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黄埔将领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着名将帅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决定现代中国走向的人。据《广州市志·军事志》记载：“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人民解放军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有40余人……国民党军方面，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

　　（一）出身于黄埔军校的解放军将领

　　黄埔军校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有着堂堂阵容。出身于黄埔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着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外交家，但更多的成为将帅之星。在共和国10大元帅里，有5人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在10位大将里，有3位毕业于黄埔军校；而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上将有8人、中将有9人、少将有11人。这也就是说，仅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开国将帅中，就有36人直接受过黄埔精神的熏陶。他们是：

　　元帅（5人）

　　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

　　聂荣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央军委副主席。

　　陈毅，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黄埔第1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林彪，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大将（3人）

　　陈赓，黄埔第1期，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黄埔第5期，国防部副部长。

　　罗瑞卿，武汉分校，中央军委秘书长。

　　上将（8人）

　　陈奇涵，黄埔政治大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陈明仁，黄埔第1期，四野第21兵团司令。

　　周士第，黄埔第1期，防空军司令员。

　　杨至成，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宋时轮，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院长。

　　张宗逊，黄埔第5期，总参军训部长。

　　郭天民，黄埔第6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陈伯钧，武汉分校，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中将（9人）

　　阎揆要，黄埔第1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常乾坤，黄埔第3期，空军副司令员。

　　倪志亮，黄埔第4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唐天际，黄埔第4期，总后勤部副部长。

　　郭化若，黄埔第4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王诤，黄埔第6期，副总参谋长。

　　谭希林，黄埔第6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第50军军长。

　　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少将（11人）

　　袁也烈，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海军副参谋长。

　　徐介藩，黄埔第3期，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方之中，黄埔第4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洪水，黄埔第4期，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

　　李逸民，黄埔第4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

　　曹广化，黄埔第4期，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白天（魏巍），黄埔第4期，炮兵技术学校校长。

　　廖运周，黄埔第5期，高级炮兵学校校长。

　　周文在，黄埔第5期，福建军区副政委。

　　张开荆，黄埔第5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朱家璧，黄埔第8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早期黄埔生，凭资历本来是可以授中将以上军衔，但只授予了少将军衔，这里面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缺乏红军时期的经历，或革命经历不完整，而影响了他们的职务和军衔的晋升。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光辉业绩的黄埔军校着名共产党人，还有在1955年授衔前已经牺牲或未授予军衔的师生53人，他们是：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鲁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

　　恽代英，黄埔政治部主任教官，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代理主任。

　　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三野两广纵队政委。

　　徐成章，黄埔特别官佐，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

　　杨林，黄埔学员队长，红1方面军参谋长。

　　胡公冕，黄埔卫兵长，红13军军长。

　　李之龙，黄埔第1期，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长。

　　李汉藩，黄埔第1期，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许继慎，黄埔第1期，红1军军长。

　　黄敖，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董朗，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彭干臣，黄埔第1期，红10军参谋长。

　　蔡升熙，黄埔第1期，红25军军长

　　唐澍，黄埔第1期，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

　　冯达飞，黄埔第1期，湘赣军区参谋长。

　　孙德清，黄埔第1期，红2军团参谋长。

　　刘畴西，黄埔第1期，红10军团军团长。

　　左权，黄埔第1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宣侠父，黄埔第1期，八路军高级参议。

　　袁仲贤，黄埔第1期，三野第8兵团政委。

　　周逸群，黄埔第2期，红2军团政委。

　　熊受暄，黄埔第3期，红1军政治部主任。

　　肖人鹄，黄埔第3期，红5军军长。

　　吴光浩，黄埔第3期，红11军军长。

　　朱云卿，黄埔第3期，红1方面军参谋长。

　　段德昌，黄埔第4期，红6军军长。

　　李天柱，黄埔第4期，红8军军长。

　　伍中豪，黄埔第4期，红12军军长。

　　何昆，黄埔第4期，红14军军长。

　　李鸣珂，黄埔第4期，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黄埔第4期，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曾中生，黄埔第4期，红4方面军参谋长。

　　王世英，黄埔第4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袁国平，黄埔第4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运昌，黄埔第4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副司令员。

　　赵尚志，黄埔第5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潘中汝，黄埔第5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

　　陶铸，黄埔第5期，广州军区政委。

　　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3军军长。

　　李青云，武汉分校军事教官，红15军军长。

　　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副军长。

　　张国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李富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野副政委。

　　王良，武汉分校，红4军军长。

　　李超时，武汉分校，红14军政委。

　　徐彦刚，武汉分校，红1军团参谋长。

　　邓萍，武汉分校，红3军团参谋长。

　　刘型，武汉分校，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张友清，武汉分校，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程子华，武汉分校，四野第13兵团司令。

　　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

　　20世纪80年代，经中央军事委员会认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个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刘志丹等组成的英名方阵里，可看到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二）国民党将领与“黄埔系”

　　在国民党军中，黄埔军校师生出身的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日渐形成了以蒋为首的“黄埔体系”。这棵主干分明、枝繁叶茂的国民党军中“大树”，主要由黄埔教官和黄埔毕业生两部分人组成，人称“黄埔系”。

　　1．“黄埔系”教官与保定军校的血脉关系

　　说黄埔军校创建时的师职力量，首先要直接追溯到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在开办之初，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以及留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挑选来了教职官员。这些人到黄埔后，受戒于蒋介石，可谓是“念得蒋氏真经，修成黄埔正宗”。特别是来自保定军校的教职官员，他们是黄埔军校创建时师职力量的核心骨干。黄埔军校的教学力量、管理力量基本上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

　　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的历史上，保定军校毕业生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主要有：蒋介石、商震、周思诚、张辉瓒、张群、王柏龄、杨杰、陈调元、方本仁、何恩溥、刘文辉、唐生智、邓锡侯、张治中、黄琪翔、傅作义、上官云相、白崇禧、顾祝同、刘峙、陈诚、李品仙等。特别是蒋介石，他在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进入保定陆军部速成学堂留日学生预备班学习，后来留日。不久，蒋介石及黄埔师生成为继北洋军阀之后的庞大军事集团，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

　　保定军校最显着的业绩是培训出了“黄埔系”。蒋介石以“保定系”成员为主，开始培训“子弟兵”。他在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保定系”为前导的“黄埔系”。无论是东征时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校军、党军，还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的数百万大军，主要指挥官不少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无论是东征时的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还是讨伐北洋政府的战斗；无论是进行反共夺权的内战，还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指挥官，协助蒋介石具体指挥各军兵种。这是因为指挥数百万的军队必然需要一大批高级将领，而蒋介石自己培训的“黄埔系”还未成熟，羽翼未丰。因此，蒋对保定军校这一清朝末年以来培养的具有现代军事意识和基础的将领，当然十分重视。而蒋又自称是保定军校较早的毕业生，所以，他对这些保定校友格外器重，分别授予高级职务，中下级职务则由黄埔生担任。即使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黄埔系”全面走上接班岗位，“保定系”也没有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保定系”在国民党军事史上的地位，从蒋介石执政后的第一批授衔时人选也可以看出来。1935年4月2日，特级上将蒋介石任命第一批将军时，一级上将有9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唐生智、陈绍宽。4月3日，任命二级上将20人：陈调元、韩复榘、宋哲元、刘峙、于学忠、商震、白崇禧、徐源泉、万福麟、刘镇华、顾祝同、何成俊、傅作义、蒋鼎文、刘湘、徐永昌、龙云、朱绍良、何健、杨虎城。4月4日，任命中将89人：杨杰、贺耀祖、钱大钧、陈诚、卫立煌、夏斗寅、孙连仲、陈继承、上官云相、薛岳、罗卓英、谷正伦、周岩、陶峙岳、万耀煌、汤恩伯、吴奇伟、周浑元、张自忠等。在这118名将军中，相当部分属于“保定系”。特别是后期，在上述人员中有不少地方实力派的名额，开始大幅度减少。从次年起蒋介石授衔的名单中，主要属于“保定系”、“留日系”和“黄埔系”的将领。

　　“保定系”的学员骨干，后来大多成为“黄埔系”的将领。他们除了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为南京统治集团卖命作战外，平时对蒋介石也极其尊重，极少对蒋介石的指挥说三道四，无不把得到蒋介石的接见，视为一生夸耀的事情。至于后来由于政见分歧和为了某种需要，也有一些该系统的将领对蒋介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黄埔系”的潮起潮落

　　“黄埔系”从产生到形成，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1924年10月，黄埔校军与友军一起平定商团叛乱后，于11月和12月先后正式成立军校教导第1、第2团,由何应钦（日本士官学校生)、王柏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分任团长。次年参加东征北伐，这一时期为黄埔校军时期，也是“黄埔系”萌芽时期。

　　1925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成立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校军变为党军。4月，组建以钱大钧(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为团长的第3团，6月，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增加了第4、第5团，由刘尧宸(保定军官学校第7期骑科生)、蒋鼎文分任团长，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1925年8月，第1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原党军第4、第5团为国民革命军第2师，两师合编为第1军，军长蒋介石，骨干用的全是黄埔毕业生。第1军在次年参加了北伐。这一时期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黄埔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北伐军占领东南一带后，蒋介石将第1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黄埔系”的重要人物刘峙(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任师长的第2师，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是上海大屠杀的主要军事指挥官。从此开始，“黄埔系”成为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便，以国家力量养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1929年至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保定军官学校第1期步科生)、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部。蒋介石通过改编、改组这些军队，大批安插、起用“黄埔系”军人到要害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由于“黄埔系”军队在组织、纪律上相对比其他部队要强一些，财政、装备、后勤也较为充足，所以在历次战争中屡败众军阀，从而政治军事实力愈益雄厚。此后，在多次进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时，“黄埔系”都是主力。但这时的“黄埔系”还未能全部掌握大权，在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大权多被“保定系”和黄埔教官掌握，黄埔生中除胡宗南等少数人外，一般只是中层军官，并未真正掌握上层指挥权。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出身的许多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20多名将领壮烈殉国。也正是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黄埔系”在军界的接班部署。

　　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2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黄埔教官的核心人物有：

　　俞飞鹏，曾任交通部长，北京军需学校毕业；

　　钱大钧，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

　　蒋鼎文，曾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浙江讲武堂毕业；

　　刘峙，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

　　周至柔，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生；

　　顾祝同，曾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生；

　　何应钦，曾任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陈诚，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参谋总长、军委会政治部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炮科生。

　　黄埔毕业生中虽然此时仅有胡宗南一人得上将军衔，他们却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权力，从而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黄埔毕业生在国民党军政界中可谓将星闪烁，冠盖如云。其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前6期毕业生，最神气的是前3期。前后界限分明，高1期压死人。在前6期中，也有不少后期生超过前期生而居高位的。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是互为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实行专制独裁；另一方面，“黄埔系”成员必须依靠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步步高升，占据军界要职。同时，蒋介石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也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

　　1949年，祖国大陆解放前夕，“黄埔系”继大革命后出现第二次大分化，他们与“保定系”的不少将领先后走向光明，加入革命阵营。“黄埔系”逃到台湾者则多为陈诚、蒋经国所排斥，有实权者在数千“黄埔系”成员中不过数十人而已。使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多数生活无计，苟活于世，“黄埔系” 至此衰败没落。

　　论说黄埔军校的领导人和教官，有一人不得不特别凸现列出，他就是也从保定军校毕业、长期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要职的张治中。他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最难得就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国民党的反共战事，一直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在那段岁月里是尤为难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他就表现的很“沉沦”。1932年，“剿共”多年的国民党内终于有人开始响应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这个人就是时任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的张治中。淞沪抗战时，他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并留下遗嘱，誓要以身殉国。好在他没有殉国，却拉开了国民党军抗日的序幕。抗战胜利后，他极力主张和平建国，并促成重庆谈判。1949年，他又以国民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当时的北平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和平统一事业尽心尽力，为使台湾回归做了大量工作。

　　还有一个着名的黄埔教官，是后来隐入山林的严重中将。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曾任黄埔一期学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等职。他离开黄埔军校后，常反思北伐以来的一场场激战，众多的兄弟命丧黄泉，却扶起了一个更大的军阀蒋介石。1928年冬，他抛掉所有的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的含义是劳累，可见其主人此时的心态。他是真的隐居山林，每天与樵夫农夫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种田收成糊口。严重的学生陈诚常上庐山看望恩师，蒋介石总捎信问候，并一再热情邀请严重住到南京附近，以便能经常讨教。1930年，严重回武汉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觉得这是拉拢严重的好机会。他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重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蒋介石让人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蒋介石这招对冯玉祥也许灵，对严重却失效了。严重回到庐山，在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坚持不出山，不与贼人同流合污。直到1939年，抗日烽火点燃了严重的革命热情，他毅然出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病逝于任上，一个刚烈汉子、黄埔军人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无言的榜样。

　　3．国民党军中黄埔生“拜将”的先后历程

　　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拜将”，大多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有着艰辛的奋斗历程。当初第1期的李之龙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而坐“直升机”直接晋升，属于特例，大部分黄埔毕业生都是由黄埔校军的建立而开始起步。1924年底，先后组建黄埔校军教导第1、第2团，初期组建时只有少数黄埔生担任军官职务，如蒋先云、贺衷寒、楼景樾、桂永清、郑洞国等任连级军官，胡宗南、侯镜如、陈明仁、关麟徵、左权、石祖德等任排级军官，大部分只是挂着见习军官当兵而已。第一次东征后，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埔生所任职务逐步晋升。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共产党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会的骨干迅速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曾扩情由团党代表升任第20师政治部主任，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师级军官。不久，酆悌也升任第1军第1师政治部代理主任。与曾扩情、酆悌同时任团党代表的邓文仪、贺衷寒，因先后到苏联学习，而错过了这次晋升的机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因东征中表现突出的孙元良拔得头筹，荣任嫡系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同时回粤军任职的范汉杰异军突起，任第4军第10师第29团团长。团长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是个耀眼的职位，从北伐时任团长的名单就可知道其职位的重要，薛岳、蔡廷楷、余汉谋、蒋鼎文、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黄琪翔、戴戟等，在那时也不过是个团长。

　　最幸运的是时任第2团副团长胡宗南，部队刚出征，该团团长倪弼在紧急时刻无法随部队行动，胡宗南得以晋补第2团团长。之后不久晋升团长的还有李延年、郑洞国、桂永清、蒋先云、王世和、俞济时，同时任团级职务的还有团党代表李默庵、王尔琢、李汉藩等，团参谋长顾希平、周士第、侯镜如等。蒋先云是同时受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的“黄埔三杰”之首，在二次北伐中壮烈牺牲，追赠少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苏联回国的邓文仪在政变后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代理主任；北伐中英勇作战的团长范汉杰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生中的第1个师长；而同时的团长孙元良却因在北伐中溃退被免职，蒋介石惜其才把其送到日本学习，此后的孙元良就像是中了魔咒似的，战绩一直不佳，屡战屡败屡逃，他在离开大陆前一直呆在黄埔生晋升的第二梯队中，再难名列前茅。孙元良的“官运”虽然不畅，但他也许是因祸得福，在与激烈争斗的官场远隔一段距离后，也落得了半辈子心地清闲，他是惟一一个活到21世纪纪念母校80华诞时的黄埔一期生。

　　1927年8月，龙潭战役时，胡宗南升任第1军第1师副师长。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胡宗南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一起，联系时任初级军官的楼景樾、李延年、关麟徵、李默庵、丁炳权、李树森、陈武、王敬久、黄杰等黄埔同学，极力抵制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坚决拥护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最终得以复出，黄埔生从此受到蒋的重视。作为回报，先后晋升胡宗南为第1军第22师长，楼景樾任代理第2师师长（楼是浙江诸暨人，1931年任警卫第1师师长，副师长是俞济时，楼如果不是身弱多病，前途不可限量），李延年任第2师副师长，王世和（蒋介石的表弟，首任侍卫长）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一批“黄埔系”出身的旅长、团长也先后新鲜出炉。

　　1932年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胡宗南、贺衷寒、酆悌、滕杰、桂永清、康泽、郑介民、彭孟缉、曾扩情、潘佑强、周复、戴笠、邓文仪、袁守谦成为组织骨干，号称“复兴十三太保”，主掌政治工作并控制国民党的政训系统。其中滕杰（黄埔第4期）是第一任书记长，起步很高，可是后期表现平平。贺衷寒是复兴社发起人，第二任书记长，后长期担任政训工作，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旗手，官位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邓文仪以写拍蒋介石马屁的文章得到晋升，官至战区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新闻局长。此3人去台湾后均未受重用。酆悌是第三任书记长，抗战时长沙大火，蒋介石丢卒保车，被判死刑。康泽是第五任书记长，官至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长、第15绥靖区司令，后被俘，1963年第四批特赦。曾扩情在任成都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被俘，1959年因其曾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蒋介石抗日，有功而得以首批特赦。

　　桂永清和彭孟缉较早离开了政训系统。桂永清抗战胜利后进入海军，出任副总司令，不久升任海军总司令，以加强中央对海军的掌控。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安全撤至台湾有功，此后桂氏的经历极富戏剧性。1951年，晋升二级上将，正春风得意时，却因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有隙，被迫转任“总统”府参军长，等到吴国桢叛蒋离台后，升任参谋总长并晋一级上将，成为黄埔生首位一级上将，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个爬上巅峰的黄埔生视事仅45天，就病魔缠身，死于任上。彭孟缉的“拜将”经历也比较曲折。1947年，由桂永清推荐任台湾警备司令，自此发迹，在桂永清死后继任参谋总长，本应同时晋升一级上将，却因为彭氏资历太浅（黄埔第5期），又去当了两年的陆军总司令，1959年，再次出任参谋总长后才最终晋升一级上将。

　　在复兴社内设特务处，蒋介石最初是想让康泽当处长，因康泽推辞，小字辈戴笠这才脱颖而出。戴笠是浙江江山人，黄埔第6期毕业，他最终把小小的特务处破茧成蝶，经营成了国民党的两大特情机构之一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8年，戴笠升任中将副局长（职务军衔）代行局长职责，在全国各地遍设站点，暗杀之事四起，政府官员、军事将领人人自危。同时因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军统也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部下的封赏全由戴笠自己决定，所封少将待遇比正式的中将还高，却没人敢过问。但因资力太浅，加上与陈诚不合，戴笠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由铨叙厅授予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为了统一军衔，正式军衔均由铨叙厅统一铨叙。3月27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4月初公布首批授予中将的89人，其中以师长晋升的有29人，黄埔生只有3人，皆为4月9日第5组铨叙，他们是：“剿匪”第2路第2纵队指挥官兼第1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驻闽第4绥靖区司令官兼第2军第9师师长李延年，驻闽绥靖第2区司令官兼第14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李是第一个声明退出中共的黄埔生，终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渐露头角的俞济时，于1936年1月28日补叙中将，搭上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第一梯队的“末班车”。

　　1935年4月13日，铨叙的首批少将，第一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教导总队（蒋介石卫队）总队长桂永清、第2师师长黄杰、第3师师长李玉堂、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徵、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80师师长陈琪、第83师师长刘戡、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等。4月15日，第二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89师师长王仲廉、第92师师长梁华盛、第14师副师长李树森等。4月17日，第四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李铁军、陈铁等。4月17日，第五组叙少将的有侯镜如等黄埔生，这些人组成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二梯队。

　　1936年1月29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甘丽初、李及兰、张雪中、潘佑强、贺衷寒、陈沛等； 2月1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李仙洲等；2月7日，叙少将的黄埔生有冷欣、陈明仁等。这些人组成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三梯队。

　　1936年9月，陆军第1师扩编为陆军第1军，胡宗南升任军长，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师长范汉杰因为参加福建事变站错了队，后经胡宗南力保担任第1军副军长，但再也追不上其晋升步伐，从此“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便举起黄埔生的晋升大旗，一路高歌，直到离开大陆之前，无人企及。

　　1936年10月5日，黄埔生关麟徵、刘戡、王敬久、孙元良、夏楚中、贺衷寒、宋希濂、陈琪以师长职务由少将晋升中将。至抗战爆发前，黄埔生桂永清（1936年10月22日），蒋伏生（1937年5月2日），霍揆彰、李树森（1937年5月21日）也先后以师级军官晋升中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地方部队整合，部队扩编。晋升中将的门槛随之增高，抗战英勇的黄埔生李仙洲（1938年3月1日），陈铁（1938年5月10日），黄维（1939年6月6日），王仲廉、李铁军（1939年7月13日），陈沛（1940年12月2日）均以军级军官晋升中将。还有许多黄埔将领慷慨殉国，追赠中将的有：第54军军长陈烈（第1期）、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第3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殉国的第一位高级政工人员）、第2军副军长郑作民（第1期）、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3期）、第73军暂5师师长彭士量（第4期）、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第6期）、第10军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第4期）等。而壮烈殉国后追赠少将和未获追赠的黄埔将领枚不胜举，主要有：师长王竣（第3期），副师长胡义宾（第3期）、梁希贤（第5期）、王剑岳（第5期），军参谋长吕旃蒙（第5期），旅长黄梅兴（第1期）、蔡炳炎（第1期）、吴继光（第2期）、高致嵩（第3期）、易安华（第3期）、朱赤（第3期）、官惠民（第4期），师参谋长姚中英（第2期），副旅长杨杰（第4期），团长王润波（第3期）、谢晋元（第4期）、罗芳桂（第4期）、陈文杞（第5期）、刘眉生（第5期）、杨家骝（第5期），等等。

　　1939年8月4日，胡宗南晋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10月2日，关麟徵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比关麟徵的晋升快了50多天，两人把其他黄埔同学远远甩在了后边，直到1941年王仲廉、王敬久等才升任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12月，第1战区司令官陈诚因为调不动胡宗南的部队，被迫调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1战区司令官，他是黄埔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战区司令官。

　　抗战后期，一批在抗战中脱颖而出的黄埔后起之秀得以加入中将行列，同时晋升中将的门槛再次增高。后来居上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着称的黄埔第3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于1945年2月20日晋升中将；之后还有范汉杰、丁德隆、陈大庆（1945年3月8日）、董钊、李文、刘咏尧（1945年6月28日）也以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而晋升中将。

　　抗战后进行的国民党军整编，使得大批军官退为预备役，非嫡系的黄埔生军官在退役和解职后进入中训团学习之列，最终酿成震惊国内的哭陵事件，参加的黄埔生主要有黄鹤、李模、祝光谦、谢清灏等。虽然蒋介石在事件后给一些军官安排了军职，但许多人最终还是退役回家，这些黄埔生为自己站错队付出了代价。

　　1946年，国共和谈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转向内战，拥有40余万精锐部队的“西北王”胡宗南，第一个又是惟一一个军事集团的黄埔生首领，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加上将军衔的黄埔生，曾经风光一时，光焰万丈。但是，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加快，他的数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迅速瓦解，在成都战役中老本尽失。1950年，由西昌只身逃到台湾后即遭弹劾，不久就从人生巅峰迅速跌落，只能化名秦东昌任浙江省主席兼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死后蒋介石惜其忠，特追赠一级上将。

　　俞济时在集团军副司令任内因指挥失误被调任军长，度过一段低谷后，于1942年11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任期长达15年，他于1948年1月晋上将缺（享受上将军衔待遇），使其重回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一梯队。

　　除了胡宗南、俞济时以外，还有几个离上将军衔距离最近的黄埔生，关麟徵曾被委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等上将级官职，但因与陈诚矛盾的公开化，最终与上将之衔擦肩而过，心灰意冷的关氏迁居香港，过起了隐居生活。杜聿明身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要职，却最终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也与上将之衔无缘。

　　范汉杰在胡宗南推荐下，长期担任其副手。1942年，接任胡氏之第34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底，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6年9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司令，10月被俘，这位黄埔一期生更是与上将之衔的缘分太浅。

　　国民党军中强调辈分，在黄埔生中大一期就压死人的情况下，第3期王耀武凭借着抗日的赫赫军功，有老长官俞济时提携，1944年，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并打造出国民党军王牌军第74军，进入黄埔生“拜将”集团的第二梯队，实属传奇。济南战役时，王氏丢下仍在战斗的部队化装逃亡青岛，最终仍不免在战场附近被俘。

　　陆军副司令罗奇（第1期，广西容县人）的提升，在很大程度是靠广西老乡关系。他在早期的仕途平平，1943年，才任第37军军长，一年后即因战败被撤职，后又出任京沪杭警备副司令。1949年9月，被时任代总统的老乡李宗仁委任为陆军副总司令； 1950年，去台湾，蒋介石重新整军时因为是黄埔生，仍然留任，但因为是李宗仁提拔的“广西乡亲”，也就再没有晋升的机会，所以他在陆军副总司令的任职上一干就是16年。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统系统，基本上也被黄埔生所掌控，这些人以专横霸道而着称于黄埔同学之间。“军统”源于复兴社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副处长是郑介民（第2期），郑氏心存不平，一直耻于在后辈戴笠手下当副手，长期不安于事，虽然于1943年2月10日比戴笠早两年正式授少将衔，却有职无权。1946年，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后，郑氏继任军统局长，毛人凤、唐纵任副局长（时人称“军统三巨头”），却发现实权掌握在毛人凤手上，终无大的建树，一年后调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接任局长。毛氏是潮州分校第1期毕业生，相当于黄埔第3期，因为与戴笠同是浙江江山人，受到戴的宠信和重用，任内暗杀杨杰，炸毁“泽生号”轮船和“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1957年，死于台湾，追赠陆军上将。而唐纵后离开军统，调任警察总署署长兼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局长，组建起全国统一的警察系统，并对警察部队进行训练整编，去台湾后改任文职。

　　在国民党空军系统内，黄埔生更是独占鳌头。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成立，这是国民党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毛邦初以副校长之职主持校务，他是黄埔第3期毕业生，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原配毛夫人之侄。1933年，为了壮大空军力量，特制定空军新官阶以提高空军地位，空军官阶比陆军高两级，毛氏晋空军最高军衔空军少将，相当于陆军上将。毛氏起点高，却不争气，先因为生活不检点，所以长期担任空军第一副职，后又因贪污而被撤职。抗战初期，为了培养更多的空军预备飞行人员，决定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出任教育长的是黄埔第1期的王叔铭。王曾于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深造，1931年秋回国，脱党转投蒋介石。1940年，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1952年，任空军总司令，最高官衔至参谋总长并授一级上将。

　　1948年9月22日，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次大范围授衔，大部分在职军官都授予军衔，其中授予中将的黄埔生有：参谋本部宪兵司令张镇、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西安警备司令曹日晖、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冷欣、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第13兵团司令李弥、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第21兵团司令刘安祺、福建省保安司令李良荣、国防部第5厅厅长沈发藻、国防部测量局局长杜心如、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方天、第7绥靖区司令张雪中、第8绥靖区副司令廖运泽、南京卫戍副司令覃异之、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罗奇、第1兵团副司令史宏烈、第2兵团副司令邱清泉、第7兵团副司令唐云山、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第16兵团副司令梁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罗列、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方靖、郑州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整编第26师师长钟彬、第16军军长袁朴、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伍诚仁、整编第29军参谋长陈武等。这次授衔时，济南战役接近尾声，仅时隔两天后的9月24日，战役结束，黄埔生的榜样人物、1945年2月即以较浅的黄埔三期资历晋中将衔的王耀武，在几天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这也使3年后的今天才晋中将衔的本批黄埔生无法高兴起来。

　　国民党军撤往台湾后，蒋介石重整缩编部队，许多黄埔生也与大批杂牌部队的将领一样被强制假退役，同时对台湾部队进行嫡系大接替，少数黄埔生亲信桂永清、王叔铭、袁守谦、石觉、袁朴、罗列、罗友伦、罗奇、陈大庆等得到重用。而最终晋升一级上将的有桂永清、王叔铭、彭孟缉，解放战争末期逃到越南被囚后被遣送回台湾的黄杰，有带着整编制部队撤往台湾的刘安祺、刘玉章，还有在金门战役中成名的胡链、高魁元等8人。

　　（三）评说黄埔“一百单八将”

　　时代变迁，现在论说黄埔军校的风云人物，已经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或瞻前顾后，或投鼠忌器，或隔靴挠痒。随着那代人的远离，那个年代已经成为历史，21世纪的当代中国人，可以比较客观地论说半个世纪前的黄埔军校了。黄埔战将，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模仿《水浒传》中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模式，将黄埔军校师生也“封”出了“一百单八将”，虽然不尽合理，但也能反映出黄埔英杰阵容的一个轮廓。综合以上所述各位黄埔师生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本文作者将自我感觉到能上本榜的“官佐”和“弟子”排列于此，仅作温习黄埔军校历史的“佐料”参考。

　　36官佐：

　　孙中山 廖仲恺 蒋介石 李济深 戴季陶 周恩来

　　邵力子 汪精卫 胡汉民 鲍罗廷 加仑 方鼎英

　　何应钦 王柏龄 邓演达 张申府 叶剑英 聂荣臻

　　张治中 陈继承 严重 钱大钧 蒋鼎文 刘峙

　　陈诚 顾祝同 鲁易 熊雄 恽代英 萧楚女

　　茅延桢 金佛庄 张国焘 项 英 陈毅 陈奇涵

　　72弟子：

　　蒋先云 李之龙 徐向前 曹 渊 蔡升熙 许继慎

　　左权 胡宗南 桂永清 王叔铭 黄杰 陈大庆

　　罗奇 袁守谦 袁朴 刘咏尧 张镇 刘戡

　　陈赓 陈明仁 周士第 俞济时 蔡炳炎 陈烈

　　郑作民 关麟徵 张耀明 阎揆要 范汉杰 邓文仪

　　杜聿明 侯镜如 宋希濂 李默庵 郑洞国 李延年

　　贺衷寒 曾扩情 黄公略 曾泽生 邱清泉 郑介民

　　覃异之 毛人凤 毛邦初 戴安澜 常乾坤 康泽

　　王耀武 林彪 高魁元 彭士量 段德昌 曾中生

　　刘志丹 张灵甫 李运昌 谢晋元 洪水 彭孟缉

　　赵尚志 杨至成 宋时轮 张宗逊 陶铸 罗瑞卿

　　许光达 赵一曼 陈伯钧 郭天民 孙明瑾 戴笠

　　黄埔军校中国共两党的猛将如云，本名单所列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是众多雄杰中各方面的代表，其他人难与其比肩，不能代替。个别人就品质讲可能说不上优秀，甚至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段、持不同政见或学术观点的读者来说，还是反面人物，但本文作者以为这些黄埔师生却代表着军校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不管他是“太阳”，还是其他的“恒星”或者“月亮”，少了他，黄埔军校史的“星空”就明显不完整。

　　怎样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能代表黄埔高水准的师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所以，在开列这个名单前，只好先定一个“录取”标准，“官佐”和“弟子”在时间上的统一标准是黄埔军校第1至第6期（含武汉等早期分校）。“官佐”名单的基本标准有四：校、部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的教官并在学员中有崇高威望；学员队着名官佐代表；国共两党着名军事家。“弟子”名单的基本标准有五：授衔元帅、大将、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着名英烈；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在战史上有成名之仗的着名将领；第2至第6期、1926年前高级班、分校毕业生杰出代表。

　　即使划定了以上比较苛刻的入选条件，在名额限定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着名人物不能入榜。现再备选“弟子”44人的名单开列于下，形式上有些类似于“候补”或颁发“提名奖”，但主要还是为了让广大读者也参与进来，看看以下名单中或还在名单之外的黄埔军校着名师生，谁有充分资格能够代替以上入榜人物。

　　王敬久（第1期，国民党中将）、黄维（第1期，国民党中将）、廖运泽（第1期，国民党中将）、蒋孝先(第1期，国民党中将)、王尔琢（第1期，解放军着名英烈）、彭干臣（第1期，解放军着名英烈）、刘仇西（第1期，解放军着名英烈）、李仙洲（第1期，国民党中将）、孙元良（第1期，国民党中将）、陈铁（第1期，国民党中将）、霍揆彰（第1期，国民党中将）、李树森（第1期，国民党中将）、夏楚中（第1期，国民党中将）、陈琪（第1期，国民党中将）、王仲廉（第1期，国民党中将）、 李铁军（第1期，国民党中将）、董钊（第1期，国民党中将）、李文（第1期，国民党中将）、李弥（第1期，国民党中将）、钟斌（第1期，国民党中将）、余程万（第1期，国民党中将）、丁德隆（第1期，国民党中将）、彭明治（军校军士教导队，解放军中将）、酆悌（第1期，国民党少将）、王逸常（第1期，国民党少将）、周逸群（第2期，解放军着名英烈）、卢德铭（第2期，解放军着名英烈）、余洒度（第2期，解放军着名英烈）、廖昂（第2期，国民党中将）、王一飞（第2期，校内着名中共党员）、姜镜堂（第3期，国民党中将）、郭化若（第4期，解放军中将）、倪志亮（第4期，解放军中将）、 唐天际（第4期，解放军中将）、唐生明(第4期，国民党中将)、吴起舞（第4期，国民党中将）、伍中豪（第4期，国民党中将）、郭汝瑰（第5期，解放军中将）、邱行湘（第5期，国民党中将）、郑庭笈（第5期，国民党中将）、程子华（武汉分校，解放军着名将领）、谭希林（第6期，解放军中将）、王诤（第6期，解放军中将）、廖耀湘（第6期，国民党中将），等等。

　　开列“一百单八将”名单，肯定会有多种版本。甚至过若干年后，会有“及时雨”、“智多星”、“黑旋风”的别号，加在这些黄埔师生的头上。本文作者预测，只要这个社会还崇拜英雄，黄埔军校的故事就会继续讲下去，因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充满“拜将”传奇和众多战将的英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