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由信息通

——  记我的父亲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的通信建设

　　父亲戎马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十分重视军事通信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关心着国防通信现代化建设。1986年，父亲给通信兵题词：“胜由信息通”。当时人们似乎还没有理解其中深刻的寓意，但是很快到来的新一轮军事变革以事实给与了诠释。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现代战争的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开始转变为信息化战争。在1992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向全军发出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号召。2012年，总参通信部也更名为总参信息化部。虽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够亲历这次新军事变革，但他睿智的目光早就预见了这种发展趋势。

　　古今中外优秀的军事家无不重视信息的作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知彼主要是依靠情报，而知己除了要对自己的部队有深入的了解以外，就是要依靠通信网络了解战场的态势。在红军时期，我军主要是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所以保障军事指挥主要是依靠无线电通信手段。父亲时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曾有用一个团解救一部电台的故事。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就组建了两个无线电台站,第一台跟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行动,是由宋侃夫和王子纲同志负责,第二台站担任机动任务，是由蔡威同志负责。当时的无线电台不仅担负着与中央军委及各苏区的联系,而且还要侦听、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报,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向西进行战略转移。蔡威同志领导的无线电二台经二郎畈穿过平汉线后，在一个小村庄休息。突然枪声四起，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电台的同志和负责保护电台的部队英勇还击，奋力抵抗，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加之与电台配套的设备多，难以突围，情况十分危急。蔡威同志只好立即向一台发报，报告当前的危险情况。一台随总部行动，电报送到父亲手中后，他马上命令先头部队徐深吉团，立即跑步返回，不惜一切代价解救二台。徐深吉同志率部闻风而动，杀开一条血路，接应二台同志突出重围。父亲知道二台的同志和设备都安然无恙，十分高兴，并对参谋处交待：电台是红军的耳目，是我们指挥打胜仗不可缺少的法宝。今后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要首先确保电台和通信人员的安全。事后，父亲给两个电台增补了最好的马匹，增强了电台部门的机动能力。

　　如果说无线电台在红军时期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而充分使用有线电通信网保障战役战斗指挥，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作战时的一大特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川陕时期，红军自己不能生产无线电台，川陕根据地于中国腹地，外面也带不进来，只能取之于敌；四川军阀部队的无线电台也比较少，而有线电话却已广泛使用；红四方面军电话队成立很早，在鄂豫皖时期就积累了保障战役战斗的经验。加之，在川陕历次反“围攻”作战中，红四方面军采用的“收紧阵地、积极防御、待机反攻”的战略战术也为主要依靠有线电保障战役指挥提供了可能性。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根据川陕根据地实际情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有线电话在保障战役战斗指挥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深知畅通的通讯是军队的生命线。在由鄂豫皖向川陕一带转战途中，突破层层险关,翻秦岭、涉汉水，为了适应艰险的道路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部队必须轻装。父亲指示部队忍痛埋掉了一些重武器，丢掉了一切不必需的辎重，但是却拨了十几匹骡子给电话队驮被覆线等器材，还特别交待：情况紧急时，别的可以丢，电话器材决不能丢！电话队的官兵牢记总指挥的命令，不管是长途行军，还是破敌突围，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住电话器材。

　　正是这一富有战略远见的命令，才使得在入川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展开的反“三路围攻”战役中，能够使用有线通信手段保障战役指挥，取得战斗胜利。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有线电建设刚刚展开，还没有成网。为了保障方面军总指挥部对作战的指挥，曾中生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在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队没有来得及撤收的线路的基础上，首先架设了总指挥部至各师、团驻地的临时线路，有效保障了对作战部队的实时指挥。父亲在《历史的回顾》中讲述1933年3月8日争夺八庙垭的战斗时说：“半夜里张国焘打来电话，说八庙垭失守，我急得觉都无法睡。天不亮就赶过去，集中十一师、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反攻……夺回了八庙垭。”这段描述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同前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的电话已经很畅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电话兵的袁学帮同志在《把红色线路架遍川陕苏区》一文中回忆说：“1933年反‘三路围攻’时，绥定（今达县）、宣汉、万源地区的战况，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就可以通过有线电话传到通江总指挥部。”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尽可能调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有线电建设。到1933年6月，初步形成了以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通江为中心的有线电通信网。半年后暨1934年初，川陕根据地共架设半永久性线路长约2200里，形成了以通江、巴中、旺苍为中心，通达各县、区、乡镇的有线电通信网。有线电通信网中使用的设备则是五花八门的，总机主要为德国西门子的5门、10门、20门、25门几种；单机有西门子式、依巴德式、瑞典式、瑞士式、开罗式手摇机。在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所安装大小不等的总机，县级苏维埃政府和重要区镇也都安装了总机。据不完全统计，到1933年5月，装设各类电话单机已达到400多部。

　　1933年秋末，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刘湘纠集140个团20余万兵力，向川陕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这时红四方面军的电话网已较完善，在整个反“六路围攻”期间，前方的战况可以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总指挥部可以顺畅地发布命令。在反“六路围攻”即将发起总反攻的关键时刻，我军已经突破青龙观，楔入敌纵深，为了如何寻歼刘湘精锐部队的问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与在后方的张国焘在电话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执。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的徐深吉对这次争论记忆深刻：“张国焘在通江的洪口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还有各军的领导同志在宣汉的马渡关，前后相距二百多里，让我在罗文坝电话站传电话……5个小时的长电话，几乎说破了嘴”。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可以在越洋电话上轻松地侃上几个小时，可能已经无法体会当时打长途电话的艰辛。但是在50至70年代使用过长途电话的人们都会知道当时打长途电话的不易。而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30年代初期，一个相距200多里的电话能打5个多小时，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保障简直神了！

　　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建设有几个特点：一是编制健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作战规模，对有线电人员编配及时进行了扩充，总指挥部电话队扩大到160多人，下设3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3个班，另编一个总机班。5个军部（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川陕军区指挥部各编1个电话队，每个师编1个电话排，每团编1个电话班。这个系统由方面军参谋长负总责，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直接管理，作战任务由参谋处下达。凡有方面军首长亲临前线指挥，参谋处都要派几名电话员携带话机和线料随行保障；二是制度严格。参谋处指导电话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对总机值机人员的5条规定：（1）操作时任劳任怨，态度要和蔼。（2）要随身佩带武器。（3）昼夜24小时，机不离人，有人值守。（4）接续电话要及时、准确。（5）不准偷听首长电话。凡泄露电话军事机密者，轻者关监，重者杀头。对于线路维护等也均有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读起这些规定深感其语言朴实、明白，可操作性强，更可贵的是各级严格执行，令行禁止；三是因地制宜。对红军来说，最困难的还是装备器材问题。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封锁，克服器材匮乏的困难，首先是组织部队尽量多缴获或利用国民党军队的线路；再就是建立军工厂自己制造架设电话线路用的隔电子、弯钩、直角、铁钉等；对自己不能制造的电池、元件等物品就通过秘密交通线，从西安、重庆、成都等地购买；四是以谋补劣。为了使有限设备发挥最大功能，电话队创造了许多土办法。川陕根据地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气候潮湿多雨，铁线线路衰耗特别大，长距离通话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电话兵就每隔一段距离，建立一个人工电话呼转站，负责传话，实行电话接力。建国后，在模拟体制时期，我军建立数千个电话增音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为了保证通信的实时性，电话队的战士们都是24小时不间断值守。

　　曾经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分队长的李玉豪同志在评价红四方面军通信工作时自豪地说：“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比无线电通信建立得早，应用得广。电台建立后，主要担负同中央苏区、湘赣西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通信联络任务，以及对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侦察工作。苏区内的战斗指挥、部队调动、后勤保障、政权建设和支援前线等任务，主要靠有线电通信去完成。从鄂豫皖到川陕，红色线路架遍苏区的山山水水，传递着战斗号令和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