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运昌的传奇一生

　　父亲李运昌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在跨越百年的人生道路上，为了民族的自由、革命的理想，他战斗不息，奋斗不止，历经了无数的坎坷和危难。此刻，回望他老人家铁血传奇的革命人生，心中不由得充满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情！

　　李大钊推荐他上黄埔

　　早年间，我们老家河北乐亭有个习俗，男孩子长到十多岁不是去上学，而是去闯关东。我父亲兄弟三人，伯伯和叔叔先后都被送去哈尔滨当学徒。结果因为生活条件恶劣，伯伯和叔叔先后病逝，唯独留下了父亲这根独苗。父亲很争气，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乐亭中学上学。

　　1924年，父亲受同乡李大钊的影响，在乐亭中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下半年，李大钊指示中共乐亭县委和乐亭中学党支部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佩环推荐了父亲。由于学习要绝对保密，父亲便向我祖母说谎，说是去天津开学联会，匆匆离开了家乡。父亲和他的同学孙鸿祥见到李大钊后，李先生告诉他们，去苏联的船已于前两天开走了。同时告诉他们，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国共合作共同组建了黄埔军校，这是一所为强国强军培养人才的好学校，希望他们能去那里学习。李大钊嘱咐他们，这次学习的机会很难得，到学校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军事素质，以便将来为革命多作贡献。并立即为他们写了推荐信。

　　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地点在天津英租界义庆里，这里也是国民党的顺直省委党部。他们被顺利录取后，便拿上省党部的介绍信，直接前往广东黄埔军校。在广州，他们先去了中共南方局报到，接待他们的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军校的组织科长杨其纲告诉他们，军校没有青年团组织，可以直接转为共产党员。这样，父亲便于1925年11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入军校后，由于水土不服，父亲得了严重的脚气病。脚肿得很厉害，流水不止，奇痒无比。当地人说，这种病严重了会死人。新生当中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但父亲心里牢记李大钊的嘱咐，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不久，身体适应了，病痛解除了，顺利地完成了新生入伍教育。1926年2月，父亲被编入政治大队的第二中队学习。政治大队的学习任务很重。教员都是国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一些苏联教官。课程很多，有“社会发展史”、“各国革命史”、“苏维埃联盟”、“政治学概论“、”文学概论“、“社会主义大纲”等等。1926年9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黄埔军校的学习。

　　毛泽东教导他学农运

　　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军校党组织的决定。抽调60名同志，专门负责组建工农武装。包括父亲在内的17名毕业生，负责搞农民武装，并指定由父亲带队，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干训队报到，进行培训。这一期由毛泽东主办，因此父亲带队专门拜会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父亲交给他的介绍信后说：“非常欢迎你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接着，向他们介绍了讲习所的情况。

　　谈完工作以后，毛泽东问父亲“芳岐同志（父亲原来的名字叫李芳岐，抗战以后改为李运昌），你是哪里人，你是怎么去军校学习的？”父亲回答：“我是河北乐亭人，是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到黄埔军校学习的。”毛泽东听了很兴奋地说：“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帮助和影响，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接着，毛泽东又鼓励他们要好好读一读李大钊同志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

　　此后，他们听的第一课，就是毛泽东为他们讲的《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讲课教员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恽代英、甘乃光等人。同学们学的课程不少，有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苏联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等等。此外还学习了有关农会章程、农会组织、土地政策等。通过三个多月的学习，使他们17位同志了解了更多的农民问题和从事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也学习了从事农民运动的初步理论和工作方法。

　　学习结业前，父亲又带17名干训队员再次看望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鼓励他们说：“希望你们把在讲习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把农民运动创出新的局面”。

　　领导发动普宁暴动

　　离开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后，中共广东省委分配父亲到汕头搞农民军工作。彭湃同志是着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时任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在汕头，下设农军部，父亲便是这个农军部的主任，在彭湃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地区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已有农军上万人。农民协会会员40多万人。父亲计划在此基础上，在每一个县城成立一个农军模范队。从1926年11月到1927年4月，各县的农军模范队已发展到2000多人。

　　1927年4月中旬，父亲正在广东普宁检查工作，突然传来蒋介石发动“4·12”政变的消息。紧接着，广东的李济深于7月15日也发动了武装政变。广州、汕头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反动派高喊着“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口号，到处逮捕工会、农会、妇女会的负责人。

　　在汕头的几位负责同志，如汕头工会委员长杨石魂、农民协会办事处副主任林苏等同志，也纷纷来到普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和杨石魂、普宁县委书记陈魁亚等同志紧急研究对策，父亲表态说：“国民党反动派要屠杀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还掌握着一万多农民军，一不能让他杀，二不能躲起来。我们要暴动。用枪杆子来对付反动派的屠刀。”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面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绝不能屈服。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举行武装暴动。此后，他们召开了潮、普、惠（潮州、普宁、惠州）三县的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由父亲主持，成立了潮普惠三县军事委员会，父亲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杨石魂为副主席，陈魁亚、何石、方家悟、李崇三为委员，下设前线指挥部。因为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又被推举为总指挥，何石任副总指挥。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很快集中了5000多农民军，于1927年4月23日，宣布发动普宁武装暴动。这一年父亲19岁。

　　此时，普宁城里的地主武装在农民军的重重包围下惊恐万状。他们急忙派出代表去汕头告急。汕头的国民党警备司令是国民党要员何应钦的弟弟何辑武，他派了一个团支援普宁。父亲他们得知消息后，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派一部分人继续包围县城，用大部队给国民党军队设下包围圈。等他们进了包围圈后，突然发起进攻，打了一场天昏地暗、你死我活的恶仗，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多营，并当场打死了团长何辑武，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夺取了武装暴动的第一个胜利。

　　组织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形势严重低潮，父亲回到了家乡。此时，地方党组织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但父亲没有被失败吓倒，继续坚持发展党员、组建基层党组织，坚持党的地下斗争。不久，他便恢复了乐亭县委，并先后担任了乐亭县委书记、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等职务。

　　1936年6月，他作为白区工作的代表，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的报告。中央认为很好，让他整理发表，父亲经过整理，以 “鹿鸣”的笔名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同志专门接见了父亲。毛泽东鼓励父亲：“你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巩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抓紧开展以雾灵山为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壮大抗日根据地。”父亲回到冀东以后，便积极投入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1938年2月，为了支持冀东暴动，毛泽东专门指示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要抓紧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工作。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立即调集部队，组成了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准备挺进冀东，支援冀东大暴动。

　　1938年6月，在丰润田家湾子，父亲主持召开了冀热边特委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巨峰、王大中、抗日爱国将领洪麟阁、杨十三以及高志远的代表刘冠英。会议决定：冀东暴动部队名称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通过了“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会议推选爱国将领、滦县民团司令高志远为总司令，父亲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司令，洪麟阁为副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暴动部队下设6个总队每个总队2000人。父亲所领导的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是王瑞清（胡锡奎）同志。会议还决定：暴动日期定在1938年7月16日。

　　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父亲秘密到达唐山市，找我党派到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担任警戒科长的地下党员朱欣陶同志了解情况。朱欣陶同志告知父亲三个重要情况，一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已到达平谷、蓟县、靠山集一带；二是冀东暴动的时间已经暴露，敌人正在准备全力镇压；三是为了防止暴动，敌人正在全区收缴民间枪支，已收缴23万支。鉴于消息的极端重要性，父亲连夜骑自行车返回冀热边特委进行研究，决定暴动时间提前10天，于7月6日进行。在严密的组织领导下、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全体冀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冀东大暴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暴动部队迅速扩大，很快壮大为20万农民的抗日大暴动。7月6日晚间，滦县的港北村首先吹响了暴动的号角。300多名骨干队员集合在村头，在总队长李润民、政治部主任高培之、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张鹤鸣以及张振宇等同志带领下，举起义旗，宣告抗联第五总队正式成立。从此，抗日烽火席卷冀东大地。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迅速发来贺电：“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今以十万分地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庭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相信这支在抗战中生长、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前进，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

　　先机挺进东北

　　1945年8月11日，日本即将投降，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出三道命令：一要国民党军队积极受降，莫稍松懈；二是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不得向共产党部队投降。三是命令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与此同时，朱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父亲得知命令后，立即率部队分三路挺进东北。先后解放山海关、锦州、辽西等大片地区。8月30日进驻沈阳，迫使日伪军投降。期间，冀热辽部队的东路军，由曾克林、唐凯同志指挥。后来，父亲指派曾克林同志和苏联代表乘苏联飞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当时毛主席正在参加重庆谈判，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的历史功绩，鉴于冀热辽部队在东北的迅速发展，经中央研究并报在重庆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将中央原定的战略方针“向南发展、向北防御”，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任命父亲为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在这个时期，交通部完成了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和许多大港口的建设。父亲还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 ——中波轮船公司。粉碎“四人帮”后，他承担了中央委任的恢复司法部的任务，为培训司法干部、解决人民调解工作和建立律师公证制度等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时，他虽然已是74岁高龄，但仍不言老，继续工作。

　　1988年冬，父亲在广东调查研究时发现，由于政府控制、统购统销、价格偏低等原因，农民不愿意种甘蔗，糖厂生产停顿，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据他了解，湖南也有类似情况。为此，他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广东蔗糖生产出现严重危机”。中央十分重视，很快对蔗糖生产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1993年，父亲被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2002年4月任会长。期间，他积极主持开展海外联络工作。利用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和黄埔军校建校75周年的机会，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仅2000年到2001年，就接待海外来访客人280多人次。

　　在《李运昌回忆录》中，父亲感慨地写到：“我能从历史劫难中挺过来，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幸运者。今逢盛世，面对繁荣富强的祖国，追忆那些为了美好的今天，已经一批批倒下去的老战友，我感慨万千，但愿能以我们祖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硕果，告慰他们早已远去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