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八)

　　第十五章  训导被俘国民党军官，诗赠中将宋瑞珂  任教东北老航校，编织新中国空军摇篮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天险，实行中央突破，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大批的起义、投诚，俘虏官兵的安置，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徐向前，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国民党官兵的工作，特别是对被俘的国民党中高级将领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他抓得很紧。

　　我就是在这时，由军区首长安排，调到山西省黎城县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工作的。当时在河北省永年县也设有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大批被俘国民党军军官都集中在这些教导团参加学习。黎城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办有一个将校大队，领导上要我当区队长。这一年我27岁，要和四五十岁的将校军官相处，确实是件难事。他们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的职业军官，很多人是黄埔军校出身，论年纪、期别都是我的老大哥、老前辈，有的是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的。他们的军衔最低是少校，最高是中将；官职最小是营长，最大是军长、副总司令。他们思想很复杂，有的人还相当顽固，对解放军有敌意，甚至仇视。我是作为解放军干部来工作的，他们当然对我是敬而远之，在思想上就瞧不起我，认为我是“土八路”，没有文化，大老粗一个。我不能暴露自己过去的身份，经常遭到他们的白眼和轻视，有时还有挖苦和抢白。想做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谈何容易。好在领导不断给我打气和充电，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给我撑腰。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徐向前副司令员十分关心。他教育我们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人的帮助和改造，并正确使用，发挥他们的才能，如炮兵、工兵、通讯兵等技术兵种的军官，就要教育他们参加解放军，发挥他们的特长，继续为人民立新功。

　　分配在黎城解放军军官训练团的军官有两千多人，将校大队的学员有一百多人。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就编在我这个区队。宋瑞珂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比我大12岁，是山东青岛人；宋瑞珂还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是陈诚的嫡系将领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淞沪战役、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是一位抗日名将。不想在鲁南战役中被俘，送来黎城学习。我先以山东老乡的名义和他接近，他沉默寡言。我将中央军委《对释放俘虏军官的方针》的精神向他传达，宋瑞珂在现实面前，认真学习，反思过去，开始有所转变，还主动找我汇报思想动态。我说：“仁者无敌。”北伐、抗日你宋瑞珂走的路是光明磊落的，但卷入内战，就铸成大错。宋说我也是服从命令，身不由己啊！既然战败被俘，就缴械投降，将来回家种地，当个老百姓了此一生。我劝他不要消极悲观，振作精神，为人民还是可以作些贡献的。1948年春节刚过，我接到通知，调我赴东北牡丹江航校任教。这时，我才向宋瑞珂坦然交心，当他知道我是黄埔军校十六期、中央航校十四期毕业的飞行员后，大为惊讶。临别时，我赋诗一首相赠：欲拔苦根离荒唐，善待人民积善良；心田播下菩提种，丰收有期采辉煌。

　　我告别山西黎城，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10余人到达了牡丹江。东北老航校的正式名称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是共产党、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得到了中共中央及中共东北局各级首长的大力支持。早在1946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人时指出：“我军在东北要筹建一所航空学校，你们去东北要走很多路，也是一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艰苦得有意义。”这位曾为蒋介石驾“美龄号”飞机的上尉飞行员比我晚两个月来到解放区。他来东北前曾邀我去，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未能同行。这次在航校我们又重逢了。刘善本是航校副校长，首任校长由东北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

　　东北老航校成立于1946年3月1日，由于东北战局不稳定，成立不到半年，就搬了两次家。我从未在东北生活过，刚来东北，这里风雪连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初来乍到，天寒地冻，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但看见大家一心扑在航空事业上，忘我劳动，很受鼓舞。从建校的“人推火车”、“马拉飞机”、“酒精代汽油”、“收破烂”的“31部队”，到初具规模设有领航、机械、气象等多个专业的“61部队”，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艰苦创业的道路。前面有几批空军老将如常乾坤、徐介藩、王弼、吕黎平、刘风、王琏、夏伯勋等人的开荒，后面又有刘善本、白起、蔡云翔、蒋天然、林保毅（日籍）、方槐等人的继往开来，眼下轮到我们这一批前来补充，东北老航校已是人才济济，完全是一所崭新的航空学校了。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部队选拔的优秀干部，有从学校招收的青年学生。我们住的是伪满时期建造的日本军营，睡大通铺，吃土豆、白菜、高梁米小豆饭，吃顿豆腐就算改善生活，生活条件的确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一心办好航校。办航校没有飞机不行。当时航校只有4架“英格曼”教练机，其余是10余架99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1946年12月，航校便开始了飞行训练。

　　航校遇到的最突出的难题是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作基础。没有教材，我们训练处的教员自己编写，校长常乾坤编《空气动力学》，政委王弼编《发动机原理》，没有教具模型就自己动手做，连上课的桌椅黑板都没有，真是白手起家。航校不得不在讲航空理论之前，先补习半年的文化课，将学员的文化程度提高到初中毕业水平。以后，对招生就严格要求高中毕业程度，以免影响教学计划及进度。

　　我来到航校后，听一些老同志讲，航校初创时期，困难重重，既要搜集散在各地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航空器材，又要躲避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轰炸，破破烂烂的航空器材在当时看来都是宝贝疙瘩。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东北老航校共搜集到各式日本制造的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油料600多桶、酒精2000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地勤修理用机床设备等物资要用2800多辆马车才能运走。如此众多的器材，需要集合到通化机场，运输是一大难题，于是出现了东北老百姓所说：“八路军真稀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的顺口溜。

　　1948年10月，东北全境解放，我随四野部队开进沈阳接收机场。机场上停了几十架美式P-51战斗机，这些飞机是国民党空军逃跑时遗弃的破旧飞机，经过航校修理组装后恢复使用。我到长春参加短期学习后，调往公主岭基地，任航校一大队二中队飞行教员，我们住在机场附近一家地主的院子里。由于东北解放，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蔬菜供应也多了。飞机增加了十几架，成为航校惟一的歼击机中队。中队长夏伯勋，指导员吴元任，副指导员李奎。飞行员是从航校第1期甲、乙班中飞过99式高级教练机的优秀学员中挑选出来的，当时称驱逐机中队，中队除有20多架P-51式战斗机外，还配有6架隼式战斗机、两架99式袭击机、两架99式高练机、两架2式高练机。以林保毅为首的4名日本籍教员及国民党起义飞行员杨培光、严磊、谭汉洲和我都加入了教员队伍，邢海帆、赵大海曾打入国民党空军做地下党工作，这时也回来当了教员。我的老上级、航校驱逐机中队中队长夏伯勋是抗战时由党中央选送去新疆学航空的老航空人员。1949年5月，二中队又补充了6名老航校二期毕业的学员，他们是王海、侯书军、徐振东、郑刚、邹炎、徐怀堂，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人民空军的领导骨干。

　　我调到东北航校后不久，接到二哥王仲懿托人捎来的信，称关于我误航迫降解放区一事，曾于1946年5月在南京找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士打听我的下落，希望我能返回。关于未婚妻文乐情况，据说已从武汉戏剧学校毕业，现在上海当家庭教师，详细情况待了解。总之，盼望我回去，一家人很挂念。

　　我下决心留在解放区工作，在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欣欣向荣，军民一条心，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因此，我想通过各种途径，先与未婚妻文乐取得联系，再慢慢做思想工作，动员她来解放区，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做一对跟上潮流的新式夫妻。

　　我向航校党委汇报了我的未婚妻文乐的情况，并向领导提供了线索，希望组织上设法在上海打听文乐的详细地址，派地下党的同志向她介绍我进入解放区的情况及我的意见。组织上认真对此事作了妥善安排，并通过上海地下党寻访。半年后，航校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专门派人委托上海地下党进行查找，结果是此人早已离开上海，不知去向。航校不乏有心人为我做红娘，但我对他们坦诚相告，我等待文乐，我要履行诺言，除非她抛弃了我。

　　第十六章   开国大典 飞越天安门上空  毛泽东宴请空地勤有功人员

　　1949年5月4日，新政协正在筹备之际，国民党空军从青岛基地起飞，6架B-24型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投下重磅炸弹。这次轰炸，给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市民造成威胁，中共中央机关也缺乏安全感。这事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注。

　　南苑机场被炸后不几天，周恩来副主席对刚刚成立的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说：“党中央正在北平筹备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新中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空中的安全你们空军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表态立即着手办这件大事。经过研究认为应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个空军防空飞行中队，担任北平上空的空中警戒任务，保卫党中央及北平市民的安全。这就是我军的第一个防空作战中队。对于这支部队，当时有人称北平飞行队，也有人称南苑飞行队。

　　南苑飞行中队成立后，确定从东北老航校和各军区航空处抽调人员及飞机组建。为此确定沈阳飞机翻修厂加紧修理现存飞机。由东北老航校机务主任田杰带领刚起义不久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杨培光等负责，厂长熊焰和技术股长吴永常要将修好的飞机交田杰验收、交杨培光试飞。经翻修投入使用的飞机大约有20多架。南宛飞行中队的飞机大部分由这里提供。关于人员问题，一天，东北老航校歼击机中队中队长夏伯勋和政委吴元任找我谈话，说新中国即将成立，北平成立南苑飞行中队，调我赴北平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下午就通知我起程。我清理简单行李，告别东北老航校，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同时调往北平的共7名飞行员，有赵大海、邢海帆、杨培光、谭汉洲、邓仲卿、阎磊和我。北平秋高气爽。对于飞行训练来说，这是非常理想的自然环境。我们报到后，南苑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热情地安排住宿。很快我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南苑飞行队下辖4个飞行分队和一个机械分队，这支空军飞行队共有空、地勤人员160多人，各种类型的飞机共有30多架，其中P-51型战斗机19架、P-47型战斗机1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B-25中型轰炸机1架、B-24重型轰炸机1架、C-47型运输机2架、C-46型教练机3架、小北美教练机1架、PT-19型教练机2架、L-5型通讯机1架，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9月初，我们飞行队听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说党中央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于下午4时举行阅兵仪式，我们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阅兵仪式。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阅兵是由总参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提出来的。这事决定后，常乾坤找方槐、油江、安志敏商量，拿出方案。时间紧，任务重，南苑机场一片繁忙景象。多型号飞机共同使用一条跑道的全日程训练安排，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人员、机种的选定及一切琐碎的工作都要考虑周全，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从计划，修改计划空中实际演习，地面沙盘演练，反复训练，终于确定了空中飞机受阅的队形、人员及时间。开国大典空军受阅飞机共17架，其中9架P-51型战斗机编成了3机品字队形纵队，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横队，3架C-46型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随后，1架L-5型通讯联络机为长机，两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作左右僚机，编成品字队形压阵。

　　空中总领队原定由南苑飞行队长徐兆文担任。因他在8月下旬一次飞行训练时，发动机出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梁茬戳伤，临时改派邢海帆代理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人员安排如下：第1分队长机邢海帆，左右僚机是东北老航校第一期毕业的飞行员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杨培光，左右僚机是阎磊和我；我们3人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第3分队长机赵大海，左右僚机谭汉洲、毛履武；第4分队长机邓仲卿，僚机王玉珂；第5分队长机刘善本（副驾驶杨宝庆），左右僚机邹耀坤（副驾驶王恩泽）、谢派芬（副驾驶王洪智）；第6分队长机方槐，左右僚机安志敏（副驾驶杜道时）、任永荣。

　　5种型号的飞机参加受阅，速度相差甚大，P-51型战斗机和蚊式战斗机时速600公里，C-46型运输机时速300公里，PT-19型和L-5型飞机时速不足200公里。通过天安门时，要求队形整齐不差分秒。经过精确计算，飞机的顺序按先小后大，先慢后快，且航线进入点选了三个：P-51型战斗机从通县进入；C-46型运输机系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L-5型和PT-19型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这个编队合成的难度很大，但经多次合练，取得了圆满成功。

　　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南苑机场塔台指挥员徐兆文队长带伤指挥，华北军区航空处指挥室由李裕指挥，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由新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直接负责，与受阅总指挥部沟通，并设立三个备降机场：北平西郊机场、天津张贵庄机场和河北唐山机场。为了确保受阅飞机安全通过天安门，还请苏联派驻中国的第一任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少将担任顾问，协助调度这种难度颇大的空中检阅。

　　1949年10月1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天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全体参加受阅人员，就进入机场的各个战斗岗位。第一批担任保卫开国大典的战斗机，值班飞行员已做好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和工作人员进入总指挥部，油江处长带一批工作人员进入北京饭店空军指挥所，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历史的最强音，我在飞机的坐舱内收听到了，它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下午4时整，大会总指挥聂荣臻向常乾坤及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一声令下，绿色信号弹升空，我们9架P-51型野马战斗机群一架架呼啸着离开了地面。4时35分，受阅分列式开始，P-51型战斗机从通县转弯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公尺、600公尺、450公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我们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又给邢海帆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邢海帆按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加速由城西折向北郊上空，再由东向西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从时间上看，我们9架P-51战斗机尾随方槐领队的PT-19型和L-5型飞机之后，通过天安门上空。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其实，有9架是重复飞行，实际上受阅的飞机只有17架。

　　17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象征着一个新军种的诞生。我在南苑飞行队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日子里，目睹中国空军的诞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空军飞行，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段经历。毛主席接见并设宴款待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空地勤人员。但我因患病急着诊疗，没有出席这次盛会，失去了晋谒毛主席的惟一一次机会，使我终生引以为憾。

　　开国大典空中受检阅飞行人员，每人奖给高筒棕色皮鞋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物品虽然不算稀奇，但实属殊荣，意义重大。皮鞋，我一直舍不得穿，保存了15年之久，1964年因受潮霉变，才不得不舍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