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七)

　　第十三章  日寇投降，内战又忙

　　雄鹰敛翅，几多彷徨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之际，我因身体不适，需要全面体检，医生安排我到成都美空军医院。事情这样巧，接到重庆女朋友来信，告知她因鼻窦炎去成都华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就这样，我俩在成都会合了。正是春暖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我俩在天府之国游武侯祠、青羊宫，还到锦江边的望江楼薛涛井喝茶，见田野油菜花一望无际如金黄色海洋，我俩拍了几张照片留影。双方在感情上又有了进一步加深与了解。我再一次坦诚地将飞行员的职业风险及许多飞行员遗孀的悲惨遭遇讲给她听，希望她慎重考虑。我表示只要她愿意，我绝无半点意见，等抗战胜利后，我们可以举行婚礼。为了不影响学习，她提前返重庆。不久，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内附一份重庆《大公报》两人具名的订婚启事，这使我俩的关系合法地固定下来。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关于投原子弹一事，我的美国空军战友略有所闻，并暗示我这是军事机密，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果然，他的话成为现实。进入1945年，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我国空军首发反攻先声。我们和美国空军协同作战，由P-40型战斗机换上P-51型战斗机，性能比日寇零式战斗机要优越得多，日寇制空权逐步被削弱。我们驾驶P-51型野马远征近攻，不断袭击日占区空军基地，多次与敌40架以上的战斗机激战，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不敢照面。有时远远望见几只“癞皮狗”（指日寇零式战斗机），我们立刻拉杆追上去，它们就被吓跑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 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七七事变” 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这8年抗战，我亲历其境，是目睹和参与抗战的一名军人。我负过伤，击落敌机5架，在我驾驶的P-40型战斗机身上，涂了5个红星。按照国际惯例，击落敌机5架以上者，是王牌飞行员，击落敌机10架以上者，就是超级王牌飞行员。我的荣誉，是在战争中获得的，我真心希望过和平的日子，“我以我血献厚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我参加抗日战争的初衷。我要珍惜生命，将来与女友结婚生子，过幸福美满的和平生活。

　　抗战胜利后，传说我空军第三大队将配合盟军驻日本东京；又有传说，要驻防上海。最终，据说由于国共重庆谈判并无明确结果，蒋介石认为双方在战场上争个高低胜负才有希望。于是，我们空军战斗部队不但不能裁员，还要加强力量，承担重任。空军第三大队全部调往江北徐州，主要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军队，协助地面部队巩固城市，防止共产党军队南下，必要时破坏铁路交通。从空军部队的频繁调动，以及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继续留华协助空运兵员的情况来看，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们驻防徐州后，我先后奉命执行几次侦查山东临沂、泰安一带铁路沿线“敌情”的活动。的确，中共的民兵在掀翻铁轨、破坏路基。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为什么要破坏？我产生矛盾心理。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想脱离战斗部队的念头。为此，我写了一个报告，希望调去杭州笕桥航校当飞行教官，结果未能如愿。不久，接到一纸调令，要我到山东济南空军第九地区司令部当联络飞行员。

　　利用报到前的空闲假期，我由徐州搭乘便机到南京、北平玩了几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我是在北平战友家过的。跨过1946年的门坎，整夜未曾合眼，鞭炮声不断，家家喜气洋洋，人们沉浸在春节的欢乐气氛中。我总预感到这一年是我一生中转变最大的一年，也许是天翻地覆，也许是换了人间，究竟是什么，一时懵懵懂懂。

　　到济南空军第九司令部报到后，我开始着手熟悉一些机关的规章制度及工作条令，深感不同于在空军部队那样单纯，这里是机关，除少数官佐是飞行员出身，大都是坐机关的官员。好在司令官是航校毕业的老大哥，对我算是照顾得挺周到。

　　机场里有几种飞机，但我无权动用。只有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直接属司令部管。我是当年这种型号飞机的对头，想上飞机试试它的性能，得到司令官批准，向机务人员了解了一下它的数据，就架机腾空而起。抗战中我击落零式战斗机5架，打伤不下10多架。后来，我经常以这架飞机来保持飞行技术，得空就驾着它到空中翱翔几圈，这在济南上空是独一无二的。

　　抽空从济南飞往北平，与阔别4年多的二哥王仲懿见面。二哥从成都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后，分配到第九十二军任团长，现在是军部上校副官处处长。军长侯镜如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二哥领我去晋见侯将军。他挂陆军中将军衔，口音河南人，看上去就像30多岁的青年，实际上已44岁，英姿飒爽，朝气蓬勃。侯军长非常热情，鼓励我好好干，说青年人大有前途。但我十分彷徨，我的前途在何方呢？

　　抗战胜利后，两桩大事一直系绕于心，一是想回山东日照老家看看乡亲父老，二是与未婚妻文乐早日成婚，但这都未实现。父亲一直在青岛谋生，并已续弦。也不知姐妹及兄长情况如何。日本投降后，中共冀鲁豫军区部队迅速占领临沂、日照等胶东地区。

　　1946年3月，司令官找我谈话：“我们有一架L-5型救护机停在成都，你将这架飞机飞回济南，立即动手准备，后天乘便机出发。”从济南乘C-47型运输机直飞成都，办完一切手续后才知道要接收的飞机正在修理厂维修，短期内出不了厂。我请示司令官并得到同意就地等待。恰巧在春熙路遇到两位在昆明航校学初级飞行被淘汰停飞的同学。几年来，他们的事业很有成就。对我的招待很够意思。我们三人来到一家豪华餐厅就坐，点了一桌菜，觥筹交错。三杯下肚，话也多了。我问他俩离校后从事何种职业。他俩酒后吐真言：一个开皮包公司，搞物资运输发了财；一个上了四川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也算功成名就。开公司的同学说：“不瞒兄弟说,我这公司的买卖，全靠我们空军的同学帮忙，从四川买黄金捎到东北，一出手，就要翻几番。胆大的运烟土，更是发大财。”

　　为了感谢两位同学的盛情款待，借飞机出厂试飞的机会，我邀请他们一齐登机，乘飞机在成都上空盘旋两圈，并飞至灌县都江堰、青城山俯瞰后始返回。

　　空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直赴汉口降落。与文乐匆匆见了一面后，还在武汉探望了几位飞轰炸机的同学，然后直飞安徽阜阳，看望多年不见的二嫂，因阜阳没有机场，只好选定在城边颍河的沙滩上降落。进城后按二哥写的通信地址找到二嫂的住宅，一打听，二嫂离开阜阳已两天了，扑了一个空。

　　飞机在阜阳降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惹得四面八方来看飞机的群众人山人海。降落容易起飞难，原因是沙滩上，飞机起跑速度慢，无法腾空。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只好到阜阳县找党部和县政府商量，将飞机运过颍河，抬到公路上，将两旁的大树砍掉一部分。第二天，天公作美，起飞的逆风风速起码有8级。我拉紧驾驶杆，蹬紧刹车，徐徐加大油门，待飞机浑身颤抖时，猛松刹车和驾驶杆，加满油门，借着风力，只滑跑50-60公尺，飞机就离开地面了。在150公尺的高度上绕场一周，通过驾驶杆，摇摆几下机翼，答谢阜阳的热情帮助。然后拉高转向，一直朝北飞去，1小时不到，抵达徐州机场。

　　徐州机场空运繁忙，从云南调往东北的军队一批又一批。我在徐州机场，见到了空军第三大队的战友，深感亲切。我们彻夜长谈，大家认为蒋介石调兵遣将，积极抢占东北，内战不可避免。在徐州停留一天，天气突变，狂风大作，我执意要飞济南，大家都不同意，异口同声地说：“天气这样恶劣，飞机设备不健全，完全不必要冒这个险！”我没有接受，总觉得去济南距离不远，天气再恶劣，即使全凭仪表飞行，也能到达。在冥冥中力量的驱使下，我起飞了。这一飞，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第十四章   迷航迫降解放区，

　　二哥请求放人

　　周恩来电喻军区司令：去留自愿

　　我驾机向北校正航向，作仪表飞行，飞机高度3000米。风挟着黄土和沙尘，这是华北平原常见的沙尘暴，天地混淆成迷离恍惚的一片。不久，发现机翼漏油，我一方面怕撞山，又怕迫降在解放区，就灵机一动，决定降低高度，寻找黄河，航线左侧一定是黄河。可按时间计算，应该发现济南了，但只见茫茫风沙，什么也看不见。仪表指示燃油告警，我当机立断，滑翔降落在麦地里。走出机舱一看，前不着村，后不见店，弄不清是何区域。按时间估计，济南很可能在东南方向，不会太远。我又爬上飞机，立即起飞。这时发现油量指示灯红了，油已告罄，只好再次迫降。 

　　我离开飞机，顺路寻找村庄，进村后才知道是共产党的解放区——河北省清河县武家岭村。这一天是1946年4月20日，我26岁，令我终生不忘。我一身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服装，引来全村人围观。村里干部再三地安慰我，并立即叫来民兵把我看管起来。乡亲们用大饼稀饭和炒鸡蛋来招待我这位不速之客。我哪有心思吃饭，随便吃了几口，就被地方民兵护送到冀南军分区住下。一个多月后，又被送到晋察冀军区，由联络部负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副政委罗瑞卿。罗瑞卿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老大哥。聂荣臻、罗瑞卿知道我是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的学生，以同学的身份劝我安下心来，打消顾虑，好好学习。联络部长张香山送来油印的毛泽东着作《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等小册子，同时一再向我解释共产党的政策：“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并说一个多月前，晋冀鲁豫军区释放了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用实际例子打消我的顾虑，去留问题由自己决定。

　　在邯郸晋察冀军区，还经常见到刘伯承、邓小平、黄敬、赵尔陆、耿飚、朱良才等。那时他们都很忙，指挥部队作战，经常不回来。有时忙里偷闲，与我这位“闲人”对阵玩玩扑克或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我是十有九输，只能甘拜下风。

　　我一边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边观察、分析在解放区所见所闻。当然，过去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时，那些对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和贬低歪曲的宣传，深入骨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1947年春节，我是在晋冀鲁豫军区一纵队司令部度过的，这是我在解放区过的第一个新年。虽然物资供应短缺，但还是过得热热闹闹，水饺、猪肉、鱼、花生、红枣都是老百姓拥军时送的，干部战士同乐同享，没有等级观念，炊事员与司令员同桌，互相敬酒。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鲜有趣。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愉快。我没有发现官打兵、人压迫人的现象。军民关系如此亲密无间，这是国民党怎么也办不到的。

　　过完春节不久，我听说，2月20日至23日，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李仙洲及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韩浚。像这样的将领，都是科班出身，战略战术都懂，为什么打日本人时捷报频传，而一与共产党打仗，就屡战屡败呢？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战争的正义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负。国民党政府违背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穷兵黩武。这样的军队，即使全部美式装备，也打不过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在军区司令部能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1946年8月21日该报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评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一是战略意图与兵力的矛盾；二是战术要求与战略意图的矛盾；三是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四是首领意图与下级情绪的矛盾；五是战术上的弱点很多。我反复研究，认为共产党能充分认识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种种矛盾，从而有针对性地攻其弱点。这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谋略，是共产党稳操胜券的基础。

　　我向军区领导申请工作的报告得到答复。他们说：“你是黄埔毕业生，学过军事，又当过空军飞行员，将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建立自己的航校，一定有你用武之地。要学好政治，认清形势，转变立场，耐心等待机会，让你上前线打仗，牺牲了太可惜。”

　　其实，当我驾飞机降落到解放区之后，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就及时将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刘善本专程来山西冶陶找我，我婉拒了刘善本邀去东北的建议，原因在于：我的突然失踪，引起国民党济南空军司令部注意，经过调查了解证明我并非飞机失事，而是迫降解放区的，而后他们将情况迅速通知了我二哥王仲懿。二哥很快告诉了我在青岛的父亲及我在汉口的未婚妻文乐。这让家属及同事们焦急万分，只好委托我二哥想办法。当时我二哥是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的上校副官处处长，他托人到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中共办事处，会见处长钱之光，将我驾机迫降至解放区的情况代为转告周恩来，设法查清我的下落。后来，大约是在1946年7月左右，钱之光处长答复我二哥说：“经过我们与有关部门联系，证实你弟弟王延洲于1946年4月20日安全迫降于河北省清河县，现在武安县冶陶镇学习。至于他是否愿意回来，宜由他本人作主。我党的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如果邮路不通，你可以写信给他，交我们办事处代转。”

　　1946年11月19日，国共谈判面临彻底破裂，周恩来不得不离开南京。飞回延安时接受记者采访，他说：“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摩擦，胜利后一年纠纷。”1947年2月27日夜，南京卫戍司令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同时发出通知，限令三地的中共联络处及办事处所有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向中共提出的最后通牒。3月11日，国民党轰炸机大批飞临延安上空，进行狂轰滥炸。这样，国共之间的战争就全面展开了。

　　一天深夜，我将写好的决心书呈交给组织，表示愿意留在解放区为人民服务。决心一下，睡觉也安稳了。我决心为人民的空军事业作出贡献。但组织上能信任我吗？我很难说清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