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部举行第二次东征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出师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

　　党军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后，由于旋即迅速回师广州以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没有乘胜消灭陈炯明的叛军残部，致使其中一部分逃往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并得到当地军阀的支持，由此获得了喘息和复苏的机会。而东征军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急于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听到一部分陈炯明旧部“愿意归顺，一致拥戴许总司令”的“誓言”后，就将其番号变更为自己属下的粤军番号，并允他们返回东江，把潮、梅、惠属各地重新发还给叛军驻防。东江各地，转瞬间又重新沦于陈炯明叛军的控制之下。陈炯明旧部对各地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东江人民重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东征军由潮梅地区回师广州平叛后，只留下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师之一部驻汕头及沿海地区防守，兵力相对薄弱。在审理廖仲恺遇刺案件中，蒋介石迫使其多年的老首长许崇智交出兵权，并将他送去上海，还收编了许崇智在广州的部队。消息传来，引起了留在潮汕一带许崇智部属的骚动，一部分投靠了陈炯明残部。

　　在此背景下，陈炯明残部以为有机可乘，洪兆麟、林虎、刘志陆、熊略等部相继回驻潮梅，以“五色国旗”为标号，积极准备反扑。9月16日，陈炯明由上海抵达香港，与部属筹划进攻广州的诸事宜。9月18日（时间另有别说），陈炯明以“救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潮安下达了对广州的“总攻击令”。他任命刘志陆为前敌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指挥，兵分三路向广州发起进攻。洪兆麟率领左路纵队，自海丰出发，经淡水直取虎门。黄任寰的预备队，随中路纵队之后，其总兵力两万多人。另派杨坤如、谢文炳、李云复、王定华等分别防守惠州、海丰等地。留守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因寡不敌众，只得撤回淡水一线。叛军在“声讨蒋介石”的幌子下，诋毁国民政府，鼓吹“为许崇智的粤军以及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伸冤”，大造进攻广州的声势。至23日，叛军中路纵队前锋则越过石龙，距广州仅百余公里。广州形势再度出现危机。与此同时，驻广州附近的一些部队如驻在连州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约有数千人)，也显出叛变迹象，以海南岛为据点的军阀邓本殷部进至阳春、恩平，企图联合陈炯明夹攻广州。

　　面对陈炯明的进攻，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进行了充分研究后，作出第二次东征的决定。9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汪精卫任总党代表、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由邓演达、李锡朋、冯宝森、谢耀枢等人组成参谋团，统率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具体战略部署为：一、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出兵东江方面。二、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四、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当天，蒋介石发布就任东征总指挥通电说：“中正忝厕戎行，材轻任重纷呈之际，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属，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能辞。兹于9月28日就职，本护国卫民之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蒋介石根据国民政府总的征讨部署，严密制定了东征军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针对陈炯明的进攻，蒋介石等也设计兵分三路迎敌。他将参加东征的部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率军向博罗、惠州前进；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向海丰前进；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向龙门、河源前进；此外，还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严格划分了作战地区：“沿东江右岸东逾紫金、岐岭以达兴宁、梅县、大埔间以北地区为第一纵队作战地区。但作战初期，第一纵队须担任攻克惠州之责。因为第一纵队为我军攻敌的主力军，使之担任此地区的作战地区较为宽广，容易截断敌军向北逃遁的去路，使敌人不得不麇集海岸方面与洪兆麟、谢文炳部混杂，自相交哄，我军得以聚而歼灭之”。“沿东江以南地区绵延东向经海丰，陆丰、揭阳、潮汕、饶平而至福建之边境，为第二纵队作战之地区，但不担任攻惠州之责，专事该方面的作战，直捣潮汕”。前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所部新编团也参加了东征。叶部抵淡水后，国民政府命令将所部改为党军第一支队，以叶剑英为支队司令，并率所部回惠州及博罗等处加入中路作战。此外，蒋介石对行军作战中其他具体的17项问题都作出了周密严谨的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苏俄代表团的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高等顾问加伦将军因为到北京参加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还没有回来，苏俄顾问团由新来中国参加工作的季山嘉负责，东征军的军事顾问由罗嘉觉夫将军担任，除三路纵队外，还有步、炮、工各兵种都配置了顾问。

　　第二次东征的一大特点就是充分加强了政治宣传工作。出发前夕，周恩来主持下的总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宣传广州革命政府的政策以及此次东征的意义，发动民众支援东征。他组织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内容包括对本军、对敌军、对民众三个方面，还组织了强大的政治宣传队，包括总队和3个支队，人数共237人，队员是从黄埔军校学生中挑选的，大多数受过一定的政治、军事训练，并懂得一些方言。而针对胜利后对于东江地区的治理工作，总政治部也前瞻性地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决定于东征军所到之处，实行禁绝烟赌，轻徭薄赋，整顿财政，澄清吏治。此外，总政治部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革命运动，并提出了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东征开始前，中共广东区委指定革命同志会部分人士已经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中共党团组织一起组织发动群众在敌后开展斗争，以策应、援助东征军。同时，蒋介石也以总指挥的名义发表《告东江各界人民书》、《告东江农民书》，说明“国民革命军，乃是人民的军队”，并呼吁群众“结成工农兵的联合阵线”，打倒“反革命派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刘志陆等的重重剥夺”。为了严肃军纪，进一步拉近东征将士与民众的距离，蒋介石还和汪精卫一起制定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共10条，提出革命军战士的标准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这些举措有力地回击了陈炯明的所谓“宣传”，鼓舞了士气，争取了民众站到国民政府一边。

　　10月1日至11月6日，东征军陆续出发，经过惠州、河婆等战役，总指挥部抵达汕头，彻底歼灭了陈炯明叛军。至此，东征军仅用一个月时间，行程300多公里，消灭敌军1.2万余人，俘虏6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8000多支，收复了东江和潮汕全部地区，实现了广东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黄埔出身的官兵同仇敌忾，陈赓、陈明仁、蒋先云、陈诚等均有上佳表现，而刘尧宸、谭鹿鸣等黄埔师生则英勇牺牲在疆场。陈炯明从此一蹶不振，蛰居香港，1933年9月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