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二）

口述/王延洲　整理/吴昌华

　　第三章 青岛打工，少年即知穷苦滋味  厌了学徒，投奔二哥从戎

　　1935年10月，我满15岁，父亲认为我长大了，不能在家继续游手好闲，应该去城里当学徒谋生。母亲为我流过多次眼泪，她不忍将我送出去。我也下了决心，一定要冲出大孙家村，去见见世面，闯荡江湖，改变命运。临走的前两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件件往事涌上心头，我禁不住泪水湿透了枕巾。母亲最知道儿子的心事，她安慰我说：“四喜，长大了，不要哭。为了前途，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家来。”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去青岛。父亲此时在青岛谋生，在长记轮船行里当雇员，他捎信回家，要我去找他。村里的同学、伙伴为我送行，他们说：“你的造化比我们强，能坐轮船过海，能看到火车和我们看不到的大世界。”

　　第一次坐轮船，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好奇。我坐统舱，在最底层，没有铺位，席地而坐。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轮船在黄海破浪前进，海天一色，一望无涯。

　　父亲在码头接我，没有走多久，就来到他的住地。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乍到青岛，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处处都感觉新鲜有趣。

　　父亲给我找到了一份差事，在一家商号当学徒。我从小就知道在城里的商家店铺当学徒，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出师以前，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技术，完全是当佣人。日常工作是为老板提尿壶、扫地、擦桌椅，为老板盛饭、沏茶，剩余时间就是站柜台，晚上要等到关门后大家都睡了，自己才能入睡，早晨则要比别人先起床，抢着干活，以博得掌柜的信任与欢心。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混碗饭吃，只好忍气吞声，来充当这个极不顺心的角色。给人当差，真是“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一切唯唯诺诺，深怕出半点差错。学徒期间，没有工钱，只管饭。年终如果干得好，可获得一点赏钱，用红包包着，给你的时候，要双手接过，再三道谢。

　　老板给我一辆旧自行车，为的是教我跟着伙计们上街熟悉地形地貌、关系户门牌号码、马路名称及各大银行、邮局、电报局、码头、钱庄、字号、洋行、招商局、海关、火车站、汽车站等单位，以便日后能独立完成传送信件、送收货物、报关纳税等活计。几年前在家乡学自行车吃过苦头，今天居然能派上用场，着实高兴，老板也很满意。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前行，技术熟练，很少出事故，而且速度快，办完事就返回。老板、大师傅都认为我办事利索，从不偷懒，既机灵又老实，是一块好料，将来能打磨成器。

　　由于我勤快，老板要我跑外勤，比起站柜台当然自由多了。我本来不安心这种工作的思想有了转变，觉得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人生阅历，广泛接触社会，增加知识与才干，以求进一步发展。

　　我是日照农村人，从小就与贫穷结了缘。初来乍到这个繁华的都市，被眼前的光怪陆离的景色弄得眼花缭乱。当我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开始深思：人间有贫富两个阶级的人，我当然是穷人，自然站在富人的对立面，我不再羡慕老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滋生了敌对意识，仇视富人和外国人，更恨中国的达官显贵。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人用皮鞭抽打一个人力车夫，周围有人围观，敢怒不敢言。人力车夫不但不反抗，反而百般求饶，中国人的骨气到哪里去了？我心中愤愤不平，又百思不得其解。

　　1936年春，二哥延德由北平返日照探亲路过青岛，专程来商家看我。他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服役。一见面，就给我一个极好而令人崇敬的印象。只见他身着灰色戎装，披武装带，悬挂佩剑，脚蹬马靴，明晃晃的马刺，领章金光闪闪，白手套，威风凛凛，神气十足。老板见来贵客，十分殷勤招待，使我也觉得脸上增光；师傅们看我有这么一位当官的哥哥，认为我在这里决不会干长久，将来定会被兄长提携去升官发财。

　　二哥从父亲那里得知我们父子在青岛谋生不容易，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只能好言相劝，将来等机会，一定把我带出去。这次和二哥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内心起伏经久不息，一心想从军。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对老板和师傅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工作也不那么积极认真，经常借口跑业务外出，一玩就是一天。终于，193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老板炒了我的鱿鱼。父亲怒气冲冲，认为我学坏了，让我回老家种地当农民。

　　离开青岛，心中不是滋味；一想到要见母亲，心里又高兴，归心似箭。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被老板炒鱿鱼失业回家，当然没有什么光彩，但母亲还是那么热情地欢迎游子归来。邻里乡亲父老、同学、伙伴们也川流不息地登门来看我，打听外面世界的新闻。

　　我在家闲来无事，翻阅一些从祖父那一代就留下来的线装书和我在私塾里读过的《四书》、《五经》。在《论语》一书中，忽然发现一个书签，上面有老师写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十个字。这书签的来历，让我想起那是我12岁时，放年假前，老师为鼓励学生们学习，自费买红纸裁成短小纸条，根据学生情况，赠送的格言和警句，每个学生都有份，我把它当“座右铭” 时刻记住，以起到警钟激励的作用。今天翻了出来，又勾起了我的反思。我都16岁了，已快成人，我有什么收获？我能自食其力吗？能养活父母吗？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彻夜难眠，开始自省。我应该有个奋斗目标，应该确立远大的理想，向英雄学习。当时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我二哥。

　　我瞒着父母，偷偷给远在北平的二哥写信，强烈要求他帮我找出路，当兵也行。为了这个目的，我甚至找伯父从旁帮忙，千方百计请他为我美言几句。没有等多久，二哥终于来信了。信中说二十九军准备招收一部分学生，见信速来云云。我拿着伯父转给我的这封信，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奔走相告，让乡亲和同学分享我的喜悦，许多相处极好的同学希望我到了北平，不要忘记家乡的伙伴们，给他们也找一条出路。我积极准备行装，恨不得插翅飞到北平。母亲知道后，反而愁上加愁。几天默默无语，流着眼泪为我再一次准备出门的衣物与行李。母亲认为，儿子长大了，翅膀长硬了，留是怎么也留不住了，只好让他去吧。我多次向母亲解释，但她很难理解。临走那天乡亲们都来送行，母亲含泪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送一程又一程。我也是一步一回头，直至走远了，再回头眺望时，母亲仍然站在原地不停地摆手，我心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到青岛下船时，父亲没有来接我。我上北平当兵之事父亲已知道。我硬着头皮去见父亲，他仍余怒未消，脸拉得很长。他交给我预先买好去天津的船票，送我上轮船码头，并给我两块现大洋。我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十分惆怅。

　　夜幕降临，轮船启航。我坐在五等舱内，思绪起伏不定，这次远行，何年何月再返故乡，很难预料。第二天下午，船在天津大沽口靠码头。我背着行李上岸，城市的喧嚣声不绝于耳，我一路打听总算来到了火车站。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两眼不停地望着窗外飞驰过去的田野风景画面。晚上10点左右，火车到达北平。车站前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我被人强拉到一家旅店住下，疲劳已极，转瞬进入梦乡。

　　我给二哥打电话，要他来旅店会面。兄弟相见，除了谈家乡、家庭情况外，还谈了我个人的经历，得到二哥的同情。两人雇车去了他的军营，不到半个月，我被二哥保送到学兵营接受入伍训练。不久，学兵营扩大为第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

　　我穿上军装，从此成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人。

　　第四章  二十九军训练团学兵，严格受训  战争即将来临，宋哲元训话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军队。当时有人称：“北有二十九军，南有十九路军”，都被誉为抗日的先锋部队。

　　我进入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后，听许多人说，宋哲元军长忠于长官、执行命令坚决，深受冯玉祥喜爱。而且宋军长为人正派，生活朴实，性格倔强，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有梁山泊英雄气派，讲义气，不善言谈，爱兵如子，深受官兵拥护。

　　军事训练团中有冯玉祥长子冯洪国任三大队大队长，朱军、谢甫生等任大队副。后来才知道，张克侠（张树棠）、冯洪国、朱军、谢甫生、刘昭、朱大鹏、王志江等均是中共地下党员，军事训练团中还有一大批从东北、华北来的进步青年及大学生，因此，这个时候，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当时曾聘请张友渔教授（中共地下党员）和温健公等进步教授担任教官。张友渔专门给我们讲日本问题，使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及缘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刚入军事训练团，就先教唱歌，生活方面的有《起床歌》、《吃饭歌》、《睡觉歌》，政治教育方面有《打倒列强歌》、《马赛曲》等。另外，还将许多军事技能动作要领也编成歌，以便于记忆领会传唱。如《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站哨歌》、《行军歌》、《利用地物歌》等等，这种寓教于乐的灵活实用的教学方法，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士兵是很有效的。

　　军事训练团的入伍训练，就是要将一个老百姓训练成一名标准军人，生活紧张、活泼、严肃而守纪律。每天从起床开始，一时一刻都在长官的教育下生活，站队不准说话，大小便要向班长报告，吃饭有时间限制，有病要请假，不能随便缺课。出操时不管天晴下雨，要照常进行，培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习惯，按《步兵操典》的规范动作训练学员们的基本动作。我开始入伍时，紧张的生活使人无暇想家，一切都在集体生活中，训练强度增大后，脚腕肿，大腿痛，连上床也觉得困难，但心情很好。尤其是技术训练，如单双杠、跳木马、劈刺刀、翻越障碍物、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全副武装竞走等，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反复训练，才能达到要求。《内务条令》要求室内外整洁，床上被子折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军风纪严格遵守，风纪扣不扣的，要挨批评。除了这些外，还上文化课，讲历史，讲语文，教学员学政治，懂得国内外形势。

　　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衣服脏了，自己动手洗，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平时还轮流在菜园里种菜，浇水施肥，田间管理、播种、收割，全要学会。学员轮流站岗放哨，晚上有口令，答不出就扣留审查。学员不准外出，节假日放假有规定时限，逾假不归，轻则批评，重则禁闭，赏罚严明，一视同仁。娱乐方面，看了一次王天民演唱的《蝴蝶杯》（秦腔），刘宝泉说的京韵梅花大鼓。当兵以来，这是仅有的两次娱乐生活。

　　军训期间，每人一支步枪、一袋子弹、四个手榴弹、一把大刀。半年来都着重于操场教练，对野外战斗教练及实弹射击尚未安排；仅仅做了一次夜间行军和白天全团行军。

　　由于宋哲元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宋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崇拜孔孟，为了要求部下按孔孟之道去做，所以，组织营以上的军官参加读书会。他认为读书可以明理，读书可以救国，读书可以提高修养。于是请北平名儒、学者轮流来军事训练团授课，讲授《春秋》、《论语》等。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和北洋军阀吴佩孚都给二十九军高级军官讲过课。宋哲元力图通过读书来提倡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坚持民族气节，保持部队的凝聚力。我从小在家乡就熟读《四书》、《五经》，而且有些文章还能背诵，在学习中成为带头人，受到中队长的器重。

       在二十九军的各级军营办公室里，都悬挂着一米长、两尺宽的横幅，上面印有三幅照片，各配有一幅对联。正中的孔夫子的画像，上题“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对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右边是孙中山总理的遗像，上题“革命导师孙总理”，对联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左边是蒋介石的相片，上题“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对联是“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照片对联下边，是宋哲元亲自拟定的“永久信仰及决心八条”。

         军事训练加紧进行，天天练刺枪、劈刀技术。教官一再讲明，眼前我军装备简陋，拼武器，我们拼不过日本人；但我们可发挥大刀的优势，在近距离战斗中、肉搏战斗中、巷战中、夜袭中给敌人以威慑，凭勇敢与信念来战胜敌人。教官用历史上的以少胜多、以劣胜强的中外古今战例来鼓励我们的斗志，并以岳飞、史可法、杨家将、林则徐、黄兴等名人的事迹来作榜样，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风云突变，时局紧张。1936年7月9日夜间，驻守天津塘沽东大沽的我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一营，在未接到日军演习通知的情况下，发现30余名日军乘船要求在东大沽强行上岸，就上前制止。日军不听劝告反而强行登岸，双方发生冲突，互有伤亡，史称“大沽事件”。

　　7月21日，我军三十八师部队换装组建的天津保安队第九中队三分队队长邹凤岭，因便装游玩误入日租界而被日军扣押。日军在押送邹凤岭途中，恰与我军寻找邹队长的保安队相遇，双方又发生枪战，邹凤岭得救而出，日军一名特务被击毙，这就是当时轰动平津的“金刚桥事件”。

　　9月18日下午6时，我二十九军一个连在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军事演习后，返回驻地途中与日军一个中队狭路相逢。日军拒不让路，双方又发生冲突，日军与我军分别增兵，相互包围，双方相持一昼夜。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以北平为攻占目标的万人秋季大演习。宋哲元和二十九军不屈服于日军的压力，也于11月11日至14日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演习。宋哲元军长亲赴庞各庄指挥，二十九军驻河北的主力师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全体官兵参加演习。为配合我军，驻防河南北部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和庞炳勋第四十军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演习。

　　1937年2月，宋哲元不理睬日方的强烈抗议，派副军长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 以及二十九军控制的平津冀察地区举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华北局势的紧张，加速了军事训练团的训练步伐，不分昼夜随时紧急集合，进行戒备训练；对所有的枪支进行遮目拆卸安装训练，以利于夜间战斗。同学们学习急救包的使用及抢救伤员的止血包扎等简单处理方法，炊事班发给每人干粮，气氛紧张得好像随时有上前线打仗的样子。营房内外，人来人往，军用物资运输昼夜不停。同学们私下议论，都说能有机会上战场杀日本鬼子，是自己的心愿，再也不能受日本人的欺侮了，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即使是牺牲也值得，为国而死，重于泰山。有的同学默不作声，静听别人的高论。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虽然自己是一名军人，军人守土有责，但日本人武器装备精良，我们二十九军靠大刀能战胜吗？实弹射击都未做过，事到临头能行吗？我怀疑光凭勇气是不行的，战争前景不容乐观。

　　我利用晚上写了一封家信，告诉父母将要奔赴战场，保家卫国，我还引用了宋哲元军长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作为誓言，万一战死，这就是遗言。

　　军事训练团全体学员从6月中旬起，在北平丰台以南构筑工事，挖交通壕沟、单人掩体、覆盖掩蔽部，共挖筑三道防线。7月初，每日演习进入阵地、冲锋、转移、退却等战斗科目，并在南小街利用民房，演习巷战。夜晚，每人用白毛巾缠在左臂上，证明是自己人，并每日更换口令。宋哲元对二十九军全体官兵都作了动员，万一日本侵略者进攻我军防地，我们只有奋起反抗，扞卫我国神圣的领土，誓尽军人的天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