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曹艺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情缘

　　1959年7月，我考上了南艺。父亲曹艺很高兴，特地请我看才上演的电影《聂耳》。我一向认为父亲是个对艺术不太敏感的人，但没想到他看《聂耳》会看得如此投入，尤其是后面《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而且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我们走出电影院后，父亲一直沉默，似乎还沉浸在影片中。

　　我的父亲曹艺（1909-2000年） 摄于1990年

　　到家后父亲才问我：“滇滇，这电影好看不？”我说：“挺好看的，可惜就是给赵丹演得有点儿过了！”父亲问我怎么个过了，我说：“赵丹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像小青年那样活泼热情，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充满弹性。是不是有点不真实？”父亲说：“这你就不懂了，他演的聂耳是个充满热情的音乐家，艺术家和常人不同，不仅热情而且浪漫，不拘小节并有着过人的精力，否则怎么会有创作力？我觉得赵丹演得恰如其分，把聂耳演活了！”我觉得父亲的这番话有点道理，但好胜的我依旧不服气地嘟哝着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地说他把聂耳演活了，你又没见过聂耳。”

　　谁知，父亲说他真的见过聂耳，还和他一起在风天雪地里几次走访慰问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曹艺（原名曹聚义 ）黄埔六期毕业照

　　后来，又听我表哥汪烈（原《南京广播电视节目报》创办人）说过，1935年，父亲从东北义勇军回老家金华乡下养息身体时，在我爷爷创办的育才小学当校长，曾带着小学生在刘源溪畔排练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亲自指挥。乡亲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是曹先生第一个在我们金华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

　　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抗日名将朱庆澜将军。

　　音乐家聂耳

　　2015年，《辽河晚报》等媒体登载了有关国歌的新老故事，我从中看到了一些当年的实录：

　　1933年2月17日，朱庆澜、黄炎培、王化一、杜重远带领的青年记者、摄影师等乘车十辆左右为一路，携带大批慰劳品，经古北口慰问沿途的抗日义勇军。然后到达承德。随行的有救国会高鹏等军事部的人员，有杜重远所率领的救国会政治部宣传队及参加义勇军的青年学生共80多人……参加这次热河之行的还有上海联华公司和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张慧冲所率领的“前敌摄影队”，上海青年曹艺、叶劲柏、宋文梅等五位抗日青年也被后援会朱庆澜邀请一同北上。（摘自朱庆澜将军之孙朱汉《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对热河抗战的贡献》）

　　1933年2月18日，聂耳随后援会工作人员北上，两天两夜后到达北平。21日，朱庆澜率聂耳、曹艺、叶劲柏、宋文梅等上海慰问团的团员及“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带着拨给义勇军四军团耿继周部的一批子弹、炸药和拨给盘山义勇军所在的二军团的三门迫击炮、一批炮弹、子弹及给养费7500元再次从北平来到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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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上午10点，王化一、李纯华率慰问团来到热河四家子慰问、补给和检阅刚从北票前线归来的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的部队，张慧冲转动摄影机，纪录了义勇军骑兵的英姿。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发给了义勇军。（摘自2015年9月3日《辽宁晚报》，任鸿《田汉、聂耳与盘山义勇军的情缘》）

　　检阅过后，我父亲刘凤梧指挥等候领取补给的义勇军战士唱歌。聂耳、宋文梅、曹艺、叶劲柏等爱国青年带着慰问袋，跟随高鹏来到刘凤梧的队伍前。（摘自敖汉旗政协文史委《敖汉挖掘国歌从敖汉走出始末》）

　　同时着名的“热河抗战”打响，当时正是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由于缺少弹药、锦衣，急需补给。父亲王化一和上海抗日后援会的朱庆澜、杜重远、高鹏等带领张慧冲、张惠民及曹艺、聂守信（也就是聂耳）、宋文梅等一起到热河慰问义勇军，26日在热河的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庄慰问了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发放了弹药和慰问品，我父亲还做了动员讲话，检阅了部队，张慧冲拍了电影，后来的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有骑马冲锋受检阅的镜头。（摘自敖汉旗政协文史委《敖汉挖掘国歌从敖汉走出始末》）

　　看了这些资料，我才知道父亲不仅见过聂耳，而且确实与聂耳一起到义勇军的阵地前沿采风、慰问数次。

　　义勇军后援会常务副会长抗日名将何遂将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朱庆澜将军在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后二天，就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声明自己的抗日主张，并呼吁各方势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电中有一句非常感人：“呈请各方当冷静思维，时至今日，有何恩怨不可冰释？有何政见不可牺牲？举国团结，一体奋兴，同舟风雨，共济艰危。”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第一份主张抗日的个人通电。

　　1931年10月5日上海《申报》有关曹聚义（曹艺）代表上海同文书院华人部担任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干事的报道。

　　1931年11月底至12月间，朱庆澜将军在上海组织南北名流，召开支援东北义勇军集会。各届名流强烈推举朱庆澜将军领导义勇军。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朱庆澜将军在上海建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任会长。1932年春，后援会改称“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辛亥革命元老、国民革命军知名将领、广州黄埔军校最后一任负责人何遂将军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8月，后援会迁往北平，同时成立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将军任总司令。

　　朱庆澜将军和何遂将军既是东北抗日救亡早期的司令官，又是身先士卒的后勤部长。他们还“毁家纾难”，慷慨无私地为抗日捐献巨款，以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和豪气干云的侠者之风率先举起了抗日大旗。

　　当时，后援会急需懂得军事的人员，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我的父亲曹艺带着叶劲柏、宋文梅等5位抗日青年北上参加后援会工作。

　　父亲一行人到达时适逢朱、何两位将军在场，两位将军非常高兴，认为正好解决了领导机关人手不足的困难。父亲这位黄埔6期毕业生当即得到二位将军的赏识，委派他担任何遂的随从参谋，支中校薪。同来的几位分别任后援会总部的参谋或副官，支上尉薪。他们的任务是点编和整顿民众抗日义勇军。

　　父亲带领的这个年轻的点编组，迅速点编、整顿了一支又一支从东三省退入热河的义勇军。由何遂将军亲自指导把关，严格按照军规，以“花费少，效果大”为原则，整肃了一些良莠不齐的队伍，提高了部队整体战斗力，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在社会上的威望。当时，连刘黑七那样由惯匪改编的义勇军，在接受整编后，也发誓要服从后援会的指挥。

　　父亲随同朱、何二位将军多次到前线慰问义勇军，还曾与上海慧冲影业公司前敌摄影队到前线拍摄义勇军英勇作战的记录片，并与到义勇军采风的作曲家聂耳一同送慰问品。东北义勇军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常以歌声鼓舞士气，聂耳采集到许多义勇军自编的歌曲，后来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曲调和歌词上还有东北义勇军军歌的元素。

　　朱庆澜将军出资赞助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并对这部电影的创作倾注大量心血。《风云儿女》的制片人是朱庆澜，还有一个主要制作人，是何遂将军的妹夫马德建。1933年底，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解散，朱庆澜将军和何遂将军把后援会账上剩下的部分资金资助上海电通制片公司，把田汉创作的《风云儿女》搬上银幕。

　　1935年5月，《晨报》登出《风云儿女》的电影广告。

　　当时，田汉交出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歌词，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聂耳就找到夏衍，由夏衍、孙师毅编写了电影剧本，聂耳承担了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作曲的任务。该片的导演许幸之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背后推手，他不仅帮促在日本的聂耳满怀激情地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任务，而且亲自动手，帮聂耳写了《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

　　原本《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歌词和曲谱只有3个字《进行曲》。据朱庆澜嫡孙朱汉和义勇军战士刘凤梧之子刘笙满考证，是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最终确定名称为《义勇军进行曲》。资料显示，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随后，这首歌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并被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1935年5月《风云儿女》上映后，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徐家汇唱响，从此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风靡全国。《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的革命热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声音，让当年的电影观众热血沸腾，其影响远远超过影片本身。这首歌吹响了抗战的进军号角，鼓舞着无数热血的中华儿女，为扞卫国家领土和民族尊严而英勇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半个世纪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一生低调的父亲心中一直深埋着与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这段深深的情缘。父亲不仅见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和诞生，而且这支歌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