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

　　1925年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成立典礼。据1926年1月6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记载，成立典礼当天，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国民革命军各军的代表，会同广大、培正、执信女师、市师、市商、国民大学、女子体育等50余所院校的男女学生，广东工商界代表，留学生代表以及各界群众1万人参加。大会在中午12时开始，主要内容有宣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和各界代表演说，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到会并发表演说等，会后还进行了游行。

　　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使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在此后不久创办的黄埔军校，也任用了一批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但自实行三大政策以来，谢持、张继等一批身居国民党高层的人物，一直对此持反对态度，在国民党内部就出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这种情况在黄埔军校则表现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和斗争。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最早称“青年军人代表会”。1924年8月，为平定商团叛乱，孙中山指示廖仲恺和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校取得联系，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参加者除黄埔军校师生外，还包括当时在广州的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学校、大元帅府卫士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铁甲车队以及“永丰”“飞鹰”等军舰的代表，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商团叛乱平定之后，各军校学生感到“革命军人有团结以挽救时局之必要”，而代表会还不是一个“实际的组织团体，偶有开展的少量工作，也往往是有头无尾，没有连续性”，要求对代表会进行改组，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等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身为校长的蒋介石表示赞成，并亲自写了《组织发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序言》，呼吁“广大的青年军人立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在革命政府的旗帜之下，做中国革命的先锋派”。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专门拨出500元作筹备会的经费。

　　1925年2月1日，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各军校学生2000多人，各界群众3000多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多为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李汉藩、杨其纲、张际春、余洒度、金佛庄、茅延桢、鲁易、胡公冕、郭俊、唐同德、刘云、李永光等。联合会名义上归黄埔军校党代表领导，实际上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中共党支部领导。联合会下设“血花剧社”，并办有《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等刊物。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基地，还派人去北京、上海、天津、烟台、开封、洛阳等地的军队中发展会员，建立组织，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

　　据黄埔1期生曾扩情回忆，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此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黄埔学生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开始对立，双方经常唇枪舌剑地辩论，“有时弄到无法上课，会议不欢而散，影响了军校的团结和教育”。

　　不久，黄埔军校中成立了一个以贺衷寒为主席的6人执行委员会，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后改名为孙文主义学会。关于学会名称，其主要领导、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曾做出如下解释：“表面上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侧的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这样就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画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害前，孙文主义学会曾大力在军校内进行组织活动。廖案发生后，黄埔学生军曾占领了粤军第一军司令部，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以此作为会所，正式开始办公，并在学会内部呼蒋介石为“领袖”。在黄埔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曾扩情、伍翔、酆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果、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通，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等人，“幕后操纵者是戴季陶”。1925年10月以前，孙文主义学会“会具正式登记者且达千余人，大多是黄埔军官学校已毕业的学生在党军中任中、下级干部，或在校学生”。为了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孙文主义学会还成立了一个“白花剧社”，发行《国民革命》《独立旬刊》等刊物，并派人到上海、北京、汉口、洛阳等地成立分会，会员发展到近万人。据王柏龄回忆，1926年3月，广州孙文主义学会还和京、津、沪、宁、芜湖以及日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联络，试图召开“孙文主义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未果。

　　随着会员在黄埔军校内逐渐增加，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对抗更加激烈，一些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黄埔师生公开地对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进行攻击，经常在军校宿舍、饭堂、教室里发表攻击共产党、苏联的言论，因而引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的反击，继而引起规模更大的辩论和争议，两会成员之间也时有打架发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共产党人“常有磨擦，如缪斌、贺衷寒等与蒋先云、傅维钰等几乎是开口就相骂，动手就打架”。其中最“有名”的冲突事件有：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开始前，党军在广东大学举行誓师大会，李之龙正代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讲话，贺衷寒突然带人冲进会场，双方由言语冲突，最后演化成几百人大打出手的群殴；还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两人，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遇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师生，即辱骂不休，施以毒打，而他们自己也遭到了反击，双方都有人受伤。此次事件后，潘、杨两人的“打手”之名，很快传遍了广州。

　　随着双方斗争的不断升级，很多军校中没有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的师生也被卷入了双方的冲突。据张治中回忆，他在上述两会里并没有组织关系，在两派斗争中也没有随声附和。不过有一次，为了“调解双方摩擦”，戴季陶和沈定一在黄埔军校邀集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戴季陶被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质问，几乎“不得下台”，张治中见状，就上前打圆场为戴季陶解围，结果当即引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的不满；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把他说成是“赤色分子”，让张治中感到“困难、苦痛”。时任黄埔军校潮汕分校行营主任的王懋功，由于为人“圆滑”，和双方关系都不错，结果一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就说他“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则把他看成“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

　　后来，双方的斗争更发展到了前线部队。据黄埔2期生王大文回忆，在第二次东征途中抵潮州时，他曾与胡启儒等人公开号召和鼓动同学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结果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就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过辩论，双方都竭力争取同学的支持，斗争尖锐而激烈”。但“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以团结与斗争相结合，尚没有发生甚么大的问题”。时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也回忆，军校党代表汪精卫“对这些纠纷是一筹莫展”。为解决双方纠纷，汪精卫曾表示希望从东征前线调回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回来劝架。

　　两派争斗日渐激烈，让蒋介石甚为担忧。蒋介石在孙文主义学会举行成立典礼开始前，曾公开宣称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在第二次东征结束后，他向参加东征的黄埔官兵谈话表示：“近日本军多有互相猜忌，彼此怀疑。既违反‘亲爱精诚’之校训，而团体精神涣散，终必党国俱亡，使吾各人生无可归之家，死无葬身之地矣。望我同志深自戒惕。” 他还在《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写道：“军校是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如不发生内部之分裂……合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全力而莫能御也。”此外，他更召见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谈调和内部的事情”。12月28日，即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大操场举行成立典礼的前一天，正在汕头的蒋介石得知孙文主义学会准备在广州举行反共游行的消息后，还“漏夜严电阻止”。

　　到了1926年，蒋介石见“无法制止双方的活动”，为了加强控制，曾和军校首脑制定出“两会干部准互相加入”、“两会均受蒋介石、汪精卫指导”、“团长以上高级军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校党代表解决之”等条款，并颁布执行。4月7日，蒋介石又发布了一个《取消党内小组织令》，宣称：“本校为造就革命军人之机关，所以全体官生应知如何努力研究学术，接受党训，始能期思想行动之一致。近查校内各官生于校特别党部所属组织外，尚有其他组织，实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级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着各级长官严行告诫，饬所属一体知照遵行。”

　　据此命令，两个组织同时解散，并另成立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学生和教职员的组织统一起来，由蒋介石直接领导。1926年4月10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首先发出解散通电，21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发出了自动解散宣言，于是，两个对立的组织就此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