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二十

首次访美，邓小平刮起“旋风”

　　1979年初，邓小平开始了历史性的首次访美。作为驻美大使，柴泽民见证了邓小平在美国访问的全过程。他回忆说：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访美代表团的主要议程是同美国方面讨论建交后有关的两国关系问题，以及中国从美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经贸问题、文化交流问题等。因此，外交部长黄华和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是邓小平访美的主要助手，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随行。代表团主要由外交、科技、外贸官员，负责安全的警卫人员，以及负责文件工作的政策顾问等人员组成。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冀朝铸（兼译员）。我作为驻美大使，是代表团正式成员。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新华社的彭迪担任“新闻助理”，谭文瑞等担任代表团顾问。

　　我们驻美大使馆早已开始着手准备邓小平的访美工作。美国方面也考虑得很细致，布热津斯基专门约见我，向我询问邓小平到美国来将提出哪些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美国同时也要考虑接待仪式和规格问题。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邓小平到华盛顿之后可能有游行，主要是台湾的或美国亲台湾的反对势力。他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允许群众游行示威。我说这不行，我们两国刚刚建交，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关系正在向友好的方向发展，不要对此施加不友好的影响。邓小平来美访问，是一次友好的访问，游行会破坏友好的气氛，不能够出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布热津斯基为难地说，美国宪法上有规定，举行示威游行是宪法允许的。以前铁托来美国访问，他们也提出了同一问题，要求美方制止游行。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有一条可以管，就是把游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使示威者靠近邓副总理，一定保护好贵宾的安全。我回到大使馆查询这方面情况，表明布热津斯基所说是真实的。当时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美国访问前表示，坚决反对访美期间出现反对他的游行。但是铁托到了美国以后，虽有示威游行，但都在控制之中。我将这个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同意了这一安排，所以邓小平访美的时候，使一些游行队伍受到限制，不能和邓小平的车队碰在一起。

　　在接待规格上，据我观察，尽管邓小平是副总理，但接待规格却不亚于总统。当时在安排过程中，美国礼宾官问我，大使阁下，你们邓副总理喜欢吃什么？我好准备，使其在美国生活满意。我想了想，觉得他想吃的恐怕美国人准备不了。所以就回答道：你们认为什么好就拿出什么来就行了。他们认为美国最好吃的是牛排、小牛肉。结果，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方面大部分都准备的是牛排、小牛肉。

　　此外，在日程安排上，美国方面力求要使邓小平满意，也尽量满足美国的要求。所以邓小平一行到达华盛顿后，按一般常规，应该是先同美国总统会晤。但美国安排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天晚上设家宴欢迎邓小平，只有国务卿万斯、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以及奥克森伯格等少数人作陪；中方代表团也只是几个负责人参加，以便于畅谈。布热津斯基想了解邓小平这次来美想要看些什么、想了解些什么。在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后，布热津斯基提出给邓小平安排几次讲话的机会，在华盛顿安排一次与记者的会谈，把中方认为应该讲的事情放开讲，然后到西部去，西部对中国不太了解，在那里多安排一些活动，在那里多讲一讲，有些人不容易见到，中国代表团时间有限，走的地方有限，在招待会上把客人请到一起，有机会说话。外国元首来美国，在国会里参众议员合在一起，给邓小平则安排两次，众议院、参议院分两次讲。布热津斯基说：这样您能够畅所欲言，分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1979年1月29日早晨，卡特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1000多名欢迎者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向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欢呼。白宫大草坪上，按照接待国宾的规格，鸣放礼炮19响。亲历那一历史瞬间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

　　卡特总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非常希望你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来我们国家参观访问，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国家的人民去你们国家参观访问。中国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不能见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副总理先生，昨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是你们的春节，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邓小平答道：“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晚上8时40分，白宫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结束后，卡特总统陪同邓小平一行前往肯尼迪中心观看盛大的文体表演。卡特对邓小平说：“观看我国一些最杰出人才的美妙演出，是开辟科学、贸易和文化交流渠道的最好不过的办法。”美国政府接待国宾的通常做法，是在国宴后紧接着在白宫宴会厅，或东厅，或玫瑰园举行小型音乐演出。但是这次，卡特决定将演出改在规模宏伟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组织者找到一家石油公司出资25万美元赞助。赞助商看好了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意在乘邓小平访美之际抢占先机。组织者知道邓小平特别喜欢足球和篮球，特意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一队职业篮球选手，走上舞台表演他们的篮球技艺，这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是第一次。着名钢琴演奏家鲁道夫·塞金敲响了琴键，歌唱家兼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歌喉使美国观众如醉如痴。他在演唱时用中文说了“家”、“家庭”和“家族”，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招待会上安排的都是着名的表演家、歌唱家、艺术家集中在舞台上表演。每一个节目之间，还邀请了着名人士穿插报幕，连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也出来报幕了。美国第一个上太空的宇航员，已经做了参议员也请来报幕，每次报幕前都是先讲两国关系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然后才正式报幕。我到美国以来，各种节目看了不少，但像那天晚上节目如此精彩、如此隆重的，还没有见到过。最后一个节目，由大约200名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了表演这个节目，他们练习了整整两个星期。他们的歌是这场晚会的高潮。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夫妇在舞台上热情地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这次招待会的效果很好。

　　1月30日中午，邓小平来到美国国会大厦参议院大楼，参加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工作午餐。面对美国参议员，邓小平很快就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关键是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人们担心的是将使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将采取什么政策来解决台湾问题。我肯定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他指出，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统一的速度。此外，他还就朝鲜问题和东南亚局势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之后，他又来到众议院，由伍德科克和霍尔布鲁克陪同，与74名众议员一起参加茶会。他对众议员们说，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不仅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两个大国能够永远友好下去。诸位先生和我一样，肩负着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我们愿意与诸位一起为尽到我们的责任而努力。”邓小平的讲话非常有趣味、内涵深刻，说服了许多原来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消除了。当然，也有一些议员尽管说不出不同意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理由，他们还在抱着成见说“不同意”，固执地反对这一历史进程。

　　美国方面还安排邓小平参观卡特的家乡乔治亚，可能是出自卡特总统的授意，为了使邓小平能更多地接触一些州长，将附近的二十几个州的州长都请来参加乔治亚州专为邓小平举行的宴会，这是过去没有的。

　　邓小平还到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邓小平一行来到休斯敦，这是美国西部的一座重要城市。在休斯敦的主要活动是看航空展。参观过程中，宇航员艾伦·比恩带领邓小平参观了宇宙空间实验室。比恩5年前曾在月球工作了两天，在宇宙空间实验室一次就工作和生活了59天。他为邓小平讲解了宇航员在太空飞行中怎样进食、睡觉和沐浴。接着，邓小平来到了崭新的航天飞机驾驶舱。他在比恩的指导下戴上耳机，亲自体验了模拟的航天飞机着陆情景。

　　最有趣的是，美国方面还为中国代表团安排了一次参观竞技活动。邓小平一行来到竞技场观看骑牛表演，2000名观众向邓小平发出了欢呼声。盛情的主人奔上贵宾席，向中国客人每人赠送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牛仔帽，毫不犹豫地戴在头上，身边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一片掌声。骑牛结束后，邓小平受到竞技场主人的邀请，走下贵宾席来到场间，登上了一辆仿制的19世纪马车。马车绕场一周，邓小平在马车上拿着牛仔帽向四周的观众挥动。观众纷纷鼓掌，全场气氛进入了高潮。

　　邓小平一行在美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西雅图。这是美国西北部靠近加拿大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有名的飞机制造厂一一波音飞机厂就在这里，他们希望中国能大量购置该厂生产的飞机，非常热烈地欢迎邓小平的访问。多年后，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高级副总裁迪肯森由衷地说：“邓小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知道，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体系和基础设施。由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一种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

　　2月5日，邓小平结束访问，乘专机飞返中国。

　　邓小平这次访美的时间不长（即1月28日到2月5日），但是很成功，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也达到了我们访美的目的，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正如邓小平在临别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扬帆启程。

　　随同邓小平访美的翻译冀朝铸从一个侧面回忆道：

　　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那是两人8个月前在北京首次会面时的约定。邓小平抵美后一下飞机，果然不顾旅途疲劳，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布热津斯基还谈到，当时他在席间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20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盛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中文翻译，但直到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

　　在第一桌就座的还有美国着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色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邓小平说，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者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3年之久。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10年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时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恶劣做法才受到了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