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

　　1926年1月6日，蒋介石带着“东征英雄”的光环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报告，由此首次跻身于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1925年12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于27日在汕头发表一篇《临行告诫各将士文》后动身回广州，31日抵达黄埔军校，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军校以全体党员名义，赠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由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致开幕词，校长蒋介石以及军校相关负责人熊雄、邵力子等人出席，随后在东校场举行阅兵式，黄埔军校学生参加。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蒋、汪之间没有多少往来，汪精卫仅仅因到黄埔军校讲课和蒋介石有所接触。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6名国府委员中也没有蒋介石。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汪任主席，蒋出任委员，二人才正式在一起共事。“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蒋汪同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在处理廖案过程中，两人曾有过密切配合，最后驱逐胡汉民、逼走许崇智。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形成汪主党政、蒋主军事的局面。在东征讨陈(炯明)、南征讨邓(本殷)战斗中，汪蒋关系密切，合作融洽。

　　国民党二大会议日程实际工作是从1月4日开始，一直开到 19日结束。大会278名代表（另有其他统计数字）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知名的有李大钊、谭平山、苏兆征、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李富春、杨匏安、高语罕、董必武、邓颖超等。谭平山是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汪精卫作政治报告，谭平山作党务报告，刘尔嵩作工人运动报告，陈公博作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报告，甘乃光作商民运动报告，邓颖超代表何香凝作妇女运动报告，毛泽东作宣传工作报告。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关于达到后者的“必要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报告，他详述了建立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陈炯明、消灭军阀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的经过。其中讲道：“各位代表，今天军事委员会委任谭延闿同志和中正报告二年来广东军事的经过情形，现在谭同志委托中正来报告，因为军事和政治、经济都有密切关系，如果详细的报告，那不是一二小时能报告完的，并且上半天汪主席报告政治的时候，已将军事上重要之点说过一大半，现在中正只可将二年来军事经过大略，及以后军队的组织和将来进行的方针，向诸位同志说一说。要报告二年来的军事，先要知道二年来广东的敌情。我们对于两年来的军事，可分两个时期来讲，杨、刘未倒以前为一个时期，杨、刘既倒以后又为一个时期，敌人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两年中的军事，总括起来说，有十三年(1924年)积极的准备，才有十四年(1925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只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不在远。最后还有要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效，实在是三民主义的力量来战胜的，革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 报告中，蒋介石表示出强烈的北伐意愿，他说：“我现在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他的报告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报告完毕，全场掌声雷动。据说代表李子锋提出一个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结果一些代表对此提出异议，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因为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会议场合向一位并非领袖的人起立致敬，还从来没有过。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以及有关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二大据此还通过了《改组黄埔军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提案》，要求各军自办的军校，统归黄埔军校管辖，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熊雄任政治部主任；而出身黄埔军校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包惠僧、邵力子、蒋先云等16人在会议上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提案》，也成为国民党二大中提案的亮点之一。

　　如何处置“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二大的一个重要议题。所谓“西山会议”是指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参加这一会议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国民党党籍；“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

　　二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决定对“西山会议派”予以反击。而蒋介石曾在黄埔军校宴请国民党二大代表，即席发表对“解决本党纠纷的意见”，并和孙科等举行了密谈，提出“西山会议案不提于此次大会，或竟保留至第三次大会再决”。这一意见被否决后，蒋介石又召集黄埔军校的代表再议此事，并请汪精卫参加。他说：“究竟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纠纷呢?我以为只有两种办法：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是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这样既可以整顿纪律，又可以团结同志，对于本党内部要如此着想，来处理一切，则各种纠纷不难迎刃而解。”随后，汪精卫在二大上提出，“西山会议”不过是“儿戏般的一件事”，提出“从宽处分”，给多数人“予以自新之路”。就此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给西山会议派诸人的处分是：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居正、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等“由大会以书面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委员会”；对戴季陶则“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还有一个由黄埔军校代表引发的“插曲”。1月18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提案，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反驳袁同畴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张国焘、高语罕等也驳斥了袁同畴的主张。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最后袁同畴表示“收回前时的提议”。

　　经过国民党二大，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已经取得重要地位，在军队系统，共产党人担任了第1、第2军的副党代表和第1、第2、第3、第4、第6军的政治部主任，第1军3个师中有两个师、9个团中有7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而在黄埔军校，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二大后，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汪精卫集中常会、中政会、国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于一身。其次是蒋介石首次跻身于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蒋介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二大选举出新的国民党中央，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9人，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常务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事领袖（2月1日，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1月1日的新年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10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所获得的成就，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