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六十年”系列/之二十一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偏重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廖承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一时引起巨大轰动，影响深远。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内外的瞩目。

　　作为参与“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忆道：

　　《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的对象是台湾人民；“叶九条”的对象既是台湾人民同时又是台湾当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义给蒋经国写封信，主要针对台湾当局，明确了我们的谈判对手。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

　　现在再来看这封信，依然能够看出我们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耿文卿具体分析这封信：

　　晓以大义。“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引号内为廖信原文，下同）从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说明统一对两岸人民的好处。“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这是设身处地地替蒋经国着想，若能在蒋经国手中实现两岸统一，则蒋经国名垂千古。“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先回顾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再说明分合利害。寓理于情，情理交融。

　　陈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指出台湾问题纯属内政，“外人”无权干涉，奉劝蒋经国不要仰人鼻息，使台湾成为别人的附庸，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三思。”“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从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的兴亡到蒋氏父子对历史的交代，言词恳切，同胞情、兄弟情溢于言表。

　　动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廖公和蒋经国幼时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对蒋经国深为挂念，多有嘱咐。“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廖公的这些话，以情动人，或引用蒋经国的话，或引用我们领导人的话，说民族大义，抒兄弟情深。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廖公在信中引用台湾方面的谬论，逐一进行驳斥，指出其危害性。

　　对于廖公的这封信中有些词句的典故、出处，耿文卿解释说：

　　青少年时期，廖承志和蒋经国同在原苏联莫斯科求学。当时天气特别寒冷，晚上，他们俩就同盖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这样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原来是“俄京把晤”，后来讨论时改为“苏京把晤”。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的座右铭，廖公在信中引用这句话，是以蒋经国的身份来说的，动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4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的亲笔题词，用在这里含意深刻。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当年，一些高层民主人士给台湾写的信报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批了4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然后，民主人士将毛主席的这4句话写进信里，并指出是我们领导人写的，让台湾当局知道我们的政策。

　　“伫候复音”是邓大姐审阅时加上的。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诚意，尽早与我们谈判，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此外，像“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语，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蒋经国的原话，更具说服力，也更能动之以情。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浸透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也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信，这里面还有些由来。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解放军也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行动。对台工作重新启动，廖承志成了负责人的不二人选。随即，在邓小平一句“侨务工作要恢复，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之后，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工作首先恢复了。同年12月，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邓颖超。

　　由于邓颖超年事已高，对台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当时他身兼好几职，既分管侨务工作、港澳工作，也分管对台工作，甚至还有外交中的对日工作，可以说是“四位一体”。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对台工作最受他的重视，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每周召集两次对台会议，及时掌握最新情况。

　　1982年7月，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

　　蒋经国于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又成为了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唯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此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廖承志接受了写信的任务。其实在写信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来争取蒋经国：他提请中央重新修复蒋家祖坟。这个决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人感到难以理解，并很快表示反对，这些人当中甚至包括廖公的家人。对当时的大陆人来说，蒋介石——蒋家无异于难以原谅的敌人，无数人与之有着血海深仇，廖公自己也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廖承志说：“我们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要向前看。”一句话，将当年的恩怨都搁下了。于是，顶着众人的异议，廖承志亲自安排，很快让当地有关部门把破败不堪的蒋家祖坟修缮一新。1980年12月31日，廖承志外甥女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就在这次会见中，廖承志拿出了修缮蒋家祖坟的照片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陈香梅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和口信。

　　得到陈香梅捎去的所有情况后，蒋经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现在已无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为和言语，必定掀起过他内心的波澜；当他想起自己“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时，一定浮现过廖承志传来的善意和温情。正是这些，在他心底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而此时的廖承志，也正要应对着这个缺口开始写那封震动中外的信了。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所持立场极为顽固，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他读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内心深处是否受到了某种触动，也不得而知。不过，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仍充满敌意，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十七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