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五

局势动荡  四老帅分析国际风云  最后嘱托  周恩来心系台湾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交恶，中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深谋远虑，推开中美关系大门。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使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两岸关系出现了改变的契机。周恩来关心台湾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四老帅分析时局  

　　毛泽东深谋远虑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交接之际，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不但毫无松动，且又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苏联挑起的“珍宝岛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此时，叶剑英72岁，聂荣臻70岁，陈毅和徐向前都是68岁。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时间由老帅们自行支配，可以抽空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再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四位老帅进行工作。

　　接受任务后的四老帅立即着手研究国际形势，他们从错综复杂的材料中，分析推断出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虽然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3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

　　从6月7日至7月11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并写出了第一份书面报告，由陈毅定稿，上报总理。关于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报告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对反华的看法，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对美、苏矛盾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报告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10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恩来。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他们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了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持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作为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二任部长，陈毅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中美长期以来的僵局。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设想。

　　陈毅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调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陈毅接着说，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毅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以后的事态发展，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更加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做出两项决策: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曼斯菲尔德来华；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项决策在当时世界上虽未引起轰动效应，但却预示了毛泽东新的重大战略步骤的出台。经过深思熟虑与慎重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打开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它缓和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它将中国的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

　　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

　　正如叶剑英后来所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毅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些决定是不容易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20年隔阂的坚冰，同时也给未来的两岸关系带来了变化契机。

　　

　　周恩来最后嘱托，心系台湾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中期曾说：“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基于这一信念，他始终把争取台湾同胞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垂危之际。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蒋介石的了解，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参考资料》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一、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二、不会投降大陆；

　　三、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生命垂危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罗青长。

　　罗青长等到中午时，周恩来苏醒过来。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罗青长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颖超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颖超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最后，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不留骨灰，全部撒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