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学生侯又生讲述热血沸腾的黄埔军校生活

　　侯又生，祖籍广东梅县，从小时，他就喜欢看《三国演义》，崇拜诸葛亮，萌发了从军当军师的想法。1922年底，他经一位堂兄介绍，到广州市驻军机关枪营营部当上了上士文书。1923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侯又生便报名去了孙中山卫士队，在那里当卫士，负责保卫警戒大元帅府的安全。

　　1924年初，黄埔军校筹建。对于这所军校的性质和将来的作用，孙中山卫士队的卫士们早就听孙中山先生多次讲过，于是当军校刚开始宣布招生，卫士队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应考。为了便于管理，军校还规定，原来当过兵的可以报考军校班长以上干部。当时，侯又生为了有更大的把握，决定既报考干部名额又报考学生名额。

　　入学考试时，邓演达负责监考，可能是因为侯又生戴的是卫士的帽子，很显眼，邓演达专门拿起侯又生的试卷看了看。侯又生问：“对不对？”邓演达点了点头，又去看别人的试卷去了。考试结果，出乎侯又生所料，他竟然干部、学生两边都考中了。成绩名列本期第169名。他所在的卫士队去了30多人，只考中了他和杨步飞、冯圣法三个人，许多高中生都没有考中。

　　黄埔军校的办学方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对原来当过兵的，比较重用，一般都任命为班长等职务。侯又生接到录取通知后，按规定于1924年5月3日提前两天进校，一般学生都是在5月5日进校。进校后，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又亲自主持进行面试。几天后，侯又生被分配到第二队第三区队第七分队，任副分队长。正分队长是余海滨，是个老兵，后来在第一次东征中牺牲。

　　侯又生回忆说：“记得当时我所在分队队列中按高矮个排列顺序是：王家修、李延年（实际上他个子最高，因为他长得瘦，不好看，就排在第二名）、焦达第、周士第、侯又生、酆悌等。在课堂上我和周士第同桌。”

　　在军校刚建立时，校内国共两党斗争并不明显。有许多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是公开的，与侯又生同队的同学洪剑雄，是校内知名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他经常向《向导》投稿，这给侯又生留下的影响很深，为此对洪的才干也非常羡慕。还有周士第、李之龙等同队同学，活动都相当出色。平定商团前夕，李之龙等人经常在夜晚去江边观察商团运载武器的船只。因为侯又生当时在班里负责，李之龙等人晚上出去都打个招呼，侯又生也知道他们一定另有任务，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休息，不出操了。

　　军校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侯又生曾产生过学不下去了的想法，但他最后仍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军校的伙食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新成立的“血花剧社”编排了很多节目，印象较深的是，同学曾扩情长得像老太婆，每逢有老太婆的角色，也就必然由他主演，同学们背地里曾叫他“老太婆”，也是句笑话而已。那时，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难得一点空余时间聚在一起，就笑语连声。那首着名的《国民革命歌》，大家即兴填了首新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竟也成了同学们逗趣时的私下的“流行歌曲”。

　　关于前几期学生编队情况，侯又生回忆说：第一期，第一、第二、第三队，是硬考来的，每队定额是120人。第四队是备取生和保送生合并成的一个队，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第五队，是吴铁城的警备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但第五队并入时间很晚，不算第一期，而明确规定是第二期，但在同时学习。而与之几乎同时并入黄埔军校的第六队，是程潜军政部的讲武堂的学生，由于东征中急需人，这一队中老兵又多，有实战经验，并入本校后马上开赴了前线，算为第一期。另外，还有一个第七队，不知什么原因，后被取消。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由于东征等原因，大多数并没有立即离校，所以再开办第二期，由于受校舍限制，招生名额受到很大影响，人数比第一期少了近三分之一，但素质却相对地提高了，学生中多是高中毕业生。第三期是在参加东征的两个军校教导团战后所剩人员基础上组建的，又招收很多报考的青年人，人数增加了很多。

　　在东征前夕，由于侯又生是广东本地人，军校就先派他回家乡做接应工作，收集情报，配合东征的顺利进行。当时他任第二连一排长，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是由营党代表章琰亲自交代的。战后，由于章琰阵亡，侯又生也就找不到人汇报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没隔几天，连长蒋先云见到侯又生后问，汇报情况没有，他让侯又生赶紧去向周恩来主任汇报。周恩来主任在东征中骑的是一匹小白马，侯又生在路上找到周主任，向他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经过。周主任听到侯又生说章党代表牺牲后就没地方汇报了，连说侯又生“糊涂”，以致侯又生多年后仍铭记着这一严厉的批评。

　　侯又生小时候看“三国”，想当军师的心理可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回梅县执行任务完成后不久，就申请当参谋，不愿再带兵。这时，校本部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正是侯又生原所在第二队的队长，人缘很熟，他答应了侯又生的要求，就让他到参谋处当参谋。茅延祯对侯又生比较了解，也就十分信任，去后没几天，他就让侯又生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全部毕业证书盖章。侯又生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就坐在蒋校长办公室仔细地向已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三个样式的章。章由茅延祯发下并收回，连续盖了三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一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加上后期由陆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第六队146人，共有毕业学生633人。”

　　1929年初，侯又生又第二次踏上广州黄埔岛，任军校第七期学生队第三中队的中校中队长。而这时的军校已经不能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同日而语了。（陈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