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见证友情 —— 黄埔女兵书信拾零 （二）

　　我的母亲谭珊英与黄静汶于1926年11月一同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黄埔军校第六期），成为亲密战友。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军校女生队提前毕业，母亲返回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继续就读，1929年冬毕业。1930年春，母亲曾在上海与黄静汶见面，此后相互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不久，担任国家卫生部妇幼司领导职务的黄静汶，主动写信到“茶陵县邮局探交谭珊英”，正在家乡茶陵县担任小学教师的母亲收到信后，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她们又建立了通信联系，母亲多年来得到老战友的热情关心和帮助。这正是老一辈革命者纯洁心灵和真挚友情的见证，令人感动。

　　上世纪60-70年代，我常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开会，当然要去拜望母亲的老战友黄静汶。黄妈妈平易近人，十分热情，特别珍惜在艰苦革命斗争中与我母亲结下的友谊，我有时还见到罗俊伯伯（黄静汶的丈夫，原国家外文局局长），他们虽身居领导岗位，都很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常常给我讲过去经历的故事，给我很多教诲和帮助。那时物资匮乏，大多数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我每次去黄妈妈家，她都留我在家里吃便饭，离开时总要给我母亲捎带一些市场紧缺的如绵白糖、香肥皂等物品。

　　1975年母亲正式退休，终于实现了到北京看望老战友的愿望。黄静汶还热情地邀请到武汉军校女生队同学曾宪植、张瑞华、黄杰、谭勤先、陈玉裳等，老战友相聚，个个兴高采烈，感慨万千，异常激动。只是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不少人还有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离别半个世纪的重逢，也不可能完全尽兴。拨乱反正之后，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她们的书信往来更加频繁了。黄静汶多次写信要母亲回忆女生队的情况，鼓励母亲写回忆录，特别强调要忠于历史事实。她为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活动，为武汉军校女生队文集《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的出版，更是不遗余力。我母亲去世后，黄妈妈还鼓励我们为母亲出书，并在年逾90高龄时亲笔撰写了回忆我母亲的文章作为书的序言。2010年元旦，我在北京拜望了104岁高龄的黄妈妈，看到老人家身体健康，一再提到“你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令人欣慰和感激。我的胞兄陈洣加于今年5月也到北京拜望了黄妈妈，今年105岁高龄的黄妈妈是最后一位健在的黄埔六期女兵。

　　书信是亲友之间进行情感和信息交流的原始材料，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和生活的缩影。谨选录黄静汶与母亲谈及黄埔军校女生队的朴实而真挚的往来书信片段，与读者分享。

　　黄静汶1981年3月22日致谭珊英：

　　早些时，全国妇联约了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以及女同学黄杰、陶柱馥、杨庆桂、杨庆兰等，我也被约去，是座谈女生队与恽代英。另外她们整理了一个女生队材料，写了一些她们调查过的同学名字，我加了你，说明你在衡阳。现在请你回忆以下的事并写信告诉我……

　　谭珊英1981年5月5日致黄静汶：

　　谈到武汉军校的事，我却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生活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记得是1926年下学期，我正在第一女师高一学习，学校因经费困难停课了，这时武汉军校破天荒在长沙招收女生，于是我就改名谭浩郁前去报考（第一天是体格检查，检查得非常严格，周身都要看遍，因此，我们女师有很多同学怕羞，不让医生检查，在这一天就败下来了）。我记得你那时是住在我的同班同学许闻道那儿，每天晚上都到我们自习室来学习。因此，在没有录取前我就认识你了。出榜后，行期很仓促，第二天晚上就要乘火车去武昌，临行前还要去党部办手续，写介绍信。可是我不认识党部任何人，幸亏你很关心我，马上找着夏树模同志写了一封信。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是多感谢你啊。到了武昌，女师的学生都安排在斗级营一个小旅馆里，我和黎树蓉、谢鸣冈、谢翔霄、王容箴、周铁忠、周有德几个住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几个人经常玩在一起，由谢鸣冈发起，结为“七兄弟”。不久，武汉招生委员会要湖南学生复试，由男同学发动，反对复试。反对的方式是：天天在黄鹤楼开会，讨论反对复试的理由、办法。最后由大会推荐了几个代表，男同学我只记李应白，女同学有周铁忠、谢鸣冈。结果失败了，全体代表都被开除。谢鸣冈因她三哥在部队里，托人说情，才准她改名谢冰莹参加复试。李应白、周铁忠等人则都转入了唐生智办的一个军事训练所去了。

　　学校开学的那天，全校同学都到阅马厂去行开学典礼，首先是由校长蒋介石讲话。他那削长的脸形，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的大队长是杨树松，他一来女生队，大家就感到一种森严的气氛，班长立刻就喊立正！敬礼！讲课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政治教官恽代英同志。他一进教室就满脸笑容，讲课也是和颜悦色，戴一副近视眼镜，服装非常随便。还有周佛海给我们讲三民主义。邓演达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每周星期一在周会上给全体同学做政治报告，他的形象和语调，我至今还记得。彭、钟两位指导员，我也记得很清楚，彭指导员那时很年青，在学生面前讲话还有点红脸呢。三八妇女节那天，女生队到阅马厂开过庆祝会，主持会的有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同志，我和曾宪植两个人还背着驳壳枪站在主席台两旁守卫呢。我那时感到多自豪呀。在南湖，我记得去过一次，好象是行军，路程很远，时间很长，加之那天又热，晕倒了呢。西征夏斗寅和杨森，我们女生主要是做宣传工作，如口头宣传、写标语、贴标语等，另外还担任护理受伤同学。男生则全部在前线打仗。可是，军阀尚未肃清，一声命令叫我们撤回武昌城。回到学校，才知道蒋介石叛变了，在上海屠杀革命群众。全体同学好不愤怒！大家都到汉口大世界举行示威游行，齐声高呼：打倒屠杀工农的蒋介石！6月底，蒋介石下令要解散军校。消息传来，大家对蒋介石更是切齿痛恨！有一次我记得施存统同志在女生队讲话，他慷慨激昂地痛责国民党无理解散军校，说得同学们痛哭流涕。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真如晴天霹雳，谁都痛心，谁都不愿意离开这有意义的可爱的军校。那时同学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朝气蓬勃，像生龙活虎似的，刀山能上，火海敢闯。在军校，时间虽短，影响可大，革命的思想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暂时写这些吧，如有必要和可能，我以后再把记得起来的有关情况整理成一篇回忆录，寄给你。

　　黄静汶1981年5月15日致谭珊英：

　　5.5信收到，很高兴。久不接回信，以为你去湘潭了。

　　你记忆力很好，不知能否想想恽代英同志是对男女同学上课，还是只对女生队讲课？在教室讲？在室外讲？讲的什么？还有，据曾宪植说：宋、何参加的大会是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不是纪念三八。你再回忆究竟三八她们参加没有？

　　还有湖南学生反对复试，最后到底复试没有？出的什么作文题，三民主义考什么题？其他考什么？又检查身体吗？你除自己记忆，还找别的同学谈谈或写信问问。如果没复试，除开除那几个代表，其他同学一律入学（有这种说法）。开除的介绍到唐生智那里，那又是谁介绍的，是军校吗？我也住斗级营，但复试还是记不清，有时我觉得是多次交涉，开除了代表，余均免试入学。这是没有把握的，请你将记忆所得见告。

　　我曾告知妇联你是军校学生，把地址姓名都写去了，不知她们给信你没有。你如能回忆出确实有根据的事实，不论是在校的，打夏斗寅的都可写成回忆，如记不出事实就可不写。人家要的是事实，如当时那些教官，教什么，何时在何处讲课以及西征事实，女生队事实。有的如杨庆兰就是记得有眉有眼。你听说过女生队发展共产党员没有？有何事实？都可写上。西征时是写的什么标语、传单？                                                       

　　黄静汶1985年6月22日致谭珊英：

　　六月十五至十六日我被约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女同学还有黄杰、张瑞华，你记得她们吗，黄是湖北人，在延安，与徐向前结婚。张是河南人，聂荣臻夫人。在会上的小组会上我谈起你以及在北京、武汉的几个同学，冰莹是闻名作家，一位四川人，她们要我写信劝她回来。我就只知她在美已入美籍不知地址。你如知地址，可去函劝探亲。

　　黄静汶1985年11月12日致谭珊英：

　　记得我写信给你，请你回忆一下入女生队及在女生队的文寄我，还未收到。内容你为什么入女生队，家庭情况，同考同学、录取等；到武昌你们七姊妹，在队生活，离队以后情况都可写，但要事实，不要虚构，字多少都可以，还要一张照片，当年女生队的更好，生活照片也可以，但要注明年月。

　　希望你身体健康，能把自己这段生活写下来也显示那个时代新女性。你能记住的湖南女同学名字，请都写上……

　　黄静汶1988年6月18日致谭珊英：

　　昨天我和勤先参加黄埔军校北京市同学会成立会，又分发一本黄埔，特送你请查收。

　　谭安利同志来京开会曾到我处并以你名义送我湖南特产茶叶，惜我身边没有值得送你的东西，只祝你健康长寿，把美好的祝愿请他代为转致。安利也送我一本株洲文史，有你的大作，写得很好，祝贺。听说你还在继续写回忆，太好了。健康，能写就努力写吧。我这几年视力不行，提笔眼乏，已长久没执笔写什么，以后一面保护眼睛，一面也该向你学习，写点东西，手边还欠了澧县要我写的和我1927年同监狱张群范情况以及其他地方要的。

　　告诉你，女生队那书去年七月送出版社，原定去年十月最迟十一月出书，又难产、滞产了，不过妇联康克清大姐和张帼英书记说书一定要出。

　　笔者注： 黄静汶（1906.12～）女，原名黄自纯，湖南湘阴人。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农村服务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二届全国妇女大会代表，第三届执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