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丘之纪与青岛税警团事件

　　我的父亲丘之纪，1902年出生在广东揭西一大户人家，在学校念书期间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学习期间随校组织的学生军两次参加东征，由于表现优秀，毕业时由当时任教务长的张治中将军点名留校。1927年，国民革命军拟将北伐中俘获的士兵改造成北伐革命的力量，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的叶剑英，向黄埔军校的张治中将军请求调配一些人员来充实各级军官力量，随即父亲被批准调往叶剑英手下任营副兼连长，并参加了后来的江西“吉安暴动”。父亲后来又回到黄埔军校，先后任张治中的副官、教导总队第一营营长以及第二团团副等职，跟随张治中参加了讨伐军阀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和支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英勇牺牲，当时年仅35岁。张治中将军赠予挽联：  

　　“见义争先 黄浦江边摧顽敌

　　赴难恐后 苏州河傍有余哀”

　　父亲牺牲时，我刚满3岁，对生活中遭遇的莫大不幸全然不懂，极度悲伤的母亲把我带回到湖南长沙的外婆家。1940年日军占领长沙前夕，我们逃难到长沙西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真正开始了解父亲的历史是1954年，我投考大学临离长沙时（我报考音乐学院作曲专业，长沙未设考点），母亲拿出一本多年专为我收集的与父亲有关的照片集，这是在长沙西乡躲避日军扫荡时，母亲急中生智将它藏在房东老乡准备作古的棺材内幸存下来的。母亲翻着照片为我一一讲述父亲先前的历史。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母亲与父亲的三张合影，那也是我们和父亲最后的合影。那是1937年5月，父亲着便装和母亲领着我在青岛跑马场旁以及汇丰炮台照的。照片中，父亲和母亲显得颇为悠闲自在，母亲解说得也很平常简练。但照片背后的故事，我直到1991年在上海见到同是黄埔三期的宋瑞珂老先生才了解。宋老先生当时是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他热情地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关我父亲的资料，还为我引荐了熟知我父亲情况的王石凤老先生（原国民党税警总团司令部总务处长），并建议我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当年的战斗详报等。

　　历史要追回到1929年，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因怕刺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没敢驻扎正规军。日军视我软弱可欺，更是肆无忌惮将海军舰艇随意出入青岛港，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寻找借口搜查国民政府青岛市党部等机构，一时间，日本的武力威胁笼罩着整个青岛。当时任青岛特别市市长的是沈鸿烈，他曾留学日本，深知日本海军强大，如果日本海军舰艇一旦进入青岛海港，即可迅速登陆，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武汉，一路攻打上海，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阻挡日军进入青岛，也为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地位，他必须依靠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但调入正规军进驻青岛又怕日方过于敏感，因此提出以盐价上涨抽取盐税及海上缉私为由请求调税警团进入青岛。税警总团共设六个团，其武器全部是美式装备，兵力及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由于总团长黄杰非常赏识我父亲，认为他不但有军事才能还有政治头脑，因此他最后决定派父亲任团长的第五团进驻青岛。

　　1937年4月底，父亲带着税警团第五团开始调防，5月初全部进驻青岛市郊胶州湾西部盐田区。母亲和我也随军到达青岛。后来母亲告诉我，一到青岛我们的日子就不安宁了。原来日本政府及军方得知了税警团进驻青岛，马上向中国政府和青岛、山东、北平等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和“严重警告”，要求将税警团尽快撤出青岛。日本华北驻屯军和驻青岛、济南、北平、天津等地武官、特务机关在日本军部指使下,策动在青岛的日、韩浪人寻衅生事（当时，有不少韩国浪人在青岛营生，尤以海上走私为主），煽动侵华战争。日本的报纸舆论借机夸大其词甚至大肆造谣，刊登反华文章,鼓吹出兵青岛、山东,以配合军方的侵华战争活动。由于日本方面的大肆渲染,税警团入青一事陡然成为中日两国间的一件重大外交事件,双方为此交涉长达数月之久,成为抗战爆发前夕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青岛的局面有如万弩即发之势。沈以不刺激日本的方针，严令父亲约束部队：“不干涉”日、韩浪人的各种活动；部队不得进入市区和周围的城镇，全体官兵即使赴青购物时，一概不许着军服或携带武器。以免日方寻找藉口，引起重大事件（沈的这一指示方针的历史记载，也解决了我心中多年的疑团：我和母亲随军到青岛后，留下最后与父亲的几张合照，父亲全部是着便装，我想象父亲着军装一定非常英俊，没留下父亲着军装与我的合影，多少年都成为我心中的最大遗憾。）。

　　5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立即撤走税警团。同一天，日本驻华代办也向中国财政部提出同样的要求。日本驻北平使馆向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提出以上同样的要求。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和武官向山东韩复榘发出“严重警告”并挑拨韩与沈的关系以削弱沈的力量。青岛的形势愈来愈紧张,也愈来愈复杂，沈为了既不撤退税警团，又不使事件扩大，除了亲自向日方说明真实情况外，还与父亲商定，让他于5月20日在报端披露谈话，以纠正日本报纸捏造事实之错误，并表明税警团来青岛主要是缉私的立场。第二天，即5月21日，日本驻青岛副领事、警察署长、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及随行人员一行7人，专程赴税警团驻地调查、查询中央军势力进入青岛的“证据”，父亲全程陪同。当日方看到，人数仅两千的税警忙着挖排水沟和修建营房，见“中央军大量军队要进入青岛”的一说不能成立，便转入“如税警继续压迫韩人，日本将采取自卫手段”的说法。父亲马上反驳：“税警责在缉私，并无压迫韩人之事，如日人轻举妄动，当由日方负责。”第二天日方报纸发表调查结果，只字不提此次调查之原意，却将税警挖排水沟和修建营房说成是筑工事准备作战，以此再次提出请求日本出兵，藉口从“保护日本侨民”而发展到“保护中国地方人民”了。

　　5月26日，“华北日本武官会议”召开，青岛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这次出席会议的高层武官有十余人，此次会议最重要的主题仍是青岛税警团的问题，会议最后确定群赴青岛，再次调查税警团事件，企图从调查税警团来寻找侵华战争的突破口。6月1日，各地日本领事云集青岛，在青岛日总领事馆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仍是青岛税警团问题。会议的第二天即6月2日，十余名日本职业外交官前往税警团驻地，名为视察税警驻防情况和会晤父亲，实质是质询父亲六大问题。目的企图在质询的回答中找到破绽和漏洞，以此为理由在青岛及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问题有：现兵力是多少？是否还增加?是否要开入市内？城阳、南泉驻兵否？是听命于第二师黄杰将军还是财政部？韩侨被压迫真相？有无鼓动民众抗日？父亲早作好思想准备，对质询的六大问题一一巧妙地回答。如对于第四个问题：“防区内日、韩侨民请加保护”，父亲坚定地回答：“日、韩侨民正当营业当然保护，如系贩卖毒品，在公务员义务上亦不忍忽视。想贵领事等亦必不具同情于此也。”双方谈话两小时，因父亲的回答滴水不漏，以致日方没法找到藉口，只有悻悻而去。母亲后来也曾向我说过，我们到青岛后，日本人三天两头来请我们吃饭，实际是“鸿门宴”，每次我找理由不带你去参加，有一天还差一点大打起来了。当时，我理解所谓“大打”是在饭桌上言语冲突差点动手，殊不知是指6月2日，日方十余名职业外交官以会晤税警团团长为名严厉质问父亲之事。

　　此次，对税警团的调查中没有找到藉口，日本不再打算出兵青岛发动侵华战争。其实不出兵青岛，还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如青岛一旦发生战争，日侨在青岛的利益将受到莫大损失。在青岛的日侨各种组织对日政府出兵青岛持消极态度，有些组织在下面甚至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侵华的战略部署发生了变化。因此，日本不再在税警团问题上做文章了。

　　税警团在青岛与日方一轮一轮的较量，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略部署——“一个月打过上海，三个月占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