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创建

　　黄埔军校的诞生，与当时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混战、战乱，是黄埔军校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军事、军队、军人这“三军”问题，在当时是乱世社会最为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是战争的急需直接催生了黄埔军校。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并没有能够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这一切，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要使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解放，唯一出路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反帝，反封建！成为当时社会进步力量的最响亮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年轻时曾幻想以改良的手段挽救中国。他上书清廷，但屡遭拒绝，这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策划了数十次武装斗争,着名的起义多达16次。这些起义“启武汉之先声”，构成了辛亥革命威武雄壮的前奏曲。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是广州起义，又称“乙未广州之役”、“第一次广州起义”。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机关，并着手筹划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议定孙中山前往广州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重阳节在广州起义，袭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起义总指挥部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双门底王氏书舍设立起义指挥机关，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得到广州一些着名官绅的支援，迅速发展会员数百人。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秘密和公开渠道进行起义筹备工作。当一切准备工作接近就绪时，不幸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搜捕，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这次中途夭折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发端载入史册。

　　之后，孙中山又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如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1904年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皖浙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安庆马炮营起义、云南省城起义，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黄花冈起义，等等。孙中山领导和组织发动的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震动中外，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次重大预演。起义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慷慨赴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党人和民众，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当时孙中山的“共和国”是有其名无其实。袁世凯用“枪杆子”说话，代替了清朝皇帝，日本和美国趁欧战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内外交困的中国，陷入北洋军阀以及全国大小军阀的混战中，长达数十年。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发生分歧，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北洋系统的军阀分裂成许多派系，北洋嫡系又分裂为皖系和直系两大派，中国开始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大混乱局面。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势力最大。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的四年间，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他上台后的基本政策是推行亲日外交，继承北洋军阀主力，扩充皖系军事实力，窃取北京中央政权，以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依靠日本的扶持，武力统一中国。直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首，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割据东南。在东北地区的张作霖是日本军国主义扶植下的工具，在袁世凯称帝期间，形成了奉系军阀的割据势力。山西的阎锡山原是袁世凯的支持者，袁死后，仍占据山西，成为晋系军阀。西南各省，在护国运动中，许多军阀宣告独立，名义上反袁，实际上趁机抢夺地盘，分别形成了唐继尧的滇系（云南）、陆荣廷的桂系（广西）、龙济光的粤系（广东）和谭延闿的湘系（湖南）。

　　在这些军阀中，势力最大的皖、直、奉三系是当时中国军阀统治的主角，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们先后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混战。

　　继袁世凯之后出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17年6月，皖系军阀张勋以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冲突为理由，带兵进北京，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段祺瑞召集临时参议院，迎直系军阀冯国璋（原副总统）任大总统，自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

　　孙中山历来把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象征。为维护“临时约法”，他于1917年夏秋之际亲自率领脱离北京政府的部分海军舰队，南下广州，并联合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的滇系、桂系军阀，进行护法。一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抵达广东。8月，召开非常会议，发表护法宣言。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在护法号令之下，西南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宣布以武力对抗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护法之役”，战场的中心在湖南地区。

　　然而，在北方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根本没有把南方的护法政府放在眼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皖系军阀更加肆无忌惮。皖系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0%。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皖系军阀不仅出卖国家主权，乞借外债，还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除了多征捐税，搜刮民财，还竭泽而渔。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适逢中国广大地区天灾流行。1917年，南方的水灾尤以湖南为重，10余县洪水滔天，房屋倒塌，田禾尽淹；北方的直隶省从1917年7月到1918年4月，水灾长达10个月，被淹地区103个县，灾区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被淹田地24万多顷，灾民6300多万。这些灾患不仅得不到救治，灾区人民还要遭受军阀趁火打劫的抢掠。

　　段祺瑞的亲日外交，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妒忌，在国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皖系北京政府签约的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传出，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学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通电查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来存在的直皖矛盾更加推向尖锐化。1918年10月，冯国璋的总统期满下台。为了缓和直皖矛盾，段祺瑞也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安福国会推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祺瑞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北京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等国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劝告。徐世昌上台时，极力标榜“偃武修文”，“劝国中各派领袖牺牲意见速谋统一”。吴佩孚讨伐西南占领衡阳后，私下与南方订立休战条约，通电请罢内战，驻湘前敌两方军官也联名通电，主张从速恢复和平，一时和平空气骤增。1918年11月，徐世昌发布停战令。次年2月，南北和议会议在上海召开。南方政府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取消参战借款、解散参战军为议和先决条件，北方政府断然拒绝。如此这样互不相让，南北和议只能是反复争论，往返吵闹，毫无结果。段祺瑞无视全国舆论的指责，指使北方政府代表发布与日本订立延长军事协定的协议，公然与和议相对抗，南北和会的结局只能是最终走向破裂。

　　在直系军阀的主和之议发起时，西南的桂系军阀便积极酝酿妥协。为了便于向北方的军阀求和，他们在1918年5月改组了军政府，废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原来的护法政府经过这样别有用心的改组，完全变成了徒具形式的议和组织，孙中山在实际上被排斥在外。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却又无力反击，被迫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至此，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遇失败。

　　经过这一番挫折，孙中山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他从广州到上海后，回顾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于辞职以去。”

　　老奸巨猾的徐世昌，他上台本来就是为了操纵派系斗争以维持权位。为了保住总统的宝座，他只有纵容段祺瑞等派军阀。段祺瑞等在加强边防、国防的幌子下，进一步自由地使用卖国借款，扩充实力，准备内战。这时的孙中山仍是一筹莫展，一时间意志消沉，完全陷入苦闷和绝望困境。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图更新，东山再起。直到1920年10月，拥护孙中山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由桂系操纵的政府随之瓦解，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主政，11月孙中山才再次回到广州。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不论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或孙中山本人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而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则是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

　　辛亥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赶跑了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武装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党在长期的武装反清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此后，孙中山虽然又多次组织讨袁和护法战争，但均告失败。这些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表明旧军阀决不会成为革命的助力。

　　旁观者清，鲁迅即总结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建立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面临的时代主题。

　　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是因为他认为要创造革命军，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党。而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南方还没有自己巩固的政权，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来创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因此，孙中山搜索世界新潮流的目光所到之处，有两个令他心情振奋的耀眼亮点：一个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几年就呈现出蓬勃生机；另一个在国外，俄国领袖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民国日报》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

　　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创建革命军的最初认识。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先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综观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国情、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况且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自己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条件，只能是协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1921年5月，广州的非常国会开会，议决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兼陆军大元帅的名义，再度举起护法的旗帜，积极筹备北伐，以图打倒北洋军阀。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和孙中山在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3点建议：（1）改组国民党，特别是要与农民、劳工大众实行大联合；（2）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3）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十分赞同，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一方面他正在进行北伐，幻想利用两广军阀打败北洋军阀；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下定合作的决心。

　　1922年6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被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收买，在广州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依靠拥护他的一点海军与叛军对峙，同时手令进入江西的北伐军会师靖难。后因局势无法挽回，孙中山不得不于8月9日再次离开广州，退避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使孙中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经过第二次护法失败，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不能完成革命；要使革命胜利，必须寻找新的途径。

　　特别是陈炯明的炮声，彻底把孙中山震醒了。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思。“艰难顿挫”的教训已“逼他到自己觉悟”。他终于在惨痛的失败中认识到“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没有完全成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

　　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巩固和发展与国民党的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赞扬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精神，也善意地批评了他幻想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出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提出要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组织民主联合战线。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进一步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

　　9月，孙中山到达上海时，中共中央派李大钊、林伯渠会见孙中山，直接给他以帮助。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起草改组宣言、新的党纲和党章。他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谈，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

　　苏联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特别是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同年冬，孙中山派廖仲恺为代表与苏联代表越飞再次举行谈判，苏联向孙中山提出建立联合工农群众的政党和革命武装的建议。最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国民党实行联俄政策和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原则。

　　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决定改组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快了孙中山“联共”的步伐。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但不应与国民党合并，不应在革命运动中隐瞒自己的旗帜。

　　1923年1月中旬，在广西境内的滇军和桂军各一部，以拥护孙中山的名义进军广州，驱逐了陈炯明。2月，孙中山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继续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当孙中山由上海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他的思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总结和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决心，做出了先创办军校的重大决策，准备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这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了联盟关系，开始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行动。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问题。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孙中山重回广州和中共“三大”的召开，加快了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步伐，中国革命形势再度出现新的局面。

　　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聘请苏联人鲍罗廷为顾问。1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并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实现国民党的改组。中共方面则根据“三大”会议精神，要求各地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合作，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选举优秀党员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

　　联俄、联共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黄埔军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

　　孙中山在重建大元帅府时，特别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人参与了研究，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就在选择代表团人员的组成中，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浮出水面。还在一年前孙中山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组建自己的军队。3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孙中山便积极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工作。而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他为了博取孙中山的信任，确立自己的地位，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况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也曾一度对苏俄产生过敬慕和向往。7月13日，他毛遂自荐，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主要因为蒋介石对孙中山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岁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

　　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这次苏联之行历时3个多月，是孙中山同中共和苏联共同商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访问活动。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积极进行筹建军官学校的工作，对建校工作抓得很紧，并亲自勘察校址。9月，他派人到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商谈创办军事学校事宜，加拉罕后写信给孙中山，介绍鲍罗廷到广州工作。10月，孙中山签署了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旋又聘为顾问。在10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孙中山提出在广州设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号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国学习军事。讨论军校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但没有过多久就改了。否则，黄埔军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11月26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并决定把讲武堂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招生对象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的，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孙中山亲任校长，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组成革命的核心领导组织，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建工作的开展，特别责成由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军校的具体筹建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钟楼）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也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过了这一提案。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官学校的筹建。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孙中山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这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

　　军校的创立，是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试图用武装斗争寻求革命新道路的结果。

　　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在宣布筹委会名单的同时，择定以广州近郊黄埔长洲岛原有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黄埔岛，又称长洲岛。位于广州市东郊，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岛周围长约20余里，南连虎门，扼珠江要冲。从广州市区到东郊码头，再乘当时的汽船行驶约一小时，水烟连天中便远远看见黄埔岛静卧前方，兀立江心，如同一名哨兵，扼守着广州的门户，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洲要塞。岛上山峦起伏，当中一座山峰名拔旗山，林木葱茏，四面环水，环境清幽，是一处既为军事要枢、又极利于兴武讲学的好地方。清道光年间，禁烟的林则徐大帅在这里修筑了多处炮台，以后又建立了军事要塞。

　　选址黄埔岛，体现了孙中山先生高深的战略眼光。他之所以选定这里为校址，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滇桂军阀盘踞广州，大小军阀随时发山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在远离市区的孤岛办军校则可以避开军阀的控制和干扰。其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筑有炮台，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把守控制江面，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便于学习与练武。其三，岛上的清末陆军小学堂校舍仍在，稍加修葺即可使用，节省了当时相当紧张的人力和资金。正是在这几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黄埔军校得以顺利建成，并得到良好的发展。黄埔军校有了这么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大便宜。

　　黄埔军校建立时，全国各省、广东各地都处于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苦难之中。孙中山革命政府局处在广州一隅之地，既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强敌陈兵压境于省外，又有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叛逆，伺机逞兵作乱于省内。500师生困于内忧外患之境，危于旦夕之间。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小岛创校之初，就遇到大小军阀张牙舞爪，时刻欲将之噬吞于襁褓之中。杨希闵、刘震寰先后多次扬言派兵来犯，解除黄埔武装;师生们被迫星夜过江，布防应敌。孙中山革命政府与黄埔军校，犹似慈母幼儿，相依为命。

　　孙中山经常亲自到军校视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军校“海关楼”小住，检查工作，听取汇报。要求师生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并根据“亲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奋斗”三大精神。从1924年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至同年11月1日他离穗北上，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里，孙中山先后五上黄埔岛，亲临军校视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方针政策上给予巨大的关心和指导，时时关心着军校的建设和发展。

　　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致词，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郑重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创造革命军，求挽救中国的危亡”。强调办军校要学习苏联经验，指出俄国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他阐明了办校的起因和方向，指出：“中国革命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他接着指出了办校的目的和指导方针：“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员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孙中山选集》下卷，1966年版)

　　孙中山的这个讲话记录稿长达7400余字，足足讲了1个多小时。他在这个着名的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的事业”，做革命军，除了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理想，还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因此，一定要学好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 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孙中山对第一期学员寄予极大的信赖和深切的期望，在他结束讲话时，表示“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以完成拯救中国的大业。

　　1925年5月，身患重病的孙中山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特电军校，表示祝贺，并电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员，不要轻易牺牲黄埔学员，宁可损失1个营，也不要损失1个军校学员，并对随军东征的学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当军校领导向学员们宣读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克日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孙中山在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黄埔师生无不痛哭流涕，深切缅怀先生5次来校的情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下，黄埔师生在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东方红军”。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他对军校倾注了极大精力，寄托了莫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