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航事件” 震惊两岸 蒋经国“三不”政策破功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
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笔者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还原了“华航事件”那段尘封久远的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刚18岁的王锡爵只身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们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
中午12时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告之台北中华航空公司:你公司货机一架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中国民用航空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和5日,台湾当局有关官员相继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台湾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他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已。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
台湾方面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一行于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方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一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方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方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方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方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第三者。如直接交接,就在香港。我方未表示同意。台方代表陈恩锦(台华航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企划处处长)又提出是否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飞机和货物再商量。我方坚持人、机、货同时交接的原则,同时明确指出王锡爵先生愿意留在大陆,我方尊重王锡爵先生本人的意愿,交接的人中不包括王锡爵先生。台方对此没有表态。这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的观点、立场和诚意,气氛很融洽。台方只要求与董、邱二人通一次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刁难性说词。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零15分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我方人员立即向中央汇报首次会谈的情况,并请示首先力争在广州进行交接,若台方拒不接受,拟同意在香港交接。还请示了在香港交接的步骤,并提出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我方人员的建议。于是,我方拟定了第二次会谈仍坚持在广州交接的方案。
5月18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我方代表张瑞普首先发言,重申了我方坚持在广州直接交接的立场。台方表示在广州交接有困难。台方认为,“双方观念不同,制度不同,这里面有个立场问题,不合适;而在香港双方都有公司,每天有十几架次的飞机起落,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呢?”我方回答说:“香港安全恐怕有问题,目前又是英国管辖。在广州主要是为了交接安全、顺利、迅速,并无他意。”台方代表陈勋伟(华航香港分公司副经理、台湾情治人员)态度强硬地说:“在广州交接绝不可能,用不着再向公司请示,公司已充分授权给我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法谈了。”至此,会谈陷入僵局,双方建议暂时休会。回到新华社驻港分社,我方人员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中央指示,拟定在第三次中仍坚持力争在广州交接,若实在不行时,可伺机转入第二方案,即同意在香港交接。
5月19日下午4时,第三次会谈在香港马会大楼9层举行。一开始,台方代表钟赞荣就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6个问题,想先把人要回去。我方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方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方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方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方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在这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方人员倒茶。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方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方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方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方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方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时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多年后杨斯德回忆说,“华航事件”的谈判是对台工作的一次重大事件。在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势下,这件事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对台工作的全局,意义重大。由于中央决策的正确,双方比较顺利地举行了谈判,成功地解决了这次事件,中外震动。这次事件的成功解决,扩大了影响,赢得了人心,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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