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军校,大约源于原始社会晚期。如,夏商西周的校、庠、辟雍、瞽宗、国学、乡学,春秋战国的私学,隋唐的武举,宋元明和清前期的武学。统治阶级派遣官吏、教师管理军校,着重培养自己的子弟。教学内容多以适应冷兵器作战为主,教材有《武经七书》等,教育场所为数不多、规模也不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50年的晚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较为先进的近代枪炮、舰船使用于作战中,由此带来了中国军校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开办的军校主要有: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7)、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天津电报学堂(1880)、天津北洋医学堂(1881)、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5)、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6)、山东威海水师学堂(1889)、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0)、烟台海军学堂(1894)等,主要培养适应枪炮战和海战的军事人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全国兴起编练新军热潮,军校突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竞相开办。着名的如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主办的江南陆军学堂等。各省为培养地方势力,先后建立“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些地方军阀为扩充军事实力,成立临时军校性质的“学兵队”。1897年、1898年间,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省先后开办武备学堂。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考试,开始重用军事学堂毕业生,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制度的重大转折。1904年,清廷颁布《陆军学堂办法》,江苏、绥远、四川、福建、江西、广东、甘肃、湖南、河南等省也陆续开办武备学堂。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军事学堂也纷纷登场,如行营将弁学堂(1902)、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03)、陆军宪兵学堂(1906)、北洋陆军讲武堂(1906)、陆军贵胄学堂(1906)、京师陆军小学堂(1906)、东三省讲武堂(1907)、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等等。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了清朝末年的军事教育体系。北洋政府准许各地相继开办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军士学校,以解决辛亥革命后军事教育上的接续问题,使得大批闲散军事人才得以利用,为国家储备了军事教育人才。特别是陆军预备学校,不仅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准备了大批生源,并且完成了民国陆军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中的基础教育,与后来的陆军军官学校形成了连续一贯的军事教育体系。1912年,陆军部主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这是北洋政府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军事学校。相隔12年后创办黄埔军校时,80%的军事教官来自保定军校。保定军校在1923年8月第9期学生毕业时宣告停办,此时黄埔军校正在筹办中,距开学相差10个月。本文所言“中国旧式军校”,指的主要就是包括保定军校在内的上溯至晚晴时期的各种军校。清政府办的军校和民国初年各地方政府办的军校,从形式上看像是新式军校,有的还名曰训练“新军”,但其办校宗旨是为清政府或为军阀政府服务,从本质上仍属旧式军校。
黄埔军校是一所完全新型的军事学校,摈弃了以往旧军队制度上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军路线,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以往旧式军校相比,黄埔军校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比较直观的诸如:采用新式武器,引进西方新式教育训练;教学结构比较完备;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并聘请苏联教官,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区别旧式军校的特点,但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革命目标而创办军校
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的正规学校,是国共两党的初衷,它的革命性在于使学生“不仅知道枪应该怎么放,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武装学生。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员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创办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建设“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
黄埔军校以孙中山“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教学大纲规定教育目标和目的,是“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了解本党党部组织与对于农工运动之态度”,懂得“只有藉政治工作阐明本党的学说和主义,养成士兵确定的革命观念,方可保证军队统一与为主义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要打仗的道理,就能克服雇佣军队的思想。如1926年9月《军人周报》第5期发表军校学生撰写的《革命军人的精神》文中所讲:升官发财不是我们的目的,拿薪饷糊口不是我们当兵的原因。我们做革命军人要有五种精神:一是爱国,二是爱民,三是服从党令,四是为主义而牺牲,五是服从国家命令而不服从私人命令。有了这五种精神,就算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黄埔军校初创时经费不足,武器简陋,生活艰苦,仍成为青年所向往的革命摇篮。当时青年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到黄埔去”!黄埔军校的教育训练,在前几期因时间急、任务紧,仅有“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但作为革命的军官培训基地,教育效果显然与旧式军校有很大区别。李宗仁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这种朝气是旧式军校不具有的,奥妙就在于师生树立了革命目标,其士气与战斗力是旧式军校所无法比拟的。
(2)由政党创办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校
黄埔军校由革命党创办,与旧式军校有本质不同。旧式军校主要由清政府或地方军阀创办,用来维护封建统治或者个人利益。黄埔军校则是由当时的革命进步团体——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创办,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一所为创建真正属于革命党的军队之学校。
孙中山以往领导的武装起义,或是通过“联络会党”,由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然后得以群众响应;或是在新军中注入革命知识分子,使新军倾向于革命党,为革命党所用。但无论是会党还是新军,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队,并不真正属于革命党人。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各有地盘,各为其主,互不统属,多数军队是军阀控制的。个别军队虽受孙中山指挥,但未经政治改造,不能称之为真正革命军。诚如孙中山所说:“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人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 孙中山为建立革命军改造国家,以国民党名义开办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为目标,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设置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教育课程,创新了中国政党办学校、办军校的先河,提供了成功范例,揭开了中国军事教育史新篇章。
(3)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
黄埔军校由国民党主办,凡入校者须参加国民党组织。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与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为军校最高领导人。军校创建时,孙中山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仿效苏联红军建制,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军校的党代表,任命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为副主任。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制度,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党代表作为国民党在军队中的代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监督行政工作。对军队有监察领导的权力,参加部队管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精神,并承担保证完成训练及一切战斗任务的责任。军事首长的一切命令,必须有党代表签署方能有效。政治部是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治领导机关,是军事首长和党代表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自理机关。职责“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校军属下团队之党代表,也由政治部管理。根据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抽调一批优秀党员任军校干部和政治教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建立健全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训练。军校政治工作在战时发挥了极大的保障作用和巨大威力,其经验被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各军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直至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仍然坚持这一制度。
(4)引导学生确立政治信仰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当权者认为军队的教育唯有军事训练,至于政治信仰、军事思想、战术战略,那是当权者考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军队只是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没有必要有自己的思想与信仰。因此,旧军队是建立在雇佣制基础之上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为生计才去当兵,若有目的也是为了升官发财。很显然,这样的军人不可能建成革命军。孙中山强调,“革命军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他要求黄埔师生“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培养军校学生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念和信仰,是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式军校的根本所在。
军队在战争中能否取胜,精神因素非常重要。有政治信仰的思想武装,必然使各级军官在最后战斗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一支军队只有有了正确的思想信仰,才能攻坚克难,无往不胜。黄埔军校之前,鲜有军事院校能够对学生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的授课。而黄埔军校毕业生除了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技能之外,还有属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被后来的国共两党军校所效仿。也正因为如此,黄埔军校注重启迪培养学生的进步思想和崇高信仰,才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如此之多的杰出军事将领。这些看似飘渺的政治信仰,支撑着他们在北伐、抗战等艰苦卓绝的作战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般的经典战役。黄埔军校建立在政治信仰之上的军事教育,是对旧军校、旧军队训练思想的重大突破。
(5)具有显着特点的政治工作
在旧中国的军阀部队中,没有近现代意义上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在中国即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即是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政治工作全面而正确的开展。恽代英在《革命军》第10期发表文章,提出要靠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使每个军人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下与敌人作战。杨新民在《黄埔潮》第19期撰文,明确指出:“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与军事训练同样重要。不但是同样重要,并且有相互的关系而不能离开,不但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之区别在这一点,革命军之所以成为革命军也在这一点。”在军队建立政治工作,成为区别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显着标志。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是旧式军校和军阀部队所没有的。
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黄埔军校的宣传工作,分为平时与战时宣传。宣传对象有群众、本军、友军和敌军。军校政治部除设有宣传、组织二科外,还设有社会运动科,帮助建立工农商学各界民众团体。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东征军政治部从黄埔军校、广州农讲所、政治训练班抽调237人组成宣传队,由李立三、傅维钰、李劳工、周逸群、卢德铭负责。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在沿途的城镇、乡村、车站、码头散发宣传品,张贴标语、布告和画片,搞军民联欢和演剧,军校剧社也表演了文艺节目。每到宿营地或候车候船时,宣传队便向军人演讲东征的意义和军民合作的重要性,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政治宣传,激励士气,对争取民众、组织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对违反者,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直至给予监禁或枪毙的处罚。
三是争取教育和瓦解敌军。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指出:“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黄埔军校从俘虏中成批挑选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这在旧式军校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6)实行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旧式军校仅仅侧重于军事教育,要求学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不问政治为高尚”,把学生培养成机械执行命令的驯服工具。在黄埔军校中,却专门设有传播革命思想的政治教育课,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传授革命的基本政治理论,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自觉性和斗志。从黄埔军校安排的课程看,其人才培养模式较之旧式军校有很大不同,军校为学生安排了许多政治思想理论的学习,并经常邀请一些着名的进步人士到校进行讲演。由此可见,相比较于晚清政府组建的“新军”和其他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教育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国民革命。这是黄埔军校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开创了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先河。
军校实施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孙中山关于既学军事又学政治的指导思想来制定的。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要有高深的学问,指出:“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丰悌在所写的《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变化》一文对军校教育方针作了具体阐述,他说:“所谓教育方针,便是教育施行所根据的原则。这个原则,简言之,乃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超过于军事教育之势。”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突出革命的政治教育,走上了全新的建军道路。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撰文《一年来的本校政治部》,指出:“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注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是互补的,学生要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更要有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而政治教育是实现黄埔军校宗旨的根本保证,是创造革命军的灵魂与保证,对师生和革命军官兵的思想起着主导作用。
(7)课堂教学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黄埔军校不同于旧式军校教育的又一显着特点。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工作,边作战,在创造革命奇迹的同时,锻炼成为孙中山所倡导要求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决定了军校必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实践。而军校是在众多军阀虎视眈眈下创立的,必然遭到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排挤,客观上使得军校必须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东征军,赢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还有平定杨刘叛乱,参加北伐战争,都使在校学生或刚毕业的学生在战火中加深理解昨天在课堂上学习的军事理论,并立竿见影迅速应用到战争实践中。
黄埔军校注重实际办学,同时与当地农工商学各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他们充分展示了自身联系社会实际的才智和能力。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所制定的《战时宣传大纲》,规定学生要学用结合,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这些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学生们在校期间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了他们成为孙中山所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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