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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与黄埔军校

日期:2019-04-02 16:07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陈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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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力子是近现代中国着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早年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苏联十月革命较早的传播者,他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活动。他于1925年5月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秘书长,继任政治部主任等职,对于黄埔军校有过擘划献策之功。他长期主张国共两党问题政治解决,致力于《双十协定》之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称誉。本文根据史料与回忆文章,着重记述他与黄埔军校渊源,突出他推进抗战救国与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若干事迹。

  致力传播新文化,参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县陶堰乡邵家漤村人。初名景奎,别字仲辉(取义“奎壁连辉”),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进校时改名闻泰,任《民立报》时笔名力子。17岁进上海求志学堂学习。18岁考入广方言馆学法文,后考入苏州中西学堂学习。21岁参加乡试中举,为陕西候补知县,得“文魁”匾。1903年在邵家溇四德庵创办强明小学。1905年在浙江吴兴南浔镇执教。同年去上海震旦公学求学,结识于右任等。1906年随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回上海后协助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参与反清复汉宣传。1906年再赴日本,在东京晋谒孙中山,受教颇深。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3个月后就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仅42天又遭查封。1910年初去陕西高等学校执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1912年,会同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同时在复旦公学兼任国文教员,后任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同年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与叶楚伧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续任主编,后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报道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919年在《民国日报》特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经组织同意,不参加开会)。他回忆早年参加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时写道:“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邵力子

  1920年12月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文写道:“无论何种主义,都是时代底产儿。凡提倡某种主义,或为某种主义鼓吹,而能使社会蒙其影响的,必此主义能适应时代底潮流……现在的思潮界,社会主义已有弥漫一时的现象,这决非单为好奇喜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种主义的征兆。”由此可见,他作为新闻媒体人,是有觉悟的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1922年10月,与于右任等筹办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之上海大学。1923年12月,于右任应孙中山邀请赴广东,邵力子即以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因在上海办刊没有赴会,缺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期间还积极执行国民党一大决议,秘密在上海大学代办黄埔军校招生事宜,从此与黄埔军校结缘。

  国共合作,结缘黄埔

  1925年夏,邵力子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赴广州。其实他是应蒋介石邀请,赴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他回忆赴黄埔军校任职前后情形时写道:“那时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我都做了。主要是反帝、反封建。1925年五卅运动后,我离开了上海,因为蒋介石叫我去黄埔军校,同时我在上海受反动势力的注意,不便继续待下去了。我到黄埔后,才公开共产党员身分,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925年5月25日,蒋介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此时,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的许多事情及官佐任命,都是通过邵力子上传下达与呈请办理。这段时间,邵力子与周恩来有了交往。

  1925年7月20日,蒋介石呈请任命邵力子为黄埔军校(第3期)校长办公厅秘书长,同月,他被选举为黄埔军校第3期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7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汪兆铭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9月13日,黄埔军校筹备校史编纂会,任命邵力子兼该会主席,同时由邵力子呈请任命袁同畴为总编纂,毛思诚、鲁易、白瑜、李勉成、何广、曾扩情、杨其纲、贾伯涛、杨麟、周逸群为编纂员,王柏龄、何应钦、周恩来、严重、张元祜、周骏彦、张家瑞、钱大钧为审查员。同日,经选举,邵力子为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改选第三届执行委员,排名首位。9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汪精卫继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难以兼顾政治部事,10月5日,呈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邵力子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邵力子被选举为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月28日,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邵力子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第5期)。3月1日,参加在黄埔校本部举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典礼。3月8日,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军校第4期学生开学典礼。6月16日从广州市区赴黄埔岛参加“黄埔军校创建两周年纪念大会”。7月22日,以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名义代表全校师生,发表军校拥护支持北伐宣言。

  与此同时,邵力子在中国国民党内亦相继担负重责。1926年1月16日,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1月23日,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6月1日,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任命邵力子为中央青年部部长,7月13日,又改由丁惟汾任青年部部长。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任命邵力子为政治会议委员。同月再被蒋介石呈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他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他回忆此时情形写道:“国民党派我去莫斯科大概是蒋介石希望我离开他,因为当时黄埔内部矛盾很大,分两派:即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我们去莫斯科经上海时,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同志开会欢送我出党,说我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我接受了这个意见,于1926年8月正式脱党。”

  此次莫斯科之行缘于他与国共两党都有渊源,他任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介绍十月革命,该报副刊《觉悟》用许多篇幅介绍革命后苏联的新情况,一度成为当时国际媒体关注热点之一。1921年秋作为国民党代表的张秋白,奉派赴莫斯科参加苏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邵力子受指令签署的委任状。1926年9月邵力子临行前,蒋介石嘱其向斯大林转达: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以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予以反驳。但蒋介石明知如此,但仍嘱咐他向斯大林转达他这个意愿。邵力子向苏方称“受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时兼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派遣前来”,使命是就“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共产国际给予指示”。邵力子进一步“突出重点”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如下:“统一领导和同心同德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必须步调一致,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相应地,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才是蒋介石的本意。此时蒋介石已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事后证实蒋的想法其实系一时之念,主要是不想通过中国共产党向其转呈共产国际意旨。邵力子抵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报告,阐述了当时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

  1926年11月22日,邵力子和谭平山分别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了发言,邵力子称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期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邵力子在莫斯科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幻想由中国国民党指挥的中国革命很快便会胜利,于是作出友好姿态,斯大林、李可夫(时为共产国际负责人)、伏罗希洛夫三人向蒋介石赠送个人照片,委托邵力子将其带回中国交给蒋介石。其中斯大林所赠个人照片题签: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惠存,庆祝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国的解放。由于邵力子1927年夏返回中国时已经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照片由邵力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寄回莫斯科,蒋介石自然没有收到,但却出现在苏联日后出版的《中苏关系秘史》当中,成为历史话题永存史册。

  推进抗战救国,致力和平共处

  邵力子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任职,任中国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其间,结识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傅学文(江苏宜兴人,生于1903年),傅学文读过邵力子的许多文章,仰慕他的为人而与其相爱。1927年5月邵力子奉命回国。1928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次会议通过,推选邵力子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表决通过,邵力子仍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其间,兼任中国公学校长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1929年3月27日,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续选为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5月6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邵力子续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0年10月17日,国立复旦大学校庆,邵力子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31年2月,邵力子与傅学文在南京结婚,证婚人为于右任、陈绍宽。其间,他与周佛海、陈布雷等人共事,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起草各类文稿,对蒋介石的许多做法与委任,虽然不敢公然反对,但是思想上一贯主张国共两党问题应当采取政治解决,对于蒋实施的“剿共”政策有所抵制。

  1931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续任邵力子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同日,他被委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12月28日免职。1931年11月22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12月25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4日免职。1931年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通过,邵力子续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邵力子生活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20世纪30年代初,他远在兰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听到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1932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1933年春,邵力子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1933年5月4日,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上任后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共方面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他注重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

  1935年11月22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续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遭拘禁。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与邵力子谈话,邵向蒋表明事变前并不知情,他趁势劝蒋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后参加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软禁于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学古文,实际上要邵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1937年1月5日,免除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2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委任邵力子为中央宣传部部长。3月31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改推任邵力子为财务委员会委员。其间还兼任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派驻苏联大使后离任。

  1937年2月,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与蒋介石、张冲组成国民党代表团,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会谈,奠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础。1937年夏,接学生孙寒冰送来斯诺稿件《毛泽东自传》,批上“准予出版”,即在《文摘》刊出,轰动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他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蒋介石的庐山会谈,协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1938年,他撰文《望国民向前迈进》,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6月,委任为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他还兼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1939年3月21日,委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1940年4月18日,委任中华民国派驻苏联大使,他以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为目的,在任期内经他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进国内。1943年1月15日免大使职。

  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参政会及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1944年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四九次会议通过,委任邵力子为宪章起草宣传指导委员会委员。1945年5月20日,参加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续选为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8月,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1月15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直接遴选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4月18日,再被委任国民政府委员,参与和谈代表事务后离任。其间,兼任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第一届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续选为党团合并后之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2月,以私人名义随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4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后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遂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1960年,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师生合影留念。前排左三为邵力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4年至1967年,他连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还兼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力主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更致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1960年10月19日,应邀陪同周恩来,与十余名黄埔军校师生在颐和园合影留念。从现存照片上辨识,主要有:陈赓、张治中、郑洞国、侯镜如、覃异之、李奇中、周振强、黄雍、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王耀武、唐生明、杨伯涛、周嘉彬。这或许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参与黄埔军校师生有关的聚会。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东四寓所逝世。

  参考资料:

  1.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共产主义小组》。

  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回忆邵力子》。

  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黄埔军校史料》。

  5.龚乐群编着,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5月印行《黄埔简史》。

  6.郭卿友主编,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编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7.刘维开编,中华书局2014年6月出版《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

  8.杨牧、袁伟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黄埔军校名人传》。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华东工学院编辑出版部影印,档案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黄埔军校史稿》。

  10.李玉贞着,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

  11.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纂《文史资料选辑》。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主编,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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