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忆往

　　我们的队长

　　我们在学校，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个队的队长。在军校接受教育和训练，队是“教育及行政单位”，负的责任很大。入伍时，队是负责百分之九十的“教育及训练单位”。一个队有八位军官，计：队长、副队长各一员，区队长三员，区队附三员。此外，还有特务长一员及五名业务士官和九名炊事士兵。

　　这个队长要主持实施“基本及战斗与射击教练”、“夜间教育”、一部分学科课程，再加上一百人以上师生的衣、食、住、行的行政事宜，队长就是一个队的主心骨，军校真正最重要的人物。

　　双流入伍

　　我考入二十二期炮科，被编到三大队二十五中队，队长是张志存中校。我自预备入伍，就在他的队上，因为我爱京剧，队上晚会，我都露一手，张队长也爱这个调调，我受到他特别的照顾，正式入伍编队，就还是留在他队上。

　　入伍快结训时，我被选为伙食委员，等到月底结帐时，伙夫头告诉我，队上结余两大块“锅巴盐”。四川“自流井”是出盐的地方，但盐比起北京来，算是很贵，我向队长请示，可否卖盐加菜？他同意了，不但全队加了菜，还请大队部及各队长参加本队会餐，吃得大快朵颐，可见当时“肉贱盐贵”，这可是成都物价的特色。

　　双流入伍，没放过假，但办伙有功，队长宣布“伙委”在周六放特别假一天，但不可以到成都去。这已是天大的恩德，我们几个伙委唯有到双流去观光，逛了逛“双流公园”。走了半天马路，中午肚子饿了，伙委舒雨义家里有接济，请我们去吃个小馆，走进去不会点菜，我们北京人全怕辣，在四川已经把我们辣怕了，大家研究半天，看到有一道“甜烧白”，就来一盘吧！是甜的，一定没有辣椒。等送上来一看，肥肉片裹夹糯米豆沙馅儿！又解馋，又有油水，很不错。回来一宣传，大家全知道四川菜有一道“甜烧白”，后来在皇城分科入伍以后，放假到小馆，这道菜是北方同学必点的美味！

　　遥想当年皇城事

　　分科我在第八队，队长还是张志存，也可以说我是队长夹袋中的人物，队长了解学生，学生尊敬队长，自然是好事。由于曾有先期的老大哥在成都打架，所以我们后期同学星期日放假不准去看电影。校长明令：看电影先开除，再关三个月禁闭！变通的办法是各督练区包星期日电影院早场，各大队轮流请客看电影。我记得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乘龙快婿”、“山河泪”、“假凤虚凰”、“青青河畔草”，这些片子，全是白杨、陶金、刘琼、舒绣文、周璇、李丽华、石挥等明星演出的，很不错。

　　1948年初，金元券改革，我们每月副食仅够买柴和盐，副食的菜主要是牛皮菜和豆芽菜，别的全吃不起，有时伙夫在菜市场捡些菜叶子也算是副食。但自1949年6月以后，阎锡山任行政院长，每人每月发三块光洋，而且全是“大头”，没发过“川版”、“光版”和“玉版”。金元券贬值，光洋不贬，同学们有钱了，就轮流请客，钱一定一周内花完，因为辅币贬值，不然下礼拜，手上的钱就不值一文了！所以一放假，就去吃得过瘾，当时成都一块光洋可买40斤猪肉或是200个鸡蛋，40斤猪肉可以在饭馆买40个菜，五位同学留在饭馆一块钱，可以吃两个星期天，多好！当时就是想吃，馋得不得了！

　　康乐别人也康乐自己

　　二总队的政治部主任杨诚上校，调查同学资料，发现总队同学中，喜爱“国剧”的人很多，于是组成“国剧团”，成立“票房”，至于“行头”和“场面”，学校“血花剧团”经申请后是无条件支援，并请当家花旦“龙江客”定期前来指导。第一次在总队部会议室集合，大家研究排演老生戏“托兆碰碑”，演出地点在皇城司令台，主角是老令公，有一段唱段：

　　二簧倒板“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转回龙：“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我的儿呀！”再转原板：“七郎回雁门搬兵求救……”

　　曾记得1939年，我在北平吉祥听余叙岩老板的“托兆”，就喜欢得不得了！但就是唱不出那股凄凉悲壮的味道。现在排这句戏，我们同学中可真有高人，第九队的白律宗，他的老太爷就是上海麒派名演员白家麟，他可是家学渊源，人家念、唱、做、表全是门儿里的活，无一不精，无一不好，自然就当仁不让饰演“老令公”了！“杨六郎”由第十队的姚江担任，我呢，饰演“杨七郎”。在排戏时，杨主任给了我们一本“公差通知单”，就说：“要排戏，自己填请假，圆章全盖好了！”这下可好了，凡是行军演习、夜间教育，我们就相互通知，填单子到政治部会议室报到，以排演做借口，躲过了许多吃苦受难的日子，真是应了川戏的台词：不该！不该！大不该！，再玩就该打得坏呀！

　　后来这出“托兆，李陵碑”就在皇城司令台演出，倒是没出洋相，还得到不少掌声！

　　后记

　　快毕业的时候，侯廷梁在区队长处打听到，我和他分发到“昆明第六编总司令部”，我们没兴趣到昆明，梦想到台湾接受“新军训练”。侯廷梁真是很会做公共关系的人，皇城后门糕饼店的杨老板，和侯廷梁处得不错，一听说，就主动包了一包点心，他说他认识校长副官郭铮上尉，指出这一条路，叫我们去看看郭上尉，就说是杨老板送他吃的，再表明希望能分到台湾，也许会成功。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北校场中正台郭上尉的住处，说了没几句，郭也没表示什么，但分发命令到手，我和侯廷梁分到“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台湾，但同队的张伟志却改分到别处。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我自觉内愧，可以说做了件损人利己的事。

　　一甲子在台湾匆匆而过，最近看看同学录，看得越多，感触越深。

　　（台湾陆军官校二十二期同学会季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