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7日，邓演达向蒋介石谈及关于所谓“反蒋宣传”的情况

　　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后，教育长邓演达站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上，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主持校务，大力推行各种改革。当时，正值“中山舰事件”前夜，蒋介石为在军校积极培植己方势力，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对此，邓演达则力求通过进行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缓和校内的派别斗争，加强团结，使军校顺利走上一条军事政治并重的新路子。在此背景下，3月7日，邓演达向蒋介石谈及关于所谓“有人散布油印品，做反蒋宣传”的情况。其本意并非“告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内部的政治工作越进步，自然越叫人们分化，因此一般失意浮浪的捣乱分子，就从中散布谣言，想你看见也是一笑置之的。”

　　邓演达

　　邓演达是位伟大历史人物，其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数不胜数。关于邓演达与黄埔军校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不再赘述，本稿特选邓演达一些较少为人提及的事迹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两次赴马克思故乡学习考察革命理论

　　邓演达曾经两次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学习考察革命理论。

　　第一次是在1925年3月至8月期间。邓演达于1925年3月到达柏林，开始了他的留学和考察生活。他先在柏林大学附属的外国人语言补习学校学习德语，并开始自修政治、经济、历史等着作。邓演达除学习外，“曾到各处博物院一游”，“又游过柏林多少的宫殿”，了解德国的历史和现状。由于他的住所地处中国驻德国公使馆附近，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在该街附近居住，所以邓演达很快就与朱德、章伯钧、孙炳文、高语罕等人成了好朋友，柏林阿尔洛顿区康德街122号中国留学生总会成了他们经常聚会、讨论的地方。当时朱德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委，和邓演达经常“一起走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两人还共同组织留德学生、工人和其他华侨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后更组织游行，沿途散发追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传单和小册子。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期间，邓演达在柏林和其他一些德国城市演说，向德国民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1925年8月4日，邓演达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和考察，前往莫斯科。

　　第二次是在1927年12月至1929年9月期间。1927年12月，邓演达抵达德国柏林。初到柏林的邓演达，虽然被“头痛及睡不着的神经衰弱”所困扰，但他不顾病痛，“涵泳于知识渊海中”，从事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种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着作和各种革命刊物上汲取革命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为了专心读书，他甚至闭门谢客。邓演达不但注重学习研究，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花时间对德国南部地区的贫苦群众家庭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宋庆龄于1928年5月4日到达德国柏林后，邓演达经常与她共同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邓演达曾多次与宋庆龄研讨中国农民问题。为了制定出一个好的土地纲领，邓演达与宋庆龄广泛搜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了解其他国家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方法及其各自的特点，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勇猛的“攻城司令”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作为骨干，号召政工人员所到之处，立即协助工人、农民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

　　在北伐途中，邓演达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任军事指挥，尤其是直接参加第4军军部指挥工作。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军到武汉。邓演达认为：“武昌下后，人民始信革命军必能打败北军，其倾向于革命之心益强固。”他到达武汉后，住在第4军军部，会同高级将领和顾问指挥各军乘胜出击。

　　9月3日凌晨1至6时，国民革命军各部发起第一次攻城战斗。邓演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将敌军引出城外歼敌，其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士气。但由于敌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架起重炮、机枪射击，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也发炮助守，致使北伐军进攻未能奏效。

　　6日凌晨，北伐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武昌城的战斗。因敌军火力猛烈，城廓坚固，急攻未能攻下。战斗中邓演达奋不顾身，再次亲临前线督战，由于离城太近，被敌人发现后遭遇射击，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纪德甫不幸中弹牺牲，邓演达的战马也被打死，邓演达幸而无恙。

　　几乎与此同时，北伐军也开始向汉阳发起攻击，激战至第二天下午3时，北伐军一部占领汉阳兵工厂，在得到吴佩孚将领刘佐龙部的内应后，克复汉阳城。7日，北伐军在汉口电力工人群众和刘佐龙部的配合下攻占汉口，并打退了吴佩孚的反扑。吴佩孚率领残部逃出湖北，并命令武昌守军坚守待援。

　　为了减少伤亡，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采取围而不打的作战方针，封锁武昌城，并派飞机从空中散发传单劝守军投降。为了阻止孙传芳的军队逆江而上救援吴佩孚，邓演达等还采取有力措施，部署4支部队进行截击打援。

　　此时，北伐军总政治部人员全部迁移到汉口，但邓演达仍留在武昌前线指挥战斗。吴佩孚守军困在武昌城，内无粮饷，外无救兵，渐渐军心动摇。9月29日，武昌城难民请愿团数百人到汉口请求北伐军速攻武昌城。邓演达亲自出面接见，并告诉攻城部队说：“照目前形势观察，大概至迟不出一星期，定可使武昌解围。”

　　在北伐军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武昌守敌派人洽谈投诚事宜。邓演达抓住时机，和北伐军各将领经商议后，决定率领部队再次攻城。10月10日凌晨2时，北伐军终于攻占了武昌城，俘虏陈嘉谟、刘玉春等官兵1.1万余人。当天，邓演达等通电全国，报告了攻占武昌城的胜利喜讯。

　　由于邓演达运筹帷幄、身先士卒，在攻打武昌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此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攻城司令”。

　　提出两广统一战略构想

　　邓演达不仅作战勇猛，军事理论过硬，还是一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曾提出过很多富有预见性的方案，联合新桂系以统一两广的建议便是其中一例。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广西军阀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唆使下发动叛乱，企图夺取广东。孙中山下令粤军第—师等部队讨伐。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担任第3团团长。早在沈鸿英发动叛乱前，邓演达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沈鸿英“非革命之士，将来难免有肘腋之变，必须特加注意，预作准备”。他的意见得到孙中山和粤军高级将领的重视，命邓演达等部进驻鹤山、高明一带，以扩大巩固粤中地区，并监视沈鸿英的行动。因此在沈鸿英称兵作乱时，因粤军早有防范，叛乱得以被迅速敉平。

　　在打击肇庆沈鸿英部的战斗中，邓演达指挥第3团参加江门、清远、肇庆、梧州各战役，均担任主要而艰巨的任务，不仅俘获了大批俘虏，还缴枪2000余条，子弹20万发。

　　7月，沈鸿英残部再次骚扰广东西江上游，粤军第1师奉命进击。邓演达向李济深建议说：“广西情况虽复杂混乱，但比较广东容易收拾。为彻底澄清桂局，不如扶助广西新兴的而又较有朝气的李宗仁、黄绍竑两部，使之团结一致，靠拢革命，并力抚剿其他土匪军队，统一全桂。如此，既可使我们不致东忧西虑，分散兵力，又可以两广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当见革命事业成功更速。”他的这一建议，立即为李济深所采纳。

　　此时，新近崛起的广西新桂系黄绍竑已经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他将兵力秘密集结于梧州上游，准备配合粤军行动。粤军迫近梧州时，经过联络，黄绍竑部也乘机发动进攻，与粤军前后夹击梧州，击败梧州的沈鸿英部。驻梧州的沈鸿英部旅长冯保初被包围后向粤军投降，被允许仍驻守梧州市各要地。

　　在粤军第1师进入梧州后，邓演达率第3团进驻城内，设军警督察处维持治安。经邓演达的管理，“梧州治安极佳，胜过江门、肇庆远甚”。邓演达经过观察，对桂系势力迅速作了详细分析，并报告了孙中山和李济深。他认为，冯保初“虽四出媚我以求保全，实则彼出身土商，老奸巨猾既成习惯，且并无绝沈奉我正朔之表示，其为暂避风头，希图将来复发，亦自无可疑”，而黄绍竑“虽原来基干仅得千余人，而其干部均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在得到许可后，他积极联络黄绍竑，借躲避水灾为名，让黄绍竑将部队全部调来梧州，加强己方实力，同时和黄绍竑坦诚相见，告知必须解除冯保初部武装，并商定“擒贼先擒王”的计策——秘密扣留冯保初，由其下令所部缴械，以免发生战斗，致使市民遭受损失。

　　一日，黄绍竑设宴为邓演达部队回粤饯行，冯保初自然也被请来。诸人喝酒赌博，还叫了很多歌女来表演歌舞戏曲，通宵达旦地玩闹。邓演达本来从来没有这些旧时的坏习气，但当日为了拖住冯保初，也尽力相陪，让冯保初不免起了疑心。酒过三巡，冯保初的人进来报告说外面有军事调动，冯保初听后更是怀疑，起身告辞。黄绍竑见状，便拔出枪不准冯保初走。冯保初扑上来夺枪，两人扭打在一起。其他在场的人不知内情，纷纷上来劝解。危急时刻，邓演达大声宣布，此举是李（济深）督办的命令，要把冯保初扣留，其部下必须缴枪，并喝令他带来的武装随从人员把冯保初逮捕，并命令梧州城内各部也一起行动。冯保初部下得知冯保初被逮捕的消息，很快缴械投降。第二天一早，邓演达和黄绍竑一起上街，巡视市面，安抚民众。

　　经邓演达提议，大本营批准，李济深将梧州的民政、财政交给新桂系掌握。李济深、黄绍竑得此根据地，实力大增，为他们消灭其他势力、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回广东前，邓演达还找黄绍竑坦诚长谈，希望他改掉不良嗜好，做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让黄绍竑非常感动。此后，新桂系更加诚心地归附于广东革命政权，双方亲密合作，终于在1926年完成了两广统一。1926年春，黄绍竑到广州去参加两广统一会议，当时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任教育长，两人在黄埔军校见面，感慨万分。

　　一段感人肺腑的讲话平息骚乱

　　1924年，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被蒋介石的势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而在北方，奉军主力南下，一面抢占吴佩孚的河南地盘，一面布军于湖北边界地区，威胁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讨论关于如何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势时，曾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有主张东征蒋介石的，有主张北伐奉系的，有主张南下讨伐广东李济深的，有主张先肃清辖区内反革命的。经过多次讨论和妥协，最后决定北伐河南的奉系军队。对此邓演达曾回忆：“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力于东南的肃清。”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北伐誓师典礼上发表讲话，阐述二次北伐的重大意义。随后他对北伐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还迅速主持制定了北伐期间政治部的工作原则和方法。4月29日，总政治部随北伐军进驻信阳，后移驻驻马店。邓演达一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一面主持举办各种培训班，训练有关人员。他还经常去前线视察、指挥作战，并随时指导部队的政工工作。

　　邓演达非常关心官兵的健康和生活情况。部队出发前，他指示为官兵注射防疫针，购买了大批药品，指示配备随军兽医……还三令五申地告诉采购人员注意药品质量，坚决杜绝“变质和腐坏”的药品进入战地医院；并重申一旦发现在采购过程中出现拿回扣、购假药等行为，一定“严行处理”。当时，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都送到驻马店，稍事停留后再集体送往武汉。邓演达不仅亲自慰问伤员，还派得力人员建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护、慰问工作。通过总政治部的大力宣传、发动，驻马店民众捐款捐物，送水送粮，并主动参加护理，让伤员们得到了及时救治和照顾。

　　1927年6月间，和冯玉祥部会师后，北伐军陆续撤回武汉。一天，从河南运回武汉的负伤官兵在武昌伤兵医院闹事，拿出手榴弹威胁医院负责人。医院打电话到总政治部报告。邓演达闻讯后，至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即与宋庆龄赶到医院，冒着生命危险和闹事伤病员面对面对话。当时，伤兵握着手榴弹前来，邓演达毫无惧色，侃侃而谈说，北伐军负伤官兵同志们，这次北伐作战，你们辛苦了!你们在战场上艰苦奋战，负伤流血，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这次打败了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人民也感到高兴。你们回到后方，理应得到好好的照顾，可是我们做得不够。也是环境关系，没有尽量做好，我们很抱歉，也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积极设法来解决那些困难问题。

　　随后，宋庆龄也发表讲话说，北伐军负伤的官兵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怀照顾，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还说明了这次北伐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闹事者既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

　　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者也放下手榴弹，事件得以平息。据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方面派人来为打击武汉政府暗中唆使的。

　　此后，邓演达派人到战地医院，听取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诉求，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一一做了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