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列宁格勒的黄埔四期生

　　1957年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7月25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长篇纪念文章《南昌起义前后》，回顾自己如何从常德逃出虎口，经长沙跑到武汉的经历，深情款款地写道：“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教导队）大队长是孙树臣（成）同志，副大队长是申朝宗同志，中队长是向浒、李鸣科（珂）等同志。”其中，向浒就是我的大伯父。粟裕回忆的教导队4位老师都是黄埔出身的共产党员：李鸣珂，四川南部人，和伯父系黄埔4期步兵队的同学，他是隐蔽战线的英雄，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30年4月19日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于重庆朝天门，年仅31岁；孙树成，江苏铜山人，黄埔1期生，1927年10月牺牲于广东大埔三河坝战役，年仅27岁；申朝宗，江苏铜山人，黄埔3期生，1928年被捕牺牲，年仅25岁。

　　

　　

　　向浒（李铁根）和他荣膺的“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

　　一

　　伯父向浒，字伯虎，湖北汉川人，他还有一个名字李铁根，是1927年底到苏联后，共产国际赠给他的俄文名НиTкин的中文译名。我的祖父向岩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史沫特莱敬重的辛亥志士、抗日英雄。伯父自幼受祖父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春在上海大学由刘华和徐梦秋（此人后叛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常到附近的中华书局工人宿舍散发党的宣传品，与邓中夏一起被学校开除。1925年，经祖父举荐，伯父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1团8连。由于学习刻苦，其野外演习笔记被印成教材供全校使用，毕业后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当排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各地进步学生涌进尚未公开反共、还算革命的武汉。当时，驻汉的叶挺24师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立即成立教导队收容这些年轻人，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粟裕就是其中一员。学员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大学里（即现在的武汉市第15中学）。武汉的夏天特别热，粟裕在文章中写道，经过教导队严格的军事训练,“再也看不出在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还是自由散漫的学生了”。

　　

　　向浒(右一)和他黄埔军校的战友。

　　需要说明的是，1997年，我携史料到南昌参观刚刚维修一新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受到热情接待，馆长特为我一个人从一楼讲解到四楼。在纪念馆后院一间会议室休息时，军事史专家陈洪模先生拿出一篇李逸民将军写的回忆文章，指着上面描述教导队的文字——“大队长孙树成，党代表李鸣珂。…… 我所在的第三队辖三个排，队长叫向虎，三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向虎就是我的伯父向浒。后来我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发现粟裕1957年的这篇文章，顿感陈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教导队只有三个中队，不会再有第二个也姓向的中队长；向浒字伯虎，浒、虎同音极易混淆。时隔久远，两篇文章之间三个人的名字均有差异（臣与成、科与珂、浒与虎），这种差错在所难免。不过粟裕的“向浒”是准确的，因为他和后文中刘伯承致伯父的书信是一致的。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紧张，武汉的风声更紧张。7月中旬，利用武汉汪精卫政府“东征讨蒋”之名，教导队奉命向南昌集结。从武昌开拔时大雨滂沱，坐木划子过江到汉口，战士们浑身湿透，挤进轮船底层货舱抵九江，再换乘刚卸下牲口的闷罐车到南昌，伯父用他的战马驮起病倒的学员，风雨兼程，一路前行。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整，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伯父颈系红领巾、臂扎白毛巾和他的中队参加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东方破晓时，鲜红的旗帜在江西大旅社楼顶高高飘扬，“八一”南昌起义胜利了！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此时，蒋汪宁汉合流，公开勾结，联手反共，形势十分险恶。起义军主动放弃南昌，伯父随主力部队迅速南下，在会昌城附近经数小时激战击溃敌军。夜幕降临，叶挺命令教导队搜查敌人的指挥部。伯父和李逸民带领战士，在一城隍庙内发现敌人的师部，进去一看，满地丢着文件，桌上的烤鸭、炒鸡蛋还冒着热气，敌人逃跑了。伯父命令部队火速追赶10余里，枪一响，敌人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枪支弹药丢了一地。年轻的战士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洋财”，捡枪的捡枪，捡弹药的捡弹药，竟让敌人跑光了。当他们每人背着四五条枪回到会昌城，自然受到叶挺的批评：“你们捡这些破枪干什么？主要是消灭敌人，你们打死多少敌人？”伯父说打死了不少。“到底多少？”叶挺较真起来，“派几个人去数一数，再向司令部汇报。”叶挺又问伯父：“你们俘虏了多少？”伯父胸脯一挺：“抓了两名排长。”叶挺笑着说：“太少了！”会昌一战，缴获钱大钧部5000多条枪，都由粟裕带的一个班装上船，运往东江，最后也搞丢了。

　　起义军在广东遭遇敌人围追堵截，已是25师74团团长的孙树成就牺牲于梅州大埔三河坝战役，年仅27岁。三河坝战役保留了南昌起义的火种，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但终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在潮汕地区被打得人员散落。瘦成皮包骨的伯父辗转来到上海，在街头险被叛徒认出。找到组织后，党中央决定选送他与刘伯承、吴玉章等40余人乘船赴苏联学习。

　　二

　　刘伯承被分配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伯父则学习炮兵。刘伯承1955年11月15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亲笔信中写到：“向浒同志（同）在南昌起义，同到苏联学习，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都是事实。吴老（吴玉章）可能还记得，恩来同志可能也记得，其人当时是个较胖的人，做事较稳重，现在还可以（在）脑子中回忆过来。”

　　刘伯承提及的“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是指1929年夏秋之交，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东铁路事件”。

　　“中东铁路事件”后，伯父和刘伯承留在远东工作。1930年夏，伯父与刘伯承在中俄边境的红河握别，伯父独自一人送刘伯承回国统帅千军万马。伯父擅长绘画，曾在远东党委机关报《红星》发表过宣传画作品，远东党委爱惜人才，1932年送伯父进了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伯父学画，具有很大偶然性。其实我家并无习画的传统，但我们老家湖北汉川近现代出了个大画家黄石(1861-1898，亦名汊湖渔子)。黄石隐居刁汊湖区，致力诗画，笔触酣畅，构图新颖，登门求画者不绝。后经他的学生赞助，其《汊湖渔子画稿》全册72幅，于1897年在上海刊发面世。次年6月3日，黄石先生因贫病交加逝世，年仅38岁。我祖父有感于家乡这位才华横溢画家的英年早逝，即购《汊湖渔子画稿》一本留作纪念。没想到这本画册与祖父留学日本期间寄回的彩色明信片一起，为孩提时代就喜爱木匠手艺的伯父开启了一扇艺术之窗，使他爱上了画画。《汊湖渔子画稿》是伯父学习绘画的第一本启蒙教材，伯父终身珍藏，曾把它带到苏联27年。伯父逝世后，我在清点遗物时，发现了这本《汊湖渔子画稿》，并于2014年8月7日，将这本123年前出版的画册捐赠给汉川市博物馆。

　　1935年，伯父以列宾美术学院预科毕业，转入该院本科专攻油画。1934年，徐悲鸿赴欧洲举办巡回画展，次年6月19日移至列宁格勒展出，并应邀到列宾美术学院学术交流，从而结识了伯父并成为挚友。伯父传给我保存的7封半徐悲鸿的书信中，徐悲鸿称他是“中国唯一在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人”。

　　伯父在列宾美术学院拥有正式的学籍，同时担任该校附中党支部书记，按月领取工资，享受分配住房等待遇，苏共把他作为特殊干部储备，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才抽调使用。1936年春，伯父娶俄罗斯女子克拉娃为妻，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惬意的短暂时光。

　　当时，日本侵略军谬称长城是其羽翼下的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险。1937年4月，伯父奉苏共中央令，告别新婚妻子，再次通过万里茶道到达与伊尔库茨克隔贝加尔湖相望的赤塔军区作军事特派员，训练秘密派遣伪满洲国收集情报的侦察人员。

　　在赴赤塔途中，伯父望着列车窗外一派北国春色，思绪万千，第一次尝试着将俄罗斯名诗《春水》翻译成汉语，表达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的美好愿望。

　　春水

　　雪还在田野白着，

　　春水已经响了，

　　跑呀，响呀，惊醒着沉睡的边岸。

　　他们跑，流着汗，到处叫喊：

　　“春来了，春来了！

　　我们是新春的飞报员，

　　她派我们向前！”

　　春来了，春来了……

　　红紫光华的轮舞，

　　快乐地涌现在她后面。

　　1938年，伯父圆满完成任务，从赤塔返回学校，此时，家中已喜添女儿飞霞。哪知天有不测风云，5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伯父突然被捕，未经审讯直接投入监狱，罪名是诗人肖三请伯父帮助一个名叫王洪(又名胡满，系鲁迅生前所托)的人进美院，还要解决其住宿等生活问题，几个中国人因此多聚了几次。原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事至今仍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而号称“铁手套”的公安部长叶若夫在“肃反”斗争中搞扩大化，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人间蒸发，外国人首当其冲成为怀疑对象，伯父因此遭到了迫害。

　　危难时刻见真情，列宾美术学院伸出了营救之手。伯父经一年的牢狱之灾终于逃过一劫，于1939年5月无罪释放，恢复了党籍、军籍，还应邀到列宁格勒市公安局帮助工作。为此，他一生对美术学院心存感激。可是，他的患难之妻克拉娃因病于这年的春天撒手人寰，伯父独自抚养女儿飞霞，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三

　　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突然向波兰发起“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当伯父向共产国际要求回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时，共产国际解散了，卫国战争爆发了。伯父决定放弃回国的打算，同苏联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他在《四十一年》俄译汉的诗中写道：时局更恶化，战云满欧亚，决心回祖国，四十一年夏，信刚送莫京（莫斯科），大战即爆发，留守列宁城，勒缰回意马，爱我新故乡，誓死保卫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曾经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的莱布元帅率领70万北方集团军群，配备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按罪恶的“巴巴罗萨”计划，从东普鲁士出发，迅速驰越涅曼河，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苏军，妄图于7月21日前占领列宁格勒，为中央集团军群北攻莫斯科廓清后顾之忧。希特勒叫嚣，届时他将亲往列宁格勒“皇宫广场”检阅军队，还要在该城“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盛大庆功宴，甚至连宴会的菜谱都拟定好了。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众志成城，粉碎敌人惯用的闪击战术伎俩，遏制了强盗的嚣张气焰和疯狂进攻。希特勒恼羞成怒地切断列宁格勒与各地之间的交通线，实行长达900天惨绝人寰的封锁，旨在饿死300万城内军民。法西斯向该城发射雨点般的炮弹，还丧心病狂地从飞机上倾泄大量破铜烂铁和建筑垃圾，扬言要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从地球上抹掉这座伟大的城市。

　　我有一本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海报剪贴册，这是伯父当年收集、剪贴、装订制作的，其中的56幅海报呈现出卫国战争的场景，伯父把它传给了我，成了我的反法西斯战争教科书。2014年6月19日，在武汉《卫国战争的爆发》展览会上展出。

　　伯父将女儿飞霞送到远离列宁格勒的岳父母家，他身着红军军装、拿起枪，随部队转战各个战场。8月下旬，德军兵临城下，英勇的列宁格勒人民誓死坚守，决不交出“卢加防线”这把列宁格勒城大门的“金钥匙”。9月10日，斯大林起用朱可夫为列宁格勒最高首长。朱可夫甫抵列宁格勒，当即中止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毫不留情地撤掉两名集团军司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擅自撤退的军官，并迅速制定守城计划。朱可夫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击溃德军企图迂回强攻的阴谋，重创顽敌，迫使德军终结战略进攻。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了，从而转入列宁格勒战役第二阶段——在封锁中死守城市。

　　由于伯父参加过中国“八一”南昌起义，又两次到远东伯力、赤塔“做军事工作”，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10月，奉命担任列宾美术学院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全权维护辖区内的战时秩序，保美院一方平安，这是俄罗斯人对他这位中国人的最大信任。此时，全城粮食奇缺，最困难时，士兵工人每天只有250克黑面包，居民只有125克。正如伯父在《保卫列宁城》诗中描述的“罗雀掘鼠尽，吃草草不深”，全城找不到一只活着的狗和猫，连麻雀和老鼠也捕来充饥，树皮草根吃得一干二净。死神随时夺走人们的生命，正在生产的工人饿死在机床旁，指挥交通的警察饿死在岗亭里，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饿死在手术台前，年老体弱的市民饿死在购粮途中……仅从1941年11月至次年12月间，饥饿夺去了63万列宁格勒人的宝贵生命。

　　

　　着苏联红军军装的李铁根。

　　但是，列宁格勒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伯父亲口向我讲述当年街头感天动地的一幕：老人们捧着赖以活命的125克食物，四处寻找带枪的年轻人，并将黑面包塞到战士手里，看着他们吃下，才返回家中坐以待毙。列宁格勒人从未放弃有尊严的生活，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影剧院天天夜晚开演，彩色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学校里书声琅琅。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作为“防空监视队”的普通一兵，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作出气势恢宏的《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年3月5日由莫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演奏，对全世界现场直播，鼓舞士气，弘扬国威，获得当年“斯大林奖”。

　　伯父独在异乡为异客，举目无亲，没有一粟一粥被接济的可能，每天全靠250克黑面包维持生命。他率先垂范，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构筑工事、扑灭火灾、搬运物资、抢救伤员，体能严重透支，终于被饥饿击倒。40岁的壮年人，满口牙齿一夜之间全部脱落，终身再也不长新牙。1942年7月5日，苏共中央认为，列宁格勒城内人口不应超过80万，妇女、儿童、伤病员及珍贵文物必须尽快撤离。重病中的伯父谢绝了疏散城外的生存机会，决心留在城中与列宁格勒共存亡。

　　

　　5月9日胜利日画稿。（李铁根1945年绘于列宁格勒）

　　

　　刘伯承1955年12月29日致向浒的信。

　　“拉对湖，结成冰。妮娃河，并不深。为什么钢甲铁翅，飞不过列宁城？这座钢墙铁壁，英雄骨肉造成。”列宁格勒人神奇地在拉对湖冰面上开辟了一条通往外界的“生命之路”。这条通道亦称“死亡之路”，向城内运送物资的卡车随时可能由于炮轰造成的冰层开裂而沉入湖中，所以司机开车时不关车门，以便随时跳车。视死如归的80万列宁格勒人依靠拉对湖“生命之路”的补给，挺过了长达900天的艰难岁月，彻底粉碎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军事计划，且牢牢牵制了敌人重兵，为夺取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战后，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鉴于伯父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他荣获了这份当之无愧的荣誉。伯父的画作《胜利日》，描绘了5月9日这一天列宁格勒庆祝胜利的景象——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人们含着喜悦的泪花兴奋得像孩子一样跑上街头，“乌拉！列宁格勒！”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老祖父的强烈召唤下，党中央和苏共中央联系，恢复了伯父的中国国籍和中共党籍。伯父只身回到阔别27载的祖国，回到武昌花园山麓幽静的家。如同列宾那幅着名油画《不期而至》描绘的情景一样：八旬祖父见到万里归来的长子流下欣慰的泪水，而8岁的我却相见不相识。

　　当时，刘伯承在南京办军校，由于师资缺乏，他不仅请来苏联专家，甚至力排众议，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上讲台以礼相待，“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类教官占全校800余名教师的一半以上。当他得知伯父人还健在已经回国的消息，喜出望外，老战友向浒学过炮兵，谙悉俄文，正是军校急需的人才呀！刘伯承热情邀请，期待着伯父来南京一起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遵照刘伯承的指示，通知伯父赴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可是，伯父却给刘伯承去信，畅叙离别思念之情后，坦诚相告自己的身体状况经医生诊断，已不再适合军旅生活，希望以绘画作为晚年的职业，他想通过创作油画表达对列宁格勒艰难岁月的缅怀和眷恋。12月29日，刘伯承复信，不无遗憾地同意伯父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伯父回国后重建新家庭，又生一子取名飞星，这是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不幸的是飞星大脑发育不全，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给伯父增添了极大的困难。1983年伯父病重，伯母将要独立抚养智障的儿子，感到万分恐惧，她瞒着伯父向国家主席李先念书面报告了家庭实情。李先念才知道李铁根原来就是抗战时期鄂豫边区敬重的汉川县县长向岩先生的长子向浒，感叹辛亥革命家庭出了这样一位传奇的共产党员，并立即指示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务必在伯父辞世前，解决好其残疾儿子生活保障问题。

　　伯父弥留之际，思念远在俄罗斯的女儿飞霞，我带着5岁的女儿向菲来到北京医院，在病榻前侍奉多日，想给他些许安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伯父与飞霞失联，直至伯父离世，也未恢复联系。所以伯父去世后，他的重要遗物全部由我带回武汉保管。

　　

　　作者向虎雏在《卫国战争的爆发》展览上留影。

　　1983年8月19日3时，伯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伯父历经国内外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从不沽名钓誉，从不居功自傲，甘当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荣膺“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的国际主义战士，9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讣告，表达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敬意。

　　如今，伯父逝世35年了，他的残疾儿子飞星在国家照顾下，无忧无虑地生活了27年，已于2010年故去。我时常想起伯父唯一的后人——我的堂姐飞霞，如今她应是80岁了，不知飞霞姐今安否？飞霞姐是知道我这个比她小8岁、从未谋面的弟弟的，记得伯父办理回国手续期间，在大人们的安排下，刚上小学的我还和飞霞姐通过书信。

　　飞霞姐，你是个苦命人，如果人还健在，今生今世我俩能够见上一面吗？

　　飞霞姐，你是俄罗斯的女儿，也是中国的女儿，我在万里之遥的东方、中国武汉呼唤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