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保黎

　　黄埔人家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居住在当今湖南祁东县万福岭乡元木冲村的一户周姓人家，被乡邻亲友誉为“黄埔人家”。

　　翻开周氏族谱：

　　太爷爷周树棠，生于道光十七年，享年48岁，是清朝同治年间国子监太学生。在修订家族家谱时，制订了“家训十条、家规八戒”，并亲手拟一副对联，金字木板雕刻挂于厅堂的祖宗神龛两侧：

　　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

　　爷爷周忠丙，学名周鹿卿（1869—1947），清末黉门秀才，早年做过吴佩孚的文书，曾任职湖北督军署军法处处长。

　　配偶邹氏，膝下七男一女。

　　周忠丙执行家规严格，管教有方，规定儿女：须勤学自律，家内须尽孝，家外须尽忠。

　　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子女学习，1895年，从湖北请来武术大师周举在家教子女习武。

　　儿女在四五岁起就进入私塾读书，做功课，每天按时读书、练武。十多岁时，儿女们都能吟诗答对、写文章，都有一手好书法，有一人敌三的好武功。

　　当时的年代，军阀混战，外敌屡屡侵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周忠丙忧国忧民，要把儿女培养成文武全才，希望将来为国出力，亦鼓励子女报国从军。

　　儿女长大成人后，遵循父亲意愿，8个子女中有6人考进黄埔军校并从军报国，为当时国家结束军阀割据、抵抗日寇的侵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儿：周锷生，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读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历任湖南高等法院审判官、山东淄城县（现淄博县）法院院长等职。

　　二儿：周倜生，生于1894年，永州濒州中学毕业，历任军部副官及本县区长等职。

　　三儿：周洛生，生于1898年，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历任湖南社会军训练总队连长、营长、上校团长派驻重庆，1948年，在重庆被国军内部以共党嫌疑暗杀。

　　女儿：周咏南，生于1900年，黄埔军校16期，国民革命军（以下简称国军）少校。

　　四儿：周熙生，生于1902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毕业，历任京沪铁路巡官等职，患肺病早年逝世。

　　五儿：周纪纲，生于1904年，黄埔军校5期，国军少将，历任第5路军特派员，铁道部京沪铁路警务局局长，新中国前夕，任职国军湘游纵队副司令，在湖南和平起义书上签字，是湖南起义将领之一。

　　六儿：周保黎，生于1906年，黄埔军校6期，国军少将。

　　七儿：周伯恺，生于1908年，黄埔军校8期，国军湘游纵队上校团长，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受家庭影响，孙辈长大也纷纷报考黄埔军校，从军报国：

　　周克铭，生于1914年，黄埔军校12期，陆军第2骑兵团上校团副，解放前夕，在国军湘游纵队，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铁铭，生于1922年，黄埔军校16期，国军湘游纵队中校，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继武，生于1919年，黄埔军校15期，国军青年军205师中校军需，解放前病故。

　　周绳武，生于1924年，黄埔军校18期，国军湘游纵队少校，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纬武，生于1926年，国军湘游纵队上尉连长，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黄天，生于1920年，黄埔军校16期，国军青年军205师中校作战科长，解放前夕，在北京随军起义。

　　周家两代共有11人先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均进入国军，都参加过抵抗日军的战斗，并且在战斗中立功晋升。11人中，有两名将军，9名校级军官。

　　一个家庭，有如此之多的人考入黄埔军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军报国，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故此也被乡邻亲友所推崇,亦誉称周家为“黄埔人家”。

　　说到这一“黄埔人家”，自然就要特别浓笔，姑妈周咏南率儿子黄天，一同报考黄埔军校，一同抗日，从军报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周咏南（1900—1966），衡阳含章女子中学毕业，19岁嫁入祁阳县黄橘家。因双方父亲同为清末黉门秀才，是相当要好的朋友，遂指腹为婚，成了亲家。

　　周咏南20岁，生一儿取名黄天，小儿才9个月，丈夫去世，留下寡母孤儿。周咏南在私塾、学堂担任教员，决意抚孤成长，终身不嫁，父兄屡夺其志亦不能动摇她的决心。

　　1937年，黄天毕业于南京三民高级中学，适逢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母子立志投笔从戎。

　　1938年，周咏南领着儿子一同去报考黄埔军校，衡阳招生处负责人对周咏南说：“你年龄39岁已超龄，不能报考。”

　　周咏南含着泪水，指着黄天对负责人说：“这是我的独生子，9个月失去了父亲，我吃尽千辛万苦将他带大，难道我会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去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应以身作则，今母子同时从军报考，共赴国难，祈求报国疆场上，你忍心拒我于千里之外吗？”

　　招生官被感动了，最终同意母子报考，考后竟双双上榜录取。分队时，黄天分在16期2总队，在四川学步兵，周咏南分在16期女生总队，在江西雩都学战前救护。

　　母子于1940年元月同日毕业。在毕业典礼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亲自以“蓉厅爱字第二五六号嘉奖令”嘉奖了周咏南，嘉奖令说：“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

　　当时《救国时报》亦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过大幅报道，号召全国人民要像周咏南那样爱国，寡母孤儿同时从军抗日。

　　毕业后，周咏南分配在第九战区湖南抗日前线，国民党第53军，任职政治部中尉干事、妇女连连长。黄天分在第六战区，驻湖北恩施。

　　1943年冬，常德会战前，周咏南给黄天写信道：“吾儿悉知，常德战事，一触即发，尔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报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

　　常德会战爆发后，周咏南率领妇女连英勇参战，毫无惧色。在交战中，周咏南腿部中弹负重伤，仍指挥连队顽强抗击日军，后被从战场抢救出来送入一二九兵站医院救治。1944年伤愈后，留任一二九兵站医院新闻室少校主任，从事伤兵的励志工作。1945年日军投降。内战前夕，周咏南毅然退伍回到老家，又当回了教师。

　　黄天服役国民党青年军205师，任师部作战科中校科长，驻守北京。1949年元月，军队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加入解放军。1952年转业，工作于祁阳县水电局。

　　学文习武

　　我的父亲周保黎，字谷生（1906—1952），出生于湖南祁阳县（现湖南祁东县万福岭乡元木冲村），有兄弟姐姐8人，排行第七。

　　与同家兄弟一样，在严格的家规管教下，周保黎4岁开始入私塾学文习武，长进不断。14岁进祁阳县实业银行当学徒，3年后转为店员，业务是记账算账。又一年，实业银行停业，周保黎回家后继续读书。

　　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周保黎及家庭成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没有见过姑妈周咏南，也没有见过她的书法，但从网上查到的资料看，她一手漂亮的颜体能以假乱真，还着有《孤灯诗稿》。父亲的书法也相当出色，其档案卷宗里有用毛笔写的书面材料，可见笔力功夫不菲。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和品德是相辅相成的。母亲说过，父亲兄妹8人，都是一夫一妻结发相伴，只有一人是妻子病逝后续取的，这从周咏南早年亡夫，坚持抚孤不嫁可见一斑。母亲还说，父亲兄弟无人抽烟酗酒，家里做官的很多，没见有谁很有钱。也感觉每个人都有礼有节，信义有度。良好的品德，也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信誉的基础。

　　从军报国

　　周保黎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吴佩孚也是清末秀才，或许因此，吴佩孚予之重用，先在身边做文书，再官至湖北督军署军法处处长，大概像当今的军事法庭庭长。

　　做一名威武的军人、一名正统的军人，既是军法处长的标准，也是父辈对子女们的要求。晚辈们亦按照前辈的意愿，努力做一名正统的、有出息的军人。

　　1926年，20岁的周保黎到长沙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第1期，被录取为炮科学员。

　　1928年春，该校并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同年集体加入国民党。

　　母亲说，由于父亲年幼时学文习武的底功，使他在军校的军事理论课、军事训练课等各项科目，成绩都很出色，得到教官的一致夸奖。1928年7月黄埔军校毕业后，作为优秀生被分到重要部门——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做见习士官，见习期满第二年，即1929年6月又被调回黄埔军校当训练少尉教官。

　　在国军中成长

　　周保黎军校毕业做训练教官，有壮志未酬之感，到真枪实弹的战场去，才是他从军报国之目的。于是，他提出申请，要上前线。在做了一年教官之后，他被分到国民革命军教导第2师（师长张治中），直接进入腥风血雨的战场，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其较大的战事经历如下：

　　1930年初，调入国军教导第2师特务营2连任中尉副连长。4月，参加陇海路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战争双方均派出重兵，双方军力亦旗鼓相当，你争我夺惨烈战斗近半年，至同年9月，战事结束，部队调驻杭州梅东高桥营房整训。

　　同年，周保黎所在部队改编为陆军第4师，周保黎升任上尉连长。

　　1931年，部队调驻蚌埠营房，周保黎升任营副，同时参加皖北对红军徐向前军队的作战。

　　1932年，部队调驻开封营房，同时参加京汉路对军阀石友三的作战，至秋，战事结束。部队仍调回开封营房，同时第4师改编为两个师，即第4师、第25师。

　　1933年春，部队改编完毕，周保黎调25师（师长关麟徵）任代理营长，而后任少校营长。3月，部队北上长城古北口等地，参加对日寇的长城战役，至5月战事结束。部队在北平北郊休整。

　　1934年6、7月间，部队调回北平黄寺营房，补充整训。

　　1935年，何梅协定后，部队调洛阳西宫，周保黎升任中校副团长。8、9月间，周保黎任代理团长；11月，调任上校师副。

　　战争年代，一个指挥官必须勇猛、指挥有方，带领的队伍能打能拼，累立战功，才有可能从下级军官逐步升迁至中、高级军官。周保黎机智勇猛、指挥得宜，带领所部敢打敢拼，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作战任务，多次荣立战功，并逐级荣升，深得军团长关猛的赏识。

　　自1930年至1935年底，周保黎在关猛手下由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升至副师长，军衔由中尉、上尉、少校、中校升至上校。仅仅6年，由下级军官荣升为高级军官。应当说，这么快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国军中是不多见的。

　　接着，军委会批准，推荐周保黎去南京投考陆军大学（培养高级将官的军校，黄埔军校是培养下级军官的军校）。因为要读陆军大学，周保黎从此离开了关猛，军事生涯也发生了转折。

　　这里给周保黎带兵打仗作一小结，有评论说，张治中是唯一没有与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的国民党将军。周保黎的作战经历：与红军打过一仗，与军阀打过两仗，与日寇打过许多仗。

　　西安事变之抗日表态

　　1936年到南京后，因陆军大学延期半年招生，周保黎随之在南京补习功课待考。数月后，25师以周保黎久未归队呈报，军委会即将其调入军委会当附员。

　　1936年9月，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政训处下设政训两科，因急需人手，军委会未等周保黎考试，便委派其前往任政训二科科长。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也将南京派来的人全部扣留，并逐一对“抗日”表态，周保黎及几乎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表态：要抗日。

　　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要员、周保黎的顶头上司、政训处长曾扩情，在张学良的要求下，在大会上大表抗日之决心，媒体将此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引起蒋介石的不悦。事变结束后，曾扩情回到南京刚下火车，便被戴笠扣押。

　　据母亲说，对“抗日”表态别具一格的当数陈诚，陈诚表态说：我不过问政治，我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委员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忠心的说词，令蒋欣悦。

　　效力胡宗南

　　西安事变后，西北剿匪司令部撤销，周保黎回南京不久，即1937年初，胡宗南申报军委会，请调周保黎为78师参谋长，恰逢军委会已派赵桂森到任，胡宗南又报请调周保黎为该师政训处长。

　　而后，军委会调任周保黎为17军团高级参谋，17军军长为胡宗南，不久17军团被派往上海参加对日寇的淞沪战役，此战中日双方都派出重兵，战役打得极其惨烈，部队损伤相当严重，胡宗南把指挥部成员组成作战队，直接带上阵地作战。淞沪战役结束后，17军团全部调驻西安整训、补员。

　　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许多青年学生前来参军，为此，17军团特地组建学生总队，对学生新兵进行军事训练，充实军队。

　　由于周保黎有军校背景、做过训练教官、有作战和带兵的经历，1938年1月，被胡宗南任命为17军团学生总队总队长，也开启了以后的以训兵为主的工作。

　　1938年8、9月间，学生总队结束，改为洛阳战时干训总队，仍任总队长。1939年底，干训总队结束，调任西安战区（第十战区）政治部副主任。

　　山东募兵5万

　　淞沪战役结束后，胡宗南将所剩的不足万人带到西安整训补充，两年后17军团虽然已经满员，但距胡宗南数十万军队的宏大规划还相差很远，胡还在陕西王曲创立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为将来数十万军队培养军官。

　　一次，胡宗南在与周保黎谈话时说道，无论是军队还是军校，都急需大量补员，而补员却成了难题。如果在本地大量募兵，必然会使本地劳动力大幅减少，从而对本地的生产、经济釜底抽薪。而要到邻近的其他国军战区去募兵，因为数量大，必然会引起国军内部的反对。看来只有去日寇占领区募兵，估计招募对象和数量不愁，因为不满日寇占领的青年很多，问题主要是招募期间有危险，肯定会受到日军的阻扰，打仗不可避免。

　　谈话后，胡宗南授命周保黎带队赴山东日寇占领区秘密招募男青年5万。

　　约半年，周保黎分多批次，总共带回山东青年（18至22岁）5万，其间多次与日军发生交战。

　　《胡宗南回忆录》有记载：“命周保黎入山东募兵5万。”

　　5万山东青年，其中有文化、愿意投考军校的，通过考试，入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其他都编入军队当兵。

　　募兵5万，对周保黎来说，只是完成一项任务，但对于5万青年来说，却是一次命运的改变。《山东商报》刊登采访90高龄老兵于同欣的报道。于老说，年老了，很多事都忘了，但还记得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分校主任胡宗南、补训处处长周保黎；也还回忆起当年秘密募兵，以及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奔赴西安，及在第七分校学习的经历。

　　当然，募兵5万，对于胡宗南来说，是希望变为现实，在走向“西北王”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5万山东兵，后来还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又引来青年众多。

　　“到日寇占领区募兵5万”，也得到军委会、蒋介石的夸奖，并向其他战区介绍推介。当然，胡宗南也褒奖了周保黎，对他更加赏识了。

　　这次募兵，也是周保黎在国军服役期间最出色的一次立功。1940年5月，周保黎的军衔晋级为少将，任职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14总队少将总队长。

　　训兵并养猪

　　1942年秋，周保黎调往军政部管辖的鲁西编练处任处长，驻豫东临泉。

　　1945年5月，鲁西编练处改编为新编41师，周保黎任师长。这段期间，他主要是训兵练兵。

　　母亲说，当时国家很穷，军队供应不足，士兵勉强能吃饱，但吃得不好，营养不够。父亲在编练处时，安排军队养猪，改善士兵伙食。这在当时是一新鲜事，也是国军首创，得到军委会的夸奖与推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第41师被撤销，士兵与装备并入28师，周保黎与准尉以上军官编入西安第15军官总队等待转业或退伍。

　　1946年秋，周保黎由第15军官总队调任第23军官总队任总队副。

　　国民党延安专员前后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消灭中央苏区、攻占延安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从国军的战区序列排名可以看出。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根据抗击日军的重要区域来排名战区序列，胡宗南的西安战区不是抗日重要地区，故排名居后，为第十战区。抗战结束，蒋介石根据国共内战的重要区域，重新排名战区序列，西安战区则跃升为第一战区。胡宗南自恃拥兵数十万，领衔受命进攻延安，为此而作全盘部署。

　　胡推荐周保黎任延安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得到军委会批准、行政院任命。

　　1946年，周保黎办理转业，任延安行署专员，并受命拟文，进驻延安后，行署将采取的政策、措施，简要如下：

　　第一是停征兵，第二是停征赋，第三是停苛税等。当时认为，战争将会使延安居民逃离，而采用怀柔政策可使逃离居民回来。怀柔政策包括：向延安民众送发粮食、钱物等生活用品。其次是改建学校，让学生受民国的教育等，行文得到行政院同意、采纳。

　　1947年2月，周保黎被正式调往陕西第二区（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任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专员公署原设在耀县，4月底迁至延安，辖延安、安塞、保安、延长、富县、甘泉等6县。

　　在延安战场上，仅前几个月，胡宗南军队中的相当部分，就被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整旅、整师地各个歼灭，多个旅长、师长被击毙、活捉。军长刘戡战败自刎，国军军力大伤，进攻延安败局已定。

　　国军收缩至延安等孤城。1947年9月，延安城开始被解放军包围，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延安至西安的道路被切断，国军补给全靠飞机空投。

　　直至1948年3月，驻守延安的国军接到撤离指令，国军头领随即开会讨论撤离方案，会上提出的方案有两种:

　　一、从小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通汽车的大路早已被解放军切断，给养都不能通行，解放军必定在道路两侧重兵把守，走大路等于送死。小路虽然难走，但逃生的希望较大。

　　二、从大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小路路长行走费时费力，军队的重装备难以搬运，解放军虽不会重兵把守，但马上就会得知国军撤退路线，一旦在山中小路被包围，结果可想而知。

　　会上两种意见互不相让，最后由周保黎拍板决定：走大路。

　　会上也讨论了遇到阻击后，军队如何应对，实在不能前进，则请求西安救援，撤退时间定在早上。

　　会上，周保黎还说，一年来，行署做了不少怀柔工作，这次撤退也不知今后还会再进延安否，为使百姓留下好印象，要求军队不要像败军过城做人为的破坏，军队带不走的东西也不毁坏，送给百姓。

　　会后将会议内容报告胡宗南得到同意。

　　此时，驻守在延安的国军用“龟缩”来形容其心态，或许最为恰当。大家都明白，驻守延安是没有出路的，但要走出延安，犹如跨越雷池。明摆着是走进伏击圈，明摆着是自投罗网，明摆着怒吼的枪弹、炮弹在前。以至撤离延安时军士们忧心忡忡、瞻前顾后。

　　撤离延安那天，在军队集结临行前，周保黎作了简短讲话，表示行署官兵将走在撤军队伍的最前面，为军队挡住第一批射来的子弹。说着，行署官员、卫队肃整衣装，八人一排，周保黎居中带领走在撤军队伍的第一排。这身先士卒的精神，使早已低落的士气有了稍稍的提振。

　　走出延安，只见大道两侧的山上，有解放军的红旗在飘扬，有解放军的人影在晃动，时而还有人大声向国军呼喊，只是未见子弹射来。

　　周保黎下令：他们不开枪，我们也不开枪。

　　子弹随时都有可能像雨点般地射来，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上万人的队伍无人言语，只有双脚在快速地行走。

　　真是不可思议，数天后，撤离队伍一路平安地走到国军地界，居然有惊无险。

　　就这样，双方未打一枪，国军未损一兵一卒，安然回到西安，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包括胡宗南也是笑容满面。

　　看来，周保黎决定走大路对了，周保黎与行署官兵都是临危不惧的好汉。

　　当惊慌、恐惧烟消云散后，在西安胡宗南的军营中，几乎所有的人，又开始问起了一个新问题：撤军沿路的两边山上，明摆着有解放军的伏击部队，解放军为什么不开枪？

　　百思不得其解。确实，在当时兵戎相见、严重对峙的交战双方，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是首要选择。

　　有人说，解放军包围延安近半年不打，是不想毁坏延安，这次撤离延安，没有做人为的破坏，所以解放军手下留情。

　　也有人说，解放军不打，可能是撤军队伍里有他们不想打的人，会是谁？这个问题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想。

　　自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共产党特工身份曝光后，军营里大家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很多。

　　警惕的猜想逐渐改到周保黎身上，原因有几点：其一是周保黎决定撤退走大路；其二是周保黎规定不做延安的毁坏；其三是周保黎走在撤军队伍最前边。

　　这些猜想又关联到一个叫王正（正字可能有误）的人。早在周保黎任新编41师师长时，王正是1团团长，跟从周保黎多年，相处很好。

　　离开胡宗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军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特别是精简了大量（约十多万）军官，对这些军官又没有做好精简后的疏导与安排。被精简的军官认为，抗战胜利了，自己却被当拐杖扔了，以致造成这些军官极其不满、到处闹事。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有几百军官（其中包括将军多人）到孙中山陵的“哭灵事件”。

　　当时，新编41师被精简撤销，所有军官编入军官总队等待转业回家，据说转业费很少，有些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军官们感到失望与愤怒，开始闹事。王正大概是闹事头领，闹得比较凶，那时他脚有伤住在周保黎家中。

　　有一天，军统的人和周保黎说，王正是共产党，可否进家抓捕？周保黎说，不可能，王正跟随我多年，这次是因精简而闹事。

　　王正在周保黎家住了近两个月，脚伤好后，王正便对周保黎说，想回家了，但觉得门外有军统特务会抓他。周保黎就用汽车把他一直送出了西安，自然也送了些回家的盘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军从延安撤退，解放军伏击没打，胡宗南军营中议论纷纷。此时，军统也传话出来，说王正离开周保黎家就跑去延安了，使得议论更沸沸扬扬。周保黎感到了人言可畏、口水淹人的压力。

　　从胡宗南的角度来说，周保黎在自己左右多年，尽忠尽职、尽心尽力，视为心腹。母亲说，所有军官，师长、军长要进官邸见胡宗南，都要警卫、副官先进去通报，时常胡宗南还不待见。而周保黎进出官邸无需报告，自由进出，享有如此待遇的没几个人。虽然胡宗南不相信军中对周保黎的议论，但在与周保黎谈话时也问过好几次，解放军为什么不打？

　　自从延安败退，胡宗南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也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情绪低落，周保黎感觉到胡宗南的冷漠，产生了心灰意冷之感。

　　母亲在世时多次说过军长刘戡，与周保黎是关系要好的军中友人，在没有进军延安前，刘家人来人往，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刘戡战败成仁后，家里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回到西安后多次与母亲去看望刘戡太太，只见刘家门庭冷落，悲惨凄凉，哭声阵阵。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从延安回到西安两个月后，即1948年5月，无官职的周保黎便向胡宗南告假离开了西安，从此结束了为胡宗南效力的生涯。

　　汤恩伯的委任

　　1948年7月，周保黎举家迁居上海，欲解甲归民。

　　11月，周保黎不回西安的消息被新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听说，汤恩伯便在官邸约见周保黎。

　　用汤恩伯的话说，他是看着周保黎在军中长大的。

　　周保黎在黄埔军校6期读书时，汤恩伯任黄埔6期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其后，周保黎实习结束调回黄埔军校做训练尉官，与汤恩伯共过事；周保黎进入国军教导2师当副连长，汤恩伯在该师当旅长；后此师改编为第4师，周保黎升任连长，汤恩伯升任该师副师长。而后，周保黎在军中的表现，汤恩伯也多留意关注，可以说，汤恩伯对周保黎信任有加。

　　此时汤恩伯正受命以上海为中心布防长江下游南岸，其中属下第20军是新调来的川军，汤担心对该军的指挥、补给、协调不力，特委周保黎出任第20军副军长，委任书当即递交，限日到任。并说，将安排舰船载运军官家属撤至台湾。

　　在周保黎的心目中，汤恩伯有教官之尊、长官之尊，也很感谢汤恩伯在自己解甲之时还如此信任、委以重职。

　　但是，周保黎自从延安败走，特别是离别胡宗南后，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的战场上，国军连连战败，主力几乎耗尽。周保黎在简历材料中写道：“以我当时的判断，1949年，中国大陆即可全部解放，1950年，台湾必可解放，香港亦可收回。”离开西安后，父亲与母亲经过认真商量，决定解甲归民。

　　就在两个月前，湖南亲友还带信来，说程潜号召“湖南人为湖南出力”，希望周保黎来湖南。因“归民”思想已定，也没有前往。

　　如今，汤恩伯的委任状下达，军人知道违命的后果，在上海“归民”已不可能，周保黎便很快购买了从上海开往武汉的船票，于次日携家眷上船。上船前，周保黎请军中友人呈交汤恩伯一信，信中向长官辞谢委任，表示解甲归民的心意。

　　荣任长沙警备副司令

　　在武汉下船后，周保黎于1948年12月辗转回到老家过年，安排家眷的生活、小孩的学习。

　　1949年春节过后，周保黎夫妇同往长沙拜会友人，住在黄埔6期同学、结拜兄弟苏本善将军家中。兄弟相见分外亲近，谈话得知周保黎近况后，苏本善马上就带周保黎夫妇到他公务的地方——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萧作霖将军与周保黎是黄埔6期同学，感情相当好。苏本善是副司令。

　　同学三人交谈无拘无束，自然谈得最多的是时局，都认为解放军将很快越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交谈中，萧作霖、苏本善也谈到湖南省主席程潜对湖南前景的看法：解放军解放湖南只是时间问题，为避免生灵涂炭、城市村庄毁坏，和平解放湖南是最好的选择。

　　已经不打算在国军这条道上走到黑的周保黎，听了两位同学谈及程潜对湖南前景的看法，感到眼前一亮，意识到这是一条走到亮的道路，并表示，赞同程潜主席的明智之举。

　　萧作霖、苏本善听了周保黎的表态，也非常高兴，马上就与程潜约定时间，与周保黎前往拜见。

　　在萧作霖、苏本善的极力推荐下，很快，即1949年3月，程潜下达委任书，任命周保黎为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从资料查看，程潜1949年1月起开始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之大事。周保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的时间是1949年3月至5月，这3个月，也正是程潜在为和平起义紧锣密鼓的关键时段。

　　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是警卫省府、警卫长沙、维持长沙治安的重要部门，也是程潜实施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要支柱部门。司令部司令萧作霖、副司令苏本善都是和平起义的铁杆人物，是程潜的亲信。特别是萧作霖，跟随程潜多年，是程潜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见湖南起义领袖，与程潜同往的只有萧作霖。

　　在湖南和平起义紧锣密鼓的关键时段，受任司令部副司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其一，赞同、支持、并愿意跟随程潜为湖南和平起义作贡献；

　　其二，得到司令部萧作霖、苏本善的极力推荐，特别是司令萧作霖的推荐；

　　其三，得到程潜高度信任。

　　也就是说，周保黎符合以上条件，才在这紧要关头得到如此重要的委任。

　　在3个月的长沙警备副司令任职期内，周保黎受到程潜“以和平方式解决湖南未来”思想的影响，多次与萧作霖、苏本善一同商讨、参与、拥护程潜和平起义的有关活动。

　　周家在国军服役的军官，解放前夕都会聚到湖南参加了起义。

　　1949年5月，为防止湖南起义，白崇禧携陈明仁将军到长沙，严令改组长沙警备司令部，撤掉萧作霖司令职务，任命陈明仁为司令，也撤掉了周保黎副司令的职务，放话要抓萧作霖，萧作霖逃往邵阳躲避。

　　程潜此时接着任命周保黎为湖南政府参事，打算留在身边待用。

　　不久，程潜省主席也被撤掉，程潜也准备离开长沙躲避，特告诫周保黎：局时不控，暂且一避。

　　周保黎因担心住在祁阳老家的眷属，多为妇孺、小孩，随即离开长沙，返回老家。

　　1949年5月，白崇禧集结大军数十万于衡阳、长沙一带，大战即将开打。为家中妇孺免遭战争袭扰，周保黎19日携眷南下迁赴桂林，租住桂林八角塘12号。6月，租桂林解放东路德丰商店（原中正东路167号），经营香烟、油、棉纱等杂货，借以维持生活。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国军官兵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继而挥兵南下，桂林于1949年11月23日解放。

　　按照街上张贴的桂林市解放军军管会的通告规定，周保黎前往军管会登记、表明身份、并送去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