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十)

　　第十九章   

　　凯旋门前，见到师部女兵，满面羞红

　　聂凤智搭桥，良辰吉日就在今宵

　　1952年9月，华东空军司令聂凤智接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指挥“加打一番”作战重任。所谓“加打一番”，就是赴朝志愿军空军进行第二番轮战，即已经参加过和正在作战的空军部队继续轮番作战，以加强实战锻炼，增强战斗力。

　　空二师六团轮换到一线作战，四团则转场经济南飞回上海大场机场，凯旋归来。1952年春，空二师在上海江湾机场举行隆重庆功大会，由华东空军司令部主持，表彰抗美援朝参战有功人员。在大和岛空战中，出现一位二级战斗英雄、多位一等功臣，我也荣立二等功，被评为模范双机组，并授给我中队锦旗一面。我与2号僚机飞行员周振东的照片和空战事迹，刊登在当天《解放日报》头版上，后来《解放军画报》也刊出我的巨幅照片。上海大商店窗橱和读报栏内，也有我着飞行员服装的巨幅照片。一时间，我成了“空军英雄”。在司令部工作的女同志和一些外地女大学生纷纷寄来慰问信，有些是求爱信，还夹着芳容玉照，女孩子吐露出景仰与敬佩之情，也许这和当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有关，当然姑娘们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是志愿军指战员，我不过是个代表而已。我的女友在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师部的女同志难道一点不知道？我纳闷了好久，见到师部的女同志，头也不敢抬。

　　庆功会以后，组织上提升我任四团射击主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很生疏的。我虚心求教老师，一有空就埋头读《射击学教材》，或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时间长了，获得一些心得体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结束。美军终于被迫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消息传出，官兵们一片欢腾。战争终于结束了，以后将和平建设新中国。这年我33岁，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我想在晨风轻拂的日子与女友并肩散步，更想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战争结束，但空军训练一时一刻也未停止过。空二师新补进来的飞行员很多，他们没有实战经验，需要带飞、多飞，让他们的翅膀长硬，以担负起祖国东南沿海的空防任务。师部任命我为四团领航主任，领航主任是全团飞行员的飞行主管，责任重大，组织上给我配备一名领航参谋协助工作。我俩的合作很默契。

　　聂凤智凯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他的讲话。我对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将军颇有几分敬仰之情，觉得聂凤智是一位传奇将军，他不仅战功卓着，而且儿女情长。1953年10月，他在百忙中为我爱人齐书云从华北空军调来华东空军，做了不少牵线搭桥的工作。这一点使我感激难忘。

　　1953年7月，我接到通知，去青岛疗养。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去青岛这座离别近20年的城市。这里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阶梯，这里有我的父亲，能与家人见面，真是一桩喜事。

　　我们一部分飞行员在青岛市荣成路空军疗养院疗养。每日的活动安排得井井有序，劳逸结合，有球赛、海水浴、参观游览、文娱活动、健身减肥等等。飞行员伙食标准高，极易患肥胖症，医生说：“办法只有一个：穷折腾！”叫你活动、跑步、打球，不停地折腾，就折腾瘦了。不少同志表示这种生活过够了，要求回去。但不到规定日期，是不让你走的。利用休假日，邀请飞行员梁兆恕一同到华阳支路我父亲处探望。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继母以及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很小。全家人忙里忙外，热情款待。父亲仍为商家当店员。不过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再也不会受老板的气了。

　　回到上海后，团政委陈德埃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回家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陈政委显然是有所指向，他问：“你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家庭情况吗？”我说没有。关于我的家庭成份，在长春时被定为“贫农”，在历次填政审表时，我都是这样填的。陈政委说：“不错，1937年以前是这样。但后来，你父亲在青岛的收入不薄，在你们老家日照置了几亩地，因为无人耕种，租给人家收租，这就成了剥削阶级。所以你家庭成份应为下中农。”

　　我听了这话，心想贫下中农是一家嘛，仍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但是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冲，态度有点不冷静地说：“家庭成份不管怎么变，反正我从小就离开了家。参加抗日，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就是家庭变成了地主，我没有享受过，与我无关，至于组织问题，给我解决我革命，不给我解决我也革命。”没有多久，有位知情的党员同志批评我说：“你总是改不了那暴躁脾气，组织上对你入党的事已通过了，这是由陈政委最后找你谈话，是你自己造成的结果。”好在团党委并没有取消我培养对象的资格，支部意见再观察帮助一段时间再说。

　　11月20日晚饭后，营房大门传达室突然打来电话，说话的是位女同志，让我很诧异。当她报出姓名，才使我恍然大悟，是齐书云打来的电话。原以为是长途电话，一问才知道她就在营房大门传达室。这真是喜从天降，她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我将齐书云领到宿舍后，返身到领导那里汇报，备饭，请示安排住处，忙得不亦乐乎。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团长很关心地放我一天假，领着爱人去逛逛上海。我带着齐书云先在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我俩都身穿解放军制服，吸引了旁观者的目光。齐书云告诉我，她那边结婚的手续都已办妥，只等我这边了。既然是来办喜事的，我俩来到大商店买了一些衣物用具。

　　下午5时返回营房。刚进宿舍大门，就感到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礼堂里张贴着大红对联，长桌上放着瓜子、香烟、糖果、茶具等。我这才悟过来，今晚组织上要为我和齐书云办婚事，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感到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晚7时，师长夏伯勋、团领导和同志们都来参加婚礼，礼堂坐满了。司仪宣布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就位，婚礼开始。首先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像三鞠躬，团政委陈德埃是证婚人，他宣布：“今天是王延洲、齐书云同志结婚典礼。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代表四团全体同志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生活幸福、早生贵子……”接着齐参谋长宣读贺词：“我以与新娘同姓的身份，代表全团同志向你们祝贺！”同志们要我介绍恋爱经过，要新娘唱歌，还要闹洞房，又唱又跳直到深夜，然后簇拥着新郎新娘入洞房。

　　革命军人以保卫祖国为重。婚后第3天，上海突发空袭警报。我职责在身，迅速奔赴机场待命。12月上旬，我团移防杭州，这是军事秘密。我只能告诉齐书云有任务，先离开上海。蜜月刚过，我俩又劳燕分飞了。   

　　第二十章  天下太平，转业体委

　　周总理：“你就是驾机到解放区的王延洲？”

　　移防杭州，进驻笕桥机场。这里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旧址。每到一个新驻地，首要工作就是让飞行员熟悉地形地貌，了解当地气象资料及天气状况与规律。

　　1954年春节即将来临，上级有令，让所有家属来杭州一游，高高兴兴过个新年。齐书云又出现在我面前。还没有等到晚饭，副团长王天保通知说：“组织决定，由你带一个中队，马上飞宁波去执行任务，午后出发。”我立即登机，率领僚机腾空而去。一个星期后，领导准备将我妻子调到宁波，让我们团聚。我着手准备妻子到来的吃住等事宜。结果情况又变了，由团里转来华东空军司令部的通知，限三天内全军团领航主任到北京学习三个月，即刻启程。我到杭州时天已黑了，当晚妻子送我上火车。学习期满，部队已移防山东高密，我直接归队。在高密，我们夫妻得以团聚。

　　在高密驻防的日子里，妻子在我的劝导下，拾起了放弃多年的高中课本，认真复习，准备考大学。她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了两年后参军，在军队中当过文化教员，有一定基础。我觉得妻子随我的工作调动而调动，工作不固定，学不到什么，不如考大学，将来像她父亲一样，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妻子很认真，每天学习到深夜。

　　1954年5月，我奉命调到空九师任领航副主任。空九师是歼击机师，师长李旭昌，全师装备苏联拉—11飞机近200架，飞行员平均年龄为25岁。他们飞行时间不多，这就需要加大训练力度。空九师属沈阳军区，师部设在吉林省柳河县。我将妻子安顿好后，从山东高密坐火车到北京，然后赴吉林柳河报到。不久，妻子从北京来信，她已怀孕，晋级和将生子双喜临门使我高兴极了。我与前任师领航主任杨玉磷办了飞机清点交接手续，一切妥当后，我即赴东丰县机场帮助各团开展夜航训练。东北气候寒冷，怕妻子怀孕后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我劝她请假回北京与她父母同住，一心准备参加高考。当然，怀孕可能对她是一个额外负担，我多次写信鼓励她，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顺利考上大学，顺利生下我俩的爱情结晶。

　　空九师某团副团长徐振东也是从空二师调来的。他了解我的情况，多次催我回师部，向李师长汇报家庭分居的困难，争取得到领导的支持。徐副团长答应在他们的家属住房内挑一套较好的房子，让我妻子先搬进来。我向李师长汇报后，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并对我表示歉意地说：“王主任，真对不起，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问题就这样很快解决了。对我来说，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工作上更加努力了。

　　正当我把“安乐窝”布置妥当，忽然接到命令，所有家属限期集中到四平市。齐书云在新家还没有住上一个星期，又仓促地把家搬到四平。大概是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突然接到齐书云从四平打来的电话，说她刚接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计划明天回北京。我此时正担负着飞行训练，请假的事说不出口，只能在电话中向她表示祝贺。开学不久，收到她从学校寄来的一封长信，她报考的是理科，学机械工程，学制5年，要到1959年秋季毕业。

　　冬天一到，乍从南方来的人就感到北方的天气真让人受不了。室外经常在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飞行就遇到困难：机场常被大雪覆盖，要扫雪清道；飞机发动机在严寒下起动点火慢，有时还要预热；气候变化大，寒风彻骨，起飞降落要格外小心。一天，师部有一架雅克—11飞机，命我飞到黑龙江牡丹江第七航校，于是我带一名机械师同行。飞机顺利抵达牡丹江，我让机械师先回去，自己去长春空军医院看望老战友徐怀堂。抗美援朝时他驾拉—11歼击机击落名噪一时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一架，开创了空战史上的一个先例，立了一等功。当时他在空军医院养病，我的到来，让他大吃一惊，双方握手言欢，畅叙忆旧，很是高兴。徐怀堂透露一个秘密，空九师即将装备米格—15歼击机，更换拉—11，这是由“老牛” 变“燕子”（ 当时对米格—15的爱称），是由活塞式向喷气式的飞跃，我感到异常高兴。

　　1954年11月某日，空九师飞行员集体去长春空军医院检查身体，我的结果是“甲等”。以我的年龄，以我的飞行经验，驾驶米格—15是不成问题的。作为师领航副主任，首先要熟悉这种机型，然后才谈得上教全师飞行员。我将这个喜讯告诉妻子齐书云，让她分享我的快乐。我翘首以待，盼望着米格—15早日飞临空九师机场。

　　正当我高兴异常时，突然接到命令，调我到牡丹江第七航校工作，这真是晴天霹雳，期望飞喷气式飞机的意愿成了泡影，不亚于冷水浇头，满腔热情一下子凉了。接连几天情绪不稳定，李副师长发觉了我的心思。一天，他找我谈心，再三对我解释和安慰，无论如何不能影响今后的工作。革命大家庭，什么工作都需要人做，不能挑剔，一定要做到绝对服从组织分配，这是原则问题。

　　12月初，我去了牡丹江。1948年，我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日子。对比一下确实变化很大，尤其是机场塔台、跑道、信号设施，完全是现代化的，比起日伪时期的设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整洁的营区，绿树成荫，还有辅助的托儿所、宾馆、邮电所、百货商店、浴室、文化娱乐场所等，建设得像一个城市。只认识一位当年老航校的同事黎明，现在他是航校校长。副校长是原国民党空军昆明航校教育长张有谷。张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空军某部司令，是起义人员。都是熟人，也感到亲切融洽。领导上仍要我任领航主任，在训练处飞行训练科上班。因为工作不忙，我又坐不住，经常到各团去走走，团领导、大队领导、教员以及学员，都认为我是校部来的，热情款待，刮目相看。这样反而让我感到很拘束。

　　1955年3月，妻子齐书云来信，说学习辛苦，承受不了，怀孕更增加负担。我坐立不安，只好写信安慰，希望她克服困难，坚持下去。我同时写了一个请假报告，报告还未呈交，训练处处长通知我赴河北通县某师将两架雅克—11飞机飞回来，并带一名副大队长同行。我们来到通县等了两天，结果情况有变化，飞机不给了。我趁此机会到北京，见了岳父母及妻子，见妻子腆着大肚子抱着一摞书，我真有说不出的感受。岳父母对我透露出一种希望与恳求：可否调来北京照顾夫妻关系。我回到牡丹江后，正好见到了空军司令部训练部的王力，我们是东北老航校同事，我就将这一情况向他谈了，请求他帮助解决。

　　一天，校方通知我去大连接收飞机，路经沈阳降落加油，与空九师李旭昌副师长相遇，他正在机场指挥米格—15飞行训练，我触景生情，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次从沈阳驾机直飞牡丹江，想不到竟成为我进入空军部队后的最后一次告别飞行。也就是说，当我36岁身强力壮、经验丰富、还可大干一场时，却要从热爱的飞行工作中退出来，告别空军部队，告别战友，告别我热爱的飞机。

　　当我返回牡丹江航校后的第三天，校党委正式通知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来到北京空军司令部航校干部部报到，指令我去国家体委航空部工作，办公地址设在天坛公园内，航空部负责人说我的工作是“干事”， 干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我遵命来到滑翔组找组长王勃。见面后相互寒暄一通，只说办公桌椅已安排好了，今后就在这个滑翔组办公室上班。另外还有几位同志，大家互道姓名，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内容、性质后，就闲坐聊天起来。公园内游人不多，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猫在室内围炉取暖，谈天说地，大有一番闲情逸致。

　　1956年元旦，我与一位小通信员在办公室值班，忙着生炉子取暖。忽然推门进来了几位不相识的青年人，点点头打了招呼，在室内环视一下后离开了。当时我就想到，不知哪位首长来了。果然没有猜错，炉子刚生起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推门走了进来。我立即起身立正，向总理鞠躬，说：“周总理，您好！”周总理穿一身藏青色呢子大衣，与我紧紧握手，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好！好！好！”总理和大家围炉烤火，并问我姓名、年龄、干什么工作、结婚没有、岳父母的姓名等等，问得很详细。我一一作答。看得出，他那双浓眉紧蹙，像在思考着什么。过了片刻，总理若有所悟地说：“你就是1946年4月驾飞机到解放区的王延洲？”我回答：“是。”我惊叹总理的好记性。总理笑道：“你还是我的学生呢！”我曾在黄埔军校七分校十六期毕业，当然是他的学生。总理接着说：“1946年春，我在南京，曾经有一位团长，说是你哥哥，来找我，要求让你回去。当时我有封电报发给晋冀鲁豫军区，让他们转给你，那封电报你收到没有？”我连忙答道：“我收到了，是张香山交给我的，他那时是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部长。”总理又问：“那你还记得电报内容吗？”我说：“当然记得，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嘛！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人民服务。”总理夸奖我选择对了。总理又问：“你岳父是齐鸿桂吗？”我惊异他的记忆力，连声说是。总理说：“齐鸿桂勤工俭学在法国学习，我们是老朋友了。只是多年不见，代我问他好。”总理说罢，起身告辞。我急忙掏出笔记本和笔，请总理留言作个纪念。总理接过笔和本子，在上面写道：“以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将革命进行到底！”下面签上“周恩来”的名字。我在以后的生涯中，无论是在哪里，我都将此视为珍宝，激励我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困难。在滑翔训练中，培育新苗，为祖国争光。（未完待续）

　　本期稿件编辑之际，惊悉王延洲先生离世消息，谨致深切悼念！——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