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生活回忆

　　我于农历1923年正月初七日生于上饶县花厅中坂胡家，3岁时家父因疾不治，英年早亡，旧俗之观念令家母孤寡生活近80年。后因生活所需，家母不得已舍我而回到广丰县城白莲塘外婆家。我遂与奶奶相依为命，丧父离母使奶奶对我十分疼爱。我7岁时被送至广丰二十四都姑母家私学堂读私塾，9岁读小学，15岁到广丰县城读初中。

　　时值“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雄壮的歌声激发了全民抗日之斗志，吹响了抗日之号角，从军报国之心油然而生。

　　1942年，日军已侵大半中国，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我不顾家人反对，弃笔从戎，于1942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三分校18期17总队步兵科，校址在广丰县七都。

　　当时军校主任是沈发藻，总队长韩德芳，大队长党维清，中队长申耀庭，这些都是黄埔前辈。一个中队有160多人，我现在能记起的同学有：江西：方贤才、叶道荣、张曾乐、张名勋、胡曦、谭森；福建：陈龙、纪登斯、林英杰、陈吴春；广东：刘铭清，纪学达、李焕星；浙江：许元庆、邓锦堂、应广明；湖南：王大甲；江苏：顾孝田等。

　　入校3个月后（1942年4月），日军侵至浙赣线，直奔广丰，并封锁所有主干道阻止军校师生转移。危急之中，总部毅然决策将校址迁至江西瑞金。随即率全体师生2000余人绕道徒步撤离，先从广丰七都翻至福建浦城，再经建瓯、南平、沙县、永安等十余县市，历时两个多月，行程约1500华里，最终到达江西瑞金。

　　我们进入福建境内不久，日本人就打到了广丰，先是用飞机在县城里狂轰乱炸，接着部队跟进全城搜索。当日本人得知我们的行走路线后，随即出动多架飞机全程追踪，稍有风吹草动就扔下炸弹，所以我们只能夜间行进，白天就躲进山洞或树林避险。我们经常能看见日机在低空飞去飞回，也看到一些无辜百姓死于日机的炮弹之下。如果碰上连日下雨或者其他特殊情况，我们就停止行进。正常时一个晚上要行程100多华里，有时为了赶时间，一夜得行走一百三十多华里。

　　起初一段时间，我们只管行军、吃饭、睡觉，以为我们每天吃的、用的都来源于部队的事先准备。到了福建永安才知道我们一路下来的吃、穿、用基本都来自沿途百姓的无私奉献，因为部队没有办法回避日机为我们这些学生军提供物资。有天晚饭，我们看到地上摆放着几大木桶大块肉，非常高兴，正准备大饱口福时，队长的一席话让我们食欲全无。他说：“战争年月，土地荒芜，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今天永安百姓把这么多平日里他们自己都难得一碰的大块猪肉送进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师生嘴里，说明他们爱国。百姓是朴实的，他们不会写文章为我们歌功颂德，不会讲大道理，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大事，但他们的行为清清楚楚地表明对我们的无限敬重和期望。他们是从骨子里爱着自己的家园”。由此我们对沿途百姓由衷敬佩。中国只要有这些百姓在，民族就一定不会亡，日本人一定呆不长。我们暗自发誓，学好本领，驱逐日寇，报答百姓的大肉之恩。

　　我们当中很少有为了升官发财而来军校的。我有个同学父亲是省参议员，少将军衔。有人曾问他毕业后是否回到父亲身边升官发财。他说：“我家不缺钱，我家也不缺官，如果为了这些，我完全可以从政而不从军”。后来他进了军统，抗战结束前就殉了国。说到军统，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真正了解军统特工的人不是太多。军统特工欠下了人民的血债是勿庸置疑的，但在抗战时期，他们更热衷于杀鬼子。军统特工本事很高，杀人招数也很绝，一旦被他们盯上很难逃脱。即便在日战区，他们照样可以执行并完成任务。日本人对大队人马的中国军队倒不怎么在意，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特工们让他们伤透了脑筋，一点办法都没有。而那些被沦为汉奸的中国人更是谈之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到达瑞金之后，我们很快就投入紧张的学习和各项训练之中，学科中除必修的军事科目外，还兼修语、数、英、理等文化科。这些并不难，可实地演练就没那么简单。每项科目的演练都让人心惊肉跳。如果你怕高，不敢在高处行走，教官会拿块木板搁在十几米高的半空中命你来回走；如果你怕的东西很多，什么都怕，教官们最终会让你什么都不怕。演练课程中，记忆深刻的是拼刺刀演练。教官赤手空拳站在场内，叫四个新学员手持真刀真枪分别从不同角度刺向他，还说谁若能刺中他可得大肉一碗，但几乎没人有这口福。

　　我们到校不久，有位姓邓的将军来为全体师生作抗日宣传讲话。“……日军侵华五年了，我们国家没有亡，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肩负的使命，深知百姓的期待，在战场上我们军人每向后退一步随即就会有大片土地沦为人间地狱，就会有无数冤魂走向幽幽黄泉路……”。邓将军从卢沟桥事变讲到南京大屠杀，从淞沪会战讲到印缅远征，句句感人肺腑，字字催人泪下……

　　两年多的军校生活，我学到了很多外面不能学到的东西，见过了许多动人场面，听过了多次诸如此类的生动讲话，同时也养成了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沾牌、不贪财。军校生活也磨炼了我的意志和耐力，也正因为此，我对后来的是是非非、坎坎坷坷都能淡然面对。我今年92岁高龄，虽耳聋目花，行动不便，但我心态很好，乐于助人。如今我别无他求，只愿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努力为黄埔历史及抗战史提供更多更详实的依据，多多宣传党的英明政策以及各级领导的优良作风，为台湾的回归、祖国的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并聊表对政府的感激之心。

　　黄埔十八期 胡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