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期同学郭宗昌谈在黄埔军校的十年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后,我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战的洪流中去。看到中央军校正在招收第十四期学生的广告，我得知报考者须为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后者须由学校证明、校长担保），报名地点在省教育厅。我办理了有关手续，乘火车赶赴开封报名，8月下旬去武昌参加考试。

　　10月初，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录取学生发榜。河南省保送的17人中，有14人被录取。我名列其中，但名字上盖着刻有“通信”二字的印章。经询问通知，中央军校第十四期不设通信兵科，招收的126名该科学生由陆军通信兵学校代培。

　　不久，通信兵学校派上校教官韩云超带领我们去驻南昌西北李家山的中央军校空交辎入伍生团（团长李士奇，后为胡琪三）报到。该团辖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我被编入第二营第六连。一个月后，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来入伍生团视察，并对我们训话。

　　1938年元旦，中央军校奉命向四川迁移。我们入伍生团乘火车到长沙集中，驻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里。几天后，我们开始向湘西北地区徒步行进。按上级要求，我们每天行进30公里，每三天小休息一次。经益阳、宁乡等地抵达常德后，我们受到了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行军指挥官范汉杰的检阅并听了他的训话。

　　这时，陆军通信兵学校已迁至常德以北的临澧县，驻城北的梅溪桥。该校教育长徐廷瑶与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在长沙就我们通信兵学生下一步的去向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如果让我们随军校徒步入川，入伍期满后再返回湘西北，就会把大量的时间白白浪费在行军途中，不如让我们就近入学。于是，陆军通信兵学校派中队长陈耀生等人前来常德，接我们去临澧。

　　陆军通信兵学校当时辖练习大队、学生中队和通信兵参谋训练班各一个。我们到达后，被编为该校第七期学生第二中队（中队长陈育生，后为陈寿人），驻城西龙泉寺内。中队下辖三个区队，队长分别是张庭举、陈凤池、高森。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有：有线电话学、无线电学、电学大纲、有线电话架设教范、有线电话管理教范和架设、管理有线电话技术等。学校设有无线电收发教室。为了使学生能够骑马架设电话线，学校开设了马术课，大家对此都很有兴趣。此外，学校还开设了战术、交通、筑城、地形等课程。

　　由于抗战的需要，上峰决定组建陆军通信兵第二团，我队遂于1938年9月下旬提前毕业。我到该团驻地湘潭县报到后，被派到第四营的新兵连见习（少尉军衔），协助训练新兵。

　　1939年10月，中央军校决定在第十五期和第十六期设通信兵科，急需这方面的干部。经国民党政府军训部和军政部商议，决定从我们团抽调六名军官到中央军校成都本校工作。其中，我是被指名抽调的。接到命令后，我于11月初到达成都，被派到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第一部队通信兵中队（中队长陈光普，副中队长沈怀亮）任助教。我还担任中队值星官，并负责做通信教官的助教。1940年4月，我晋升为中尉助教。7月，第十五期学生毕业，我奉命随炮兵大队副大队长黄尉南、副中队长焦继泽将部分毕业生送到西安、洛阳。11月下旬返回成都后，我被派到第十七期第一总队通信兵队担任助教。我在努力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极力寻找深造的机会。

　　1941年春，我终于得以进入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的步兵校尉官研究班。经过三个月的认真学习，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步兵方面的知识和进行步兵教育的方法，而且眼界更加开阔，求知欲更加强烈。这时，军官教育队的步兵射击训练班（又称步兵重兵器研究班）即将开学。我又申请进入该班学习。该班的教官均系射击能手，又有曾留学日本的余万里少将和沙盘教育专家范炯、舒玉瓒担任领导，更使我的学习热情倍增，收获极大。

　　训练班结业后，我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十八期第一部队通信兵队第一区队队长，并晋升为上尉军衔。我的任务是讲授有线电话架设教范，并主讲步兵射击教范和负责步兵沙盘教育。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已完全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但因自己年轻气盛，一心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所以梦寐以求着报考陆军大学。由于六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军制、地形）是陆军大学入学考试的重点科目，战术（包括基本战术、应用战术、现地战术）又是重点中的重点，而自己对这些或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所以陷入了万分苦恼的境地。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第五期战术研究班开始招生。该研究班学制为一年，目的是为中央军校培训战术教官，报名条件是中央军校毕业的上尉以上军官。我立即着手准备，终于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

　　由于抗战爆发后各方面都急需用人，以至于各军事学校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长短不一（长者二年，短者仅几个月），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单位任用困难。为了调整学生学籍以便统一任用，1943年军训部决定：各军事学校学生的学籍按入学时间等同中央军校本校学生期别；在成都中央军校本校及各分校分别成立补训总队，对在校学习时间不足二年的毕业生进行补训。

　　我是陆军通信兵学校第七期学生，同中央军校本校第十四期学生待遇，因在校受训时间仅一年，故属于应补训之列。当时，中央军校成都本校设立了补训第一总队（总队长李永中），补训步兵科和通信兵科毕业的学生。总队辖3个步兵大队（12个中队）和1个通信兵大队（2个中队）。经校通信兵科领导研究，认为我虽然应当参加补训，但我已在战术研究班学习了一年，故免于入队受训，仅在第二中队学生中列入我的名字，享受补训待遇，并任命我为第一中队的区队长，兼授全大队的通信兵战术课。

　　当时，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日作战，送来一批新式武器和通信器材，并派了一些专家、顾问来传授使用技术。为此，中国在桂林设立了干部训练团，由罗卓英任教育长，美国人欧姆斯任顾问。1944年初，军校通信兵科派我带领10名青年军官到该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同年10月，中央军校第二十期的学生开始进行分科教育。该期各科都有，通信兵科为1个大队（辖3个中队）。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副中队长兼通信兵战术教官。

　　1945年，中央军校举行了诸兵种联合演习。因统监部与各军的通信联络不畅，致使演习中出了一些问题。经教育处处长刘伯龙、通信兵科科长庄成良和总队长裘树凯推荐，我被任命为特务团通信兵连上尉连长。同年10月，我到中央军校特务团报到。通信兵连应辖1个无线电报排（当时无）、1个有线电话总机排、2个有线电话架设排，连部设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司务长、文书、器材管理员、器材上士、军械上士、文书上士各1人及通信员18人。当时，全连共有360多人，在成都附近共设有8个总机（每个总机均配有通信员、班长各1人及士兵若干人），管理400多部分机。因为我要经常到各处检查工作，上级专门给我配了一辆进口自行车。这在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连级军官中是少有的。

　　1947年12月，中央军校第二十二期学生分科，总队长萧平波指名调我担任第一总队通信兵大队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兼授通信兵战术课程。1948年12月，第二十二期学生毕业，第二十三期学生分科。我又被任命为第二十三期第一部队通信兵大队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至此，我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整整待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