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一）

口述/王延洲　整理/吴昌华

　　第一章　猴年初冬，出生时风雨雷电  父母惶恐，请来算命先生

　　我叫王延洲（曾用名王延周），山东日照县（现改市）城东大孙家村人，生于1920年11月13日（农历庚申年十月初四）。这年是猴年，我属相猴。

　　我祖父王志新是清光绪六年的秀才，乡试及第，也光宗耀祖过，只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把他的功名之路断了。祖父元配夫人夏氏，生一子取名宝聚。祖母中年去世后，祖父续弦秦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宝仟，一女只有乳名，没有大号，是我姑姑。宝仟就是我的父亲。

　　宝聚是我的伯父，从小饱读诗书，也想“学而优则仕”，只是生不逢时，清王朝被列强侵略，民不聊生，家境日渐衰落。伯父为人忠厚，求耕求商，家庭尚算勉强度日。伯母时氏，生两子，长子名延道，次子名延德。延德少小读书，然后外出从军。我的命运和延德兄有密切关系，是他将我介绍到北京去闯荡世界。伯父还生了两个女儿，她们都是农村姑娘，长大以后，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儿育女而已。

　　父亲宝仟，自幼读书，记性极好，诗词歌赋，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真是王家出了个神童。但王家命运不济，自太祖起，家道开始衰败，到祖父这一辈，只能算破落子弟，经济上十分拮据，但生活习惯仍然保持大家风范，诗礼传家之风不减，仍然梦想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然后飞黄腾达，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乃是王氏家族的传统价值观。伯父家大门两旁，“忠厚持家久，孝廉布四方”的门联是镂刻镏金的，多少个风吹雨打，仍然清晣可辨。

　　父亲聪慧伶俐，但经不住家道衰落，只好在15岁时，受雇于附近城里一家商号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也为自己找个前途。父亲长大成人后，娶了邻村一位李秀才之女为妻。母亲出身书香门弟但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和姐姐生活，嫁给我父亲后，生了长兄延安和我。从祖父一族算起，我排行老四，大家也叫我四哥或四弟。母亲是小脚女人，从外公家就开始缠脚，直到出嫁。当时“三寸金莲”是妇道人家的规矩。母亲走起路来有一番不同平常人的风采，可谓碎步金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外婆家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树木成荫，所以那里出美女，土生土长的女孩子个个出落得像出水芙蓉，肤色白皙，头发漆黑，长得十分标致。我母亲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但知书识礼，待人接物极有礼貌，不愧为大家闺秀。我们家乡就在海边，许多渔民靠出海捕鱼为生，家境比一般种庄稼的农民要富裕。渔民出海打鱼，能接触到不少洋人，通过交换，渔民家有洋油灯、洋火，身上穿的也是士林丹布，比土纺土织布要细匀，那时候，能穿上一件洋布做的衣服，也是女人的时尚，常常赢来羡慕的目光。

　　当我懂点事的时候，听母亲说，生我那天，离小雪只有10天了，但天气还是很热。这天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就像过的是夏天。猴年生的我，听父亲说，取名应有水、木、禾、金、王等部首的字为吉，我父亲按《家谱》是“宝” 字辈，我这一代就是“延”字辈，取名“延洲”，洲有水字部首，水能冲火，图个吉利。我的命按五行属火，用水克火，当然是顺理成章。生我那天傍晚，风雨交加，电闪雷呜，家里人都非常惊奇，中秋都过了，怎么还有这种天气。后来，惶恐的父亲还找相命先生给我算了卦。

　　我小时候很招人喜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生性快活、好动，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儿童多动症。只要早晨一睁开眼，就手脚不停，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和小伙伴们玩，我肯动脑筋，总能设计一套玩法，让大家跟着玩。我对一些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如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十分入迷。有一次在赶集时，见一个拉洋片的，当时有人叫“西洋镜”，我就驻足不前，好奇心让我费劲说服三哥，从他的口袋中掏出几个铜钱买了一个号子，进去看了一回。镜中有山水风景，美女靓男，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真让我饱了眼福，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竟有如此风景名胜和俏丽佳人。生长在这个山村，如坐井观天，什么都不知道。将来，还是要远走高飞飘洋过海，去见见这个大千世界。

　　1926年，祖父仙逝，一家人沉浸在悲哀之中。祖母未经世面，也没有了主心骨。全家老少十几口人，担子就落在伯父身上。伯父是位有头脑的人，而且为人处世，颇讲礼尚往来，办事情做得很体面。都说伯父是个孝子，为祖父做了七天道场，院子里扎彩，烧纸钱，做斋事，请来一班鼓乐，昼夜不停奏哀乐，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前来吊唁，送挽联，大办丧事，前后直忙了半个多月。

　　事情过去后，伯父接过这管家的差事，每天油盐柴米、农事安排，使他力不从心，弄得焦头烂额，还落得一些人的埋怨。为祖父看病吃药和办丧事使家庭亏空了一大笔账，日子真是雪上加霜，告贷无门，只好省吃俭用，节约还债。一天，祖母与伯父、父亲在祖母房中商量了半天，结果达成协议，第二天传达各房。伯父出面说：“我这个不孝之子，真是无颜见王家列祖列宗，我没有本事，养活不了这一大家人。现在只得分家，以后各奔前程，日子过好过坏全凭自己，也免得受大家庭的束缚，减少纷争，祖宗留下的遗产一是房屋，二是田产，三是生产工具。房屋两房人分，各得堂屋三间，东屋属于我，西屋归宝仟弟。田产共七亩，好坏搭配，各分三亩半。农具大件共有，小件平摊。”伯父说完，大家哑口无言，陷入沉重的怅惘之中。祖父尸骨未寒，维持了几代人的大家庭，一夜之间解体了，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姊妹，以后要各自为炊，如同路人，这种心情谁也好受不了。父亲板着脸一言不发，内心之痛苦可以想见。他在城里帮人家做生意，分这三亩地，今后全靠小脚女人去张罗，这怎么玩得转呢？孩子又小不懂事，也对农活帮不上忙，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辞工回家务农，虽可缓解劳力紧张，但城里的这份差事总能挣点现钱，要不连买盐的钱都得拿鸡蛋去换，可想日子并不好过。

　　祖母由两兄弟轮流抚养，一家住一个月。父亲决定不辞工，农忙时回家帮忙。家中里里外外的生产生活担子，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其繁重情况，可想而知。春种秋收的大忙季节，天不亮母亲就下地干活，中午太阳毒，回家午休，晚上要忙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才收工，就这样，六口之家只能温饱。农忙季节，父亲有时候回来干几天活，忙得腰酸背痛，干一天要躺在床上歇两天，毕竟不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是半耕半商的半城里人了。

　　我像终日脱缰的野马，又像野外的猴子，不是爬树，就是上墙抓猫捉鸟，穿的鞋子一个月一双还不够，衣服更是要一天一换，不然脏得无法上床。母亲终日任劳任怨，忍气吞声，有时被我的顽皮捣蛋气得连饭也不吃，但我未曾挨过母亲一次打。母亲只是吓唬我或解说几句就了事。长大以后，想到我的淘气和调皮，就深感愧对母亲。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受家庭教育与熏陶，也是知书达理，从她的言传身教之中，我从小就听到许多押韵而且好记的谚语。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蕴含着智慧和哲理的谚语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可以说，我几乎是伴着母亲的谚语成长起来的。谚语易懂易记，终身受用。

　　东房是伯父一家人，二哥延德已在北京冯玉祥的部队当军官，寄来的照片，一身戎装，英俊威武，着实令我羡慕不已，我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像二哥一样，当军官，成为英雄。

　　第二章  私塾识字，看古典津津有味  少小顽皮，让关老爷脑袋搬家

　　1928年春，我进入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本家的三伯父。学生第一次进学堂，老师首先约法三章，宣布学堂规矩。如果违犯将受到怎样的处罚，有口头呵责、打戒尺、罚站、写检讨等，直至开除回家。野惯了的我，一下子被这些清规戒律给镇住了。

　　对老师，我望而生畏。上学的路上，见到几个同龄孩子去后庄上洋学堂，觉得他们是那样自由自在，而自己进的这所私塾，恰似坐牢。听洋学堂的学生说，他们学的东西，活泼又好记，有国文、算术、历史、外语，尽是讲的一些时髦而新鲜的内容，如革命军、孙中山、苏俄列宁、民国、共和等等，听不懂，但很刺激。而我们私塾上课，天天要死记硬背子曰诗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这些课本，味同嚼蜡，因为老师不讲解内容，只要求学生背，能背得一字不差，就是好学生。我背诵《三字经》时，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方法，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就记：“人之初，狗打秋”，“ 性本善，狗也厌”、“ 性相近，狗相亲”，“ 习相远，狗想玩”， 用谐音加强记忆，同学们几乎都会这一套。两年私塾学下来，除了“三、百、千” 外，又学着背诵《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弟子规》、《名贤集》、《唐诗三百首》和《诗经》。

　　我念书没有感到任何压力，可以说是轻松愉快地读了几年。一有机会，我就跑到洋学堂那里去凑热闹，我特别喜欢学堂里打篮球，为了抢一个球，十几个人争得汗流浃背，真有意思。还有，洋学堂里有女学生，穿裙子，真好看。9岁那年，我大胆向父亲提出要上洋学堂，母亲从旁也劝父亲。可是，父亲绝不允许，他说：“洋学堂是误人子弟，洋学堂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的，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拿不出这么多学费！”我仍然没有放弃上洋学堂的想法，只要有空，我就向洋学堂的学生学习算术，用石块在地面上演算四则应用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竟学会了加减乘除法，虽然不够精确，但一点也难不倒我。后来，我用笔算，父亲用珠算，我总能胜过他，既快且准，不用复核。父亲对我的本事甚觉惊奇。

　　从开始上私塾起，我认识了不少字，读书、写信、写个字据，甚至过春节写对联，我都能应付。洋学堂的老师同情我的遭遇，希望我靠自学增长知识。我也深知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钱上学，应该更加努力学习。为了节省灯油，我经常借香头之明看《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等中国古典小说，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延德兄来信提起广东革命政府办了一个黄埔军校，第一期山东考取了项传远、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刁步云、王鑂、李殿春、于洛东、冷相佑九人，广饶、诸诚两地就有六人，现在都当了官。不过，到广东去是秘密的，当时北方政府不准许革命党活动，考黄埔军校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事，一般家长不许孩子冒此风险。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到关帝庙中作乱，把周仓手中的大刀给玩断了，大家商量，谁也不说，不准走漏风声。本来以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谁知第二天村长发现了，他怒气冲冲跑到私塾向老师发了一通脾气，怨他教的学生胡作非为，都敢玩到神灵的头上，真是作孽，是罪过。老师受到责怪，岂能轻饶学生？在询问时，他宣布：“谁干的站出来，否则，每人五十大板，一个也不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承认。我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这是小说中宣扬的豪侠精神。于是，我主动站出来，承认是我领头干的。老师把老花镜一摘，怒发冲冠，左手颤抖地在桌上一拍，大声吼道：“又是你，还有许多老账没有算，今天一并算清！”我心想，好家伙，今天这顿揍，非打得皮开肉绽不可。最后，老师见我勇于认错，气就消了一半，结果只打了五板子，火辣辣的，真有些疼，但我强忍着，表现出英雄气概，同学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事后，我纳闷，是谁走漏了消息？村长怎么知道的？我将那天在场的人逐一排队，而且都发过誓，谁也不会当“叛徒”，这事准出在关公托梦报告了村长。于是，我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非将关帝爷的头拧下来不可。

　　1933年，我三哥延安已满16岁，书不念了，经父亲多方找门路，托关系，给三哥在城里找到一家商号当学徒。家里只有母亲和我，父亲与三哥在城里吃住，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来都捎带好吃的食品。我总是日也盼，夜也盼，估计他快要回来时，就在门前眺望，盼望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三哥不在家，我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挑水、打柴等重活我抢着干，怕累着操劳过度的母亲。第二年我也辍学了，这年赶上青黄不接，我就帮助母亲挖野菜，拾柴禾，干些杂活。而真正的农活，如耕地种麦收庄稼，还得靠父亲。这年秋天，地里收成少，大旱虫灾，使村里少吃缺粮，有的户开始逃荒，下关东投亲寻友；有的户锁上大门，全家上日照、青岛谋生度饥荒；年青人则外出参加军队当兵吃粮，找个出路。村子里的人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感到为了求生存，要立志学本领，好为将来谋生创造条件。我白天外出拾草砍柴，用刀在土地上当笔演算试题，既节省了纸笔墨砚，又同样可以得到知识。

　我15岁时（1935年），道听途说红军北上长征到了延安，延安是我三哥的大名，因此记得很清楚。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要是能去延安参加红军，也许是一条出路。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工农的先锋组织，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山东这块土地上，还没有这个组织吧？我也搞不清楚。我二哥延德从16岁就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当兵干起，在部队叫王仲懿，也是响当当一条硬汉子。他追随抗日名将方振武将军，从连、营长一直升为团长。1933年5月18日，方振武在宣化府举行了向张家口进军的誓师大会。会上，方振武将军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演说，还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上“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台下我二哥仲懿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山河！”，至今，我还记得二哥给我讲的那段光荣历史。二哥和西北军佟麟阁、宣侠父、吉鸿昌、张允荣都认识。我那时一心想找二哥，去杀日本鬼子，去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