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二

独钟军演  厉兵秣马为“复国” 一梦南柯  孤悬海外枉图强

　　蒋介石对演习情有独钟，

　　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蒋介石号召“反攻大陆”巅峰时期，这个阶段也是台湾国民党军队演习最为频繁的时期。 

　　台湾独自或与美国联合，在本岛及台湾海峡，举行了数十次针对祖国大陆的军事演习，以表现“反攻大陆”的决心，为“反攻大陆”作预演排练。其演习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堪称世界之最。 

　　1958年9月，台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举行了代号为“怒吼”的首次两栖演习。参加演习的共有89艘军舰，40余辆战车，各型飞机200多架，兵力近2万人。 

　　1960年3月，在台湾南部，台美又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两栖登陆演习——代号“蓝星”。这次演习，美军出动了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共5万余人，飞机400多架，军舰135艘，包括2艘航空母舰和2艘重型巡洋舰。台军也出动近万人，飞机近百架，舰艇30余艘。 

　　这两次演习后，蒋介石对联合作战的新战法格外重视，要求军队加强演练。经过这两次演习，国民党军将领也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否则，光是部队登陆，就是一个大难题。殊不知，美国根本就没有支持蒋介石的诚意，他们只是在利用蒋介石和台湾，作为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安定”的杠杆支点，用来威吓中国大陆，并且在国际上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 

　　1961年，台湾国民党军举行了代号“天兵一号”的实兵演习。第二年又在台湾南部举行了代号“天兵二号”的演习。 

　　这两次演习均十分看重空降操演。除空降外，对特战训练、游击战训练也甚为重视。演习主要是针对祖国大陆西南沿海的特殊地形而设计规划的，有三个主要项目：一是人员的空降；二是军用物资的空降；三是空降部队着陆以后，战斗能力的考验。 

　　蒋介石那时把注意力大半摆在祖国大陆西南边境地区，也就是中缅边界“金三角地区”。尽管当时“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已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剿灭”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对类似的反共基地仍未死心。 “天兵”演习的重点，正是放在空降攻击以及丛林游击战，蒋介石希望能把“天兵”演习用在未来“金三角”地区的战争。 

　　紧接着，台军又与美军联合举行了以守势为主的“银锋”演习和以攻势为主的“天兵四号”演习。 

　　随后，蒋介石又单独组织举行了一次代号为“嵩山”的三军演习，此次演习是台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实施空降操演的演习。 

　　1963年12月2日，在台湾高雄展开了代号为“北斗”的台美联合演习，这又是一次典型的两栖作战，并且混合了十分繁杂的特种作战技术。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台军与美军的密切合作与深入了解，并使双方人员熟练两栖与空降防御作战计划的作为与执行。 

　　“北斗”演习不过两个多月时间，台美联军又于1964年3月进行另一波新的演习计划，这个代号为“枕戈”的演习，不但包括了往常演习一贯注重的两栖演习，更从两栖的范围拓展到水面下，增加了反潜作战的项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这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海军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组建潜艇部队，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度恐慌，并且招致美军的重视。“枕戈”演习增加反潜项目，就是检测对抗解放军潜艇部队的能力。 

　　参与此次演习的美军部队范围甚广，除第七舰队的八十多艘军舰外，美国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基地都有飞机和人员参与。这是当时美国在西太平洋与所谓“盟国”间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蒋介石对此次演习十分重视，亲自到登陆滩头参观演习。 

　　“枕戈”演习后，台湾当局又陆续举行了代号为“南昌”、“天兵六号”和“武昌”的多次中大规模演习。

　　1965年11月27日，台湾当局举行了一次模仿反攻大陆行动的“重庆”演习，曾经引起中外人士的普遍关注。 

　　这次演习是假设以台湾南部的枋寮地区，为大陆东南沿海某地，以国民党军某部为假想的解放军某部，在沿海一带布防，并模仿解放军的战术及装备，严阵以待。 而国民党军是以假设的反攻登陆作战，拉开这次演习的序幕，主要的战斗项目包括：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海空军轰炸与地面部队的密切支援以及兵种联合对坚固纵深阵地攻击，最后对占领区进行“政治作战”。 

　　这一年，蒋介石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体力明显地衰退了。在众多宾客陪同下，他举起无力的右手，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在场的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地发现，蒋介石正在急速苍老之中，而令人惊诧的是他“反攻大陆”的决心却丝毫看不到有动摇的迹象，他总算在台湾海域“自娱自乐”的演习中寻找到了些许安慰。 

　　一改再改的“反攻时间表”

　　从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岛的那一刻起，一个新的名词就诞生了——“反攻大陆”。 

　　蒋介石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好斗的人，永远不会服气的，他要打回去。直到1975年他撒手人寰，他对外宣扬的目标还是“反攻大陆”。 

　　然而，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内情又不能告知于人，为了维持蒋家偏安孤岛的局面，他必须把“反攻大陆”的曲调一路唱下去。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空头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当时国民党在祖国大陆已遭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三年就可以消灭“共匪”。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给他的“反攻”大业拟定了时间表：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 

　　半年后，蒋介石不仅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倒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彻底失去了大陆。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复任“总统”后，再度拟定了“反攻”时间表：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 

　　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了“三月反攻论”。 

　　有记者问：“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 

　　蒋介石答：“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攻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再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对此，台湾着名评论家李敖先生是这样说的：“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者不合的。” 

　　1950年春夏，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台湾的外围防线——海南岛、舟山群岛。慌不择路的国民党军撤回台湾。 

　　为安抚民心，并给部下打气，蒋介石发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又一次为台湾军民开出了一张无法兑现的“反共”支票：“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的“反攻”时间又由三个月变为两年，“反攻”完成时间由三年变为五年。

　　如果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时间表，“反攻”开始时间应从1951年5月展开。但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反攻”仍毫无动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再不重提“反攻”的时间表了。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产生了怀疑，在此情形下，1959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上重提：“……再过十年，超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共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在这里，蒋介石又开出了一张新的“反攻”空头支票，即“再过十年”，也就是到1969年。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终于l969年也过去了，蒋介石的“反攻”大业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尽管此后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仍令“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不断设计新的方案，但这已不过是他本人聊以自慰而已，没有人再相信他的“反攻”时间表。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不可为”，却又不断地发表“反攻大陆时间表”呢？其中玄机就在于：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蒋介石深明其理。 

　　中美建交，蒋介石用颤抖的手写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处于胶着状态的两岸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 

　　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与以前大相径庭的是角逐方式由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转到国际舞台上的针锋相对。 

　　影响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新角逐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国。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立即着手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进行了重新审视、估量和调整，其中首要的便是对台湾问题有重大影响的中美关系。 

　　1971年3月底，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转变契机。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亲自做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尼克松完全没有料到，打破美中外交坚冰的竟是小小的乒乓球。他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一个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改写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史，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必要的准备和安排。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飞越太平洋，平稳地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伸出了右手，周恩来站在原地亦做出了握手的准备。一步！二步！三步！尼克松迈着大步子，与周恩来握手了。这一次划时代的握手，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4时40分，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了毛泽东那间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的书房。 

　　毛泽东高兴地与尼克松握手，不无幽默地对他说：“我们的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你来。”他挥动了一下那足以扭转乾坤的手，继续说，“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完翻译的转述，笑了。坐在一边的周恩来答道：“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只不过是互相骂骂而已。”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但却是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的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共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公布了两国《联合公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台美间的“蜜月”关系结束时，蒋介石就意识到有被美国抛弃的危险。只是他不相信，持续了几十年的美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友谊”竟会被小小的、轻轻的银球击垮，不相信美国人会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坐到谈判桌上共饮和平的美酒。 

　　当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与周恩来双手紧握的场面，一直以律己颇严、自制颇深的蒋介石不由得浑身发抖，一种英雄垂暮、壮志未酬的悲凉侵袭全身。他勉力支撑着自己，歪歪斜斜地走进书房，展开文房四宝，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八个大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这是蒋介石空荡心灵的一种自我调节，也是他充满失落感后的强行安慰。字里行间，透射出蒋介石回望故土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 

　　中美关系这一崭新的变化，被台湾学者称为“尼克松震撼”，它在台湾造成的冲击和不安，唯有1949年蒋介石逃台之始的困境可相比。由于美国的“抛弃”，台湾一夜之间变成了国际孤儿，岛内民众和官员为此颇感恐慌，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 

　　在国际局势变幻的大背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与之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并于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台湾当局孤悬海外，势力微薄而前途渺茫，其代表也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被驱逐出去，陷入到古道西风的凄凉境地之中。 

　　为了稳定台湾人心，蒋介石相继提出“庄敬自强，加强建设”，“庄敬自强，共同奋斗，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建设台澎”的口号，从此集中力量进行岛内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