非议。1938年5月11日，国民政府颁令，免去胡公冕甘肃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官职，任甘肃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官。1942年2月23日，国民政府颁令，甘肃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官胡公冕呈请辞职免本兼各职。此后，胡公冕被胡宗南聘任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1943年4月，胡宗南要胡公冕率一代表团到陕北访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胡公冕发表抗日讲话。毛泽东、林伯渠、贺龙、李富春分别接见胡公冕。毛泽东在王家坪家中单独约见胡公冕时，希望胡能设法到重庆去面见蒋介石，说明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磨擦，维护团结，一致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冬，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上海与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吴克坚、祁式潜取得联系，接受了策反胡宗南部队起义的任务。自1948年初起，胡公冕曾多次赴西安做胡宗南工作，第一次去西安，胡宗南表现动摇；第二次去，胡宗南又变卦了，说这样做会被黄埔同学骂死；第三次是1949年3月，胡公冕对胡宗南说，我是为你的利益而来，现解放军都要渡长江了，再不起义投诚，别无他路。胡宗南说：“你去北京接头，让他们派人来商谈。”此也许是缓兵之计，故谈判未成。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胡公冕又奉周恩来之命再次去西北，随第一野战军领导机关行动，继续进行兵运工作。他与贺龙、习仲勋等乘铁甲车奔驰西北，并抽调与胡宗南有翁婿名份的孟炳南以及胡宗南的同乡、原胡部第24旅旅长张新，将他劝胡宗南走傅作义道路的亲笔信，密封于特制的鞋里前往策反。当胡宗南看了来信，与王、张密谈时思想斗争激烈，但由于他身拥重兵，优柔寡断，此时蒋介石又亲自飞渝抚慰，以致策反未能成功。

　　由于胡公冕在广州国民革命运动与黄埔军校、北伐时期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使他与后来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了师生关系。他利用这些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1948年冬，原国民党第200师师长叶芳（1911－1986，黄埔军校第7期生）从南京回温州，途经上海到了胡公冕家。胡公冕劝他弃暗投明。随着形势的发展，叶芳终下决心，于1949年5月7日起义，温州和平解放。

　　1950年11月，政务院公布胡公冕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起改任国务院参事。他曾参加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此外多次到外地视察工作。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与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这便是当时着名的“十八参事上书”。20世纪60年代起，他因病不能坚持工作。其夫人彭猗兰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胡公冕于1973年至1979年患病卧床不起，夫人与保姆一起照顾他6年之久。1979年6月30日，胡公冕因病在北京辞世，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第四室。根据胡公冕遗愿，将部分骨灰护送回家乡，安葬在温州江心屿红13军纪念碑碑基的土地中。

　　参考书目：

　　1.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总第55期胡公冕自传《我的经历》。

　　2.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纂，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

　　3.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4月重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十七辑《陆军军官学校详细调查表》。

　　4. 龚乐群编着，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重印《黄埔简史》附录：钱大钧撰《黄埔创立时期人物志1924－1925》。

　　5.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10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7. 范宝俊、朱建华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华英烈大辞典》。

　　8. 倪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

　　9. 王健英编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中国红军人物志》。

　　10. 廖盖隆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增订本。

　　11. 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国民政府公报》。

　　12. 郭卿友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