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

　　1915年4月7日，我出生于河北省灵寿县的一个农村家庭里，世代耕读，家道小康。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家中务农。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1927年阎奉之战使我辍学一年。待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事初定，我继续念了四年私塾和两年高小，并于1930年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六中学就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愤慨，青年纷纷从军报国。我亦于1933年春，加入华侨救国军干部教导队，到北京北苑接受军事训练，旋即参加长城古北口及喜峰口战役。后因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原救国军编入东北部队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所属一一七师。1934年该师奉命调往河南潢川、商城鸡公山一带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因与我初志有别，遂请假离队。1935年至南京考取黄埔军校第十二期。1938年元月毕业，分至湖南湘潭装甲兵二○○师任排长。

　　我平生命途多舛，在抗日战争中“死”过三次。在台湾坐牢因打错针昏死一整天，幸得急救生还。在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中，有三场战役印象深刻，也引以为荣。一是1938年5月河南的罗王红庙之役，活捉日寇土原肥；二为1943年云南龙陵松山之役；三为广西桂南昆仑关之役。今仅将昆仑关之役陈述如后。自1938年河南罗王红庙战役结束，我因在河南作战有功，于当年七月调回湘潭，会见团长胡献群，后因平汉铁路中断不能返回河南，改调本营第七连任中尉排长。1939年以二○○师为基干，扩编为陆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副军长郑洞国。除战车一一四九团及一一五○团隶属军部外，并辖三个步兵师，总兵力共约一万五千余人，荣誉第一师长由副军长郑洞国兼任。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第五师团于广东钦州湾登陆进犯桂南。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要地昆仑关。我第五军奉命归三十八集团军序列，在总司令徐庭瑶将军指挥下担任收复昆仑关的任务。自11月24日先遣部队由副军长郑洞国率领与日军作战，发挥步、战、炮、工与空军联合作战威力，于1940年1月5日攻克昆仑关，并巩固南侧九塘、八塘等重要据点，完全瓦解日军攻势。战役结束后，经统计全军在此次作战中阵亡者达5500余人，负伤者11000余人，失踪者3500余人，总计伤亡人数多达两万余人。在不及两个月的战斗中牺牲如此惨重，实为罕见。据战后日军资料证实，包括日军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及士官干部85%遭击毙，士兵死亡者4000余人，被生俘102人、战马79匹、小炮10门、轻重机枪192挺、步枪两千余支，及其它弹药装备物资无数。日方评述：“在此地区（指昆仑关）作战之中国军队，比其他任何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都空前的英勇，值得我军敬仰。”在俘虏营中的日军有一插曲，据说官兵常盟誓言：“若是我说谎，明天就遇到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意思是遇到荣誉第一师准死没活。可见荣誉师作战之英勇在日军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又说：“我们日本兵打英国兵（在印度）一个打三个，打美国兵一个打二个，打中国兵只能一个打一个。”这使我回想起1938年5月于河南罗王红庙夜袭敌营，活捉日寇土肥原，一夜之间我亲手杀了四个日本兵。昆仑关大捷亦充分显示我装甲部队建军的成功。

　　战后在军部举行的总结会上，郑副军长提及此次桂南战役中，我所率战车部队冲力最猛、最快，杀伤日寇最多，扫荡战场范围亦最广。论功行赏我于1940年10月10日晋升上尉。

　　昆仑关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印象最深，也最为得意的一场战斗。至今忆起仍是历历在目。

　　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又起争端，陈毅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我当时任国军装甲兵中校团附，驻守上海近郊。1949年5月25日，因情势紧迫，上级下令，命我将全团550辆车及装备全部破坏或烧毁，否则以抗命论处。我目睹用全民血汗钱历尽艰难由国外购得、平日悉心维护保养、战时舍命保全的军车及装备，却要下手销毁，委实难舍，故未执行。抵台后被以资敌罪判刑十五年，亦因此结束我半生军旅生涯。于狱中静思因事难两全，临机取舍唯以不忍之心，求其无愧而已！余今年已九十又五，六十年前往事，或有疏漏，谨就记忆陈述如上。●

　　(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