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 蒋经国主政台湾开放探亲 国民党艰难“转向”
蒋经国继位,从“汉贼不两立”
悄悄地改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他的时代结束了,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几乎与蒋经国出掌台湾大政的同时,邓小平也第三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中。半个世纪前,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同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如今台湾海峡又成了这两位老同学共同关注的焦点。邓小平展开他凌厉的和平统一攻势,不停向台湾当局发起冲击。蒋经国则顽固坚持与中共“汉贼不两立”的反共拒和立场,勉力自保。美国人也或明或暗地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来,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无声胜有声的历史性活剧。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峡两岸紧绷了20多年的神经开始放松,虎视眈眈的对抗逐渐停止。
1979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海峡两岸国共对抗历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终止《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倡导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政治声明,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国防部长徐向前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和生活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邓小平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这一切都在向被隔绝于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昭示:离他们团聚一堂、揖手相庆的日子不会远了。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全方位和谈的政治攻势,看着大陆如日东升的发展壮大,蒋经国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感到局促小岛,势单力薄,想“反攻大陆”不啻于白日做梦;另一方面不甘心当“中华民国”的“亡国之君”。
最终,蒋经国不得不调整对大陆的策略,即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1981年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大在台北召开。此次大会并没有适应新的形势,为台湾前途开创一条新的道路,而只是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当然,也应看到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尽管国共两党有分歧,但在“中国必须统一”,“只有一个中国”这一原则立场上,两党是有共同基础的。同时,台湾当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的提出,在客观上也打破了在台湾谈论祖国和平统一的禁锢。
和平的曙光悄悄地降临海峡上空。
妈妈,我好想念你!
58岁老兵的悲愤呐喊打动了蒋经国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越来越行不通。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岛内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就在这个时候,1986年5月3日爆发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事件发生后,祖国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台湾当局在舆论和情理的压力下,最终被迫同意派人与大陆方面在香港商谈接回华航货机和人员的问题。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经过协商,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至此,“华航事件”圆满解决。
如果说“华航事件”仅仅是台湾探亲浪潮中由王锡爵表现出来的一个“特殊个案”。那么,国民党老兵“想家”的怒吼,则彻底震动了全岛。
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大陆籍退伍老兵约有12万人,是退伍军人中生活最贫寒的一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退伍,并成为国民党当局财政困窘的直接受害者,退伍时除了几百元的退伍金和一纸不起任何作用的“战士授田证”之外,他们一无所有。生活的艰难,可以忍,而思乡的情怀却挥之不去,长久地缠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的头发为之花白,他们的面容为之憔悴,他们的眉目之间紧锁着的是对“回家”的无望与无奈。
终于,台湾“立法院”前,一个老兵无声地抗议着。他身上的白衬衫,正面写着“想家”,背面写着“妈妈,我好想念你,儿何文德”,鲜红的广告颜料象征着他心头在滴血!何文德,时年58岁,湖北省房县人,17岁时为生活所迫而入伍,转战大半个中国,1965年以炮兵上尉职级退伍。1965年,何文德几次托人从海外辗转寄信回故乡,而海外友人几次转寄来他母亲的回信及照片却均遭邮检扣留。1966年,他母亲去世了。
何文德说,他有勇气站出来为老兵说话,就是出于为人子者对其父母生不能尽孝、死不能谒陵扫墓的悲和恨。为唤起“沉默老兵”的力量,何文德在一些支持者、同情者的帮助下,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荣民总医院”,散发印有返乡探亲主张的传单。为此,他常常遭到便衣警察和“荣民之家”管理员的殴打。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担心他的安危,劝他放弃。何文德为了不连累妻子儿女,决然与结发20多年的老伴“离婚”,又立下遗嘱,将后事转托给好友,走上街头,为宣传“自由探亲”奔走呼号!
在何文德的带动下,老兵们不再沉默,积压在心头的郁愤一发而不可收拾。1986年11月29日,他们以“大陆来台全体老兵”的名义,向台湾社会发出了不满“三不”政策的公开信,直接向蒋经国发出心里的呼声。1987年1月,台湾《中华杂志》刊登了老兵们写给杂志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三军退伍老兵都超过知命之年,四十余年,从未与大陆亲人通信,又不能返乡探亲,又绝了我们三军老兵的后代,内心痛苦,一言难尽。在这四十余年,没有一天不想亲人……我们“国家”天天讲伦理道德,忠孝仁爱,自由民主人权,连生我养我的父母及妻子兄弟姐妹都不能通信问安,还有什么伦理道德人权可言……同年5月2日,以大陆籍老兵为主,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自由返乡运动”。11月7日,他们在《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强烈要求台湾当局资助老兵还乡,文章最后写道:“老来结伴好还乡!孤苦无依的老哥哥,来吧!赶在太阳下山之前,让我扶着你,你牵着他,他拉着我……心连心,手牵手地踏上我们等待将近40年的返乡探亲之路吧!”
老兵们的行动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同情。《中国时报》称“面对一大群两鬓飞霜,枯瘦苍老的容颜,悲愤!喑哑又含糊不清的呐喊,令人不得不深思久被忽视的老兵问题”。
社会各界的呼声,尤其是老兵们的呐喊,最终触动了蒋经国,他不止一次对亲近的僚属说:“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人不想家的,这是人之常情。政府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应乐观其成。”
蒋经国推行“政治革新”,
艰难地开启了两岸交往的大门
除了岛内各方的呼声,大陆方面的一系列行动也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
为了求得安定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完成统一祖国的光荣使命,中共也不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提出创造性的设想。继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1981年9月,叶剑英阐明对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同年7月,廖承志发出致蒋经国的一封信……
这些,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和“三通”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影响不断扩大。台湾岛内越来越多的人不满国民党的“三不”政策,要求缓和两岸关系,实行“三通”和民间往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一些国民党人士提出要“解严”、开放党禁和调整“中央民意机构”,更要“开拓新的大陆关系”,适当开放探亲和文化交流,使两岸在血缘、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某种联系,“才能冲淡与避免地域思想及分离意识”,“堵塞台湾走向独立的道路”。
在岛内外这种强烈要求打破两岸僵局的影响下,蒋经国意识到,如果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僵硬的大陆政策,不仅会丧失民心,而且会使自己在与中共的较量中更加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决定调整政策。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台湾当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开始着手推行所谓“政治革新”。这次“革新”是国民党去台以来在政治上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调整,是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台湾内部及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发展而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它对台湾政局的演变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这意味着实行长达38年之久,为台湾人民深恶痛绝的“戒严令”终于被废除,海峡两岸将由军事对抗状态逐渐转为非军事相持状态。接着台湾当局又宣布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11月2日起施行。虽然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攻”色彩,依然坚持“三不”政策,而且开放是有选择的,设限尤多。但从历史角度看,由过去“绝对禁止”两岸人员交往而走向“开放”,由“不允许”到“允许”,由“不通”到“通”,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登记。此后“探亲热”持续不断,据统计,开放探亲满6个月时,申请赴大陆探亲者达14万余人,有6万多人已前往大陆探亲。1992年以后,来大陆的台湾居民每年都超过100万人次。
随着“探亲热”的出现,两岸贸易也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展示的广阔前景,犹如一个强力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台湾众多的投资者。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迅速增长。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第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提出“为促进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以利于祖国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鼓励台湾的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大陆投资”。由于祖国大陆热烈欢迎台胞各项举措的实施,迎来了广大台胞探亲、旅游、投资、通商的热潮。
在两岸民众相互交流的大势下,台湾当局被迫逐渐放宽探亲限制。探亲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光潮”、“通商潮”,不仅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减少对立,更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通过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加深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蒋经国终于梦醒了。
当然,这个突破对国民党而言,是比较有限的,也是被动的。他们在作出一些政策上让步的同时又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显示出他们矛盾的心理,毕竟几十年的隔阂坚冰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所能消融的。
蒋经国虽然一直念念不忘坚持着乃父的精神传承,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春天即将来到的时候,他还是对自己行进的步伐作出了调整,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总是存在着与大陆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然而当他越来越位高权重时,内心更有一股孤寂感。晚年时他曾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句话至今普受台湾人民感怀。
蒋经国逝世谜团重重,
中共破例发唁电
蒋经国,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40年的身体,榨干了自己的精力,步入了病危期的最后岁月。
蒋经国患有遗传性糖尿病,到20世纪70年代,他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当他的病进入了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医生为了控制病情,只有给他吃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此受到伤害,健康状况开始进一步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1988年1月12日,蒋经国烦躁不安,因为国民党要开“中常会”。1月13日清晨,蒋经国以“昨天没睡好,精神不大好”的理由请假休息,没有参加“中常会”。不久蒋经国感到恶心,又吃不下饭。他表情非常痛苦地对侍卫翁元说:“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大约12点40分后,蒋经国开始大口吐血,医护人员紧急抢救。12点55分,蒋经国又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出来。医生紧急施救,然而蒋经国再没有醒来。下午3点50分,宣告不治。
噩耗传出,台湾岛上上下下为之哀恸。作为台湾政治强人的蒋经国突逝台北。一时间,岛内惊呼:蒋经国是被害死的,是被累死的,是被气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蒋经国在病逝前一天还到介寿馆上了半天班,怎么就突然病逝了呢?大家最大的疑问是:以蒋经国身体不适至大量吐血之间有6个多小时之久,那么为何不送“荣总”救治?在蒋经国医疗组长姜必宁的整个医疗报告中,甚至没有说清楚蒋经国因何种疾病去世。有“立法委员”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对蒋经国死因进行分析及追究责任,以有所交代。
蒋经国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从蒋经国的遗嘱观之,他直到临死之际,仍然坚持其父制定的“反共国策”。同时也应看到,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缓和两岸关系,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对蒋经国病逝的态度有别于蒋介石之死。在蒋经国病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病逝: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
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发表谈话,对蒋经国不幸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的唁电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
台湾《中国时报》称中共中央唁电“电文简单仅有39个字,但被视为是近40年来,两岸隔绝敌对下,共产党对国民党首次有较平和的直接反应,也是党与党之间对等地位作出反应”。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谈话,“表现了中共对台湾的态度颇为缓和”。
共同社认为中共这一做法灵活、实际,并将中共对蒋介石、蒋经国去世所采取的态度作了比较。蒋介石去世时新华社发表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这次发唁电态度友好,与上次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目的是“借蒋经国去世的机会向台湾当局强调中共方面的灵活态度”。
合众社评说:中共领导人代表官方对蒋氏去世最初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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