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岩谈父母与黄埔军校

　　1924年1月，父亲告别爷爷奶奶等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我的一位伯父在太原工作，经他东奔西走，父亲找到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正当父亲要去上任时，却意外地听到了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并要在上海招生的消息。这令人惊喜的消息，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苗，使父亲胸中升起一种崭新的希望。正巧伯父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父亲去应试，父亲便果断地下决心要考军校，并悄悄串连了几个青年同乡，一同准备奔赴上海。

　　2月间，父亲身上只带着八元钱启程。那时的这点钱，只够由太原去上海的单程路费。换言之：他们如果此去不能如愿，便只有到南洋去当猪仔的份了。

　　到了上海，父亲一行才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那应考的条件和手续十分严格，如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

　　几十年后，当父亲向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乏幽默地说：那时我个子虽然高高的，但由于营养不足，人长得很瘦。因而曾听到招考处有人说：“这个人这么瘦，会不会是抽大烟的？”

　　当时，父亲他们参加的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等。

　　他们在上海初试后，又到广州复试。那时候的广州革命气氛甚浓，与太原、上海判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日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社会上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有一天，父亲听说孙中山要在一个学校演说，便兴致勃勃地跑去聆听。此后，他一连如饥似渴地听了三次，大意都是讲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等。这使父亲对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十分钦佩，更加坚定了考取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之后，父亲那批来自山西的十几个青年同乡全部如愿被录取了。父亲分析这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要推进国民革命，要搞军队，因而特别重视吸收来自北方的热血青年。

　　6月16日，黄埔一期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记得父亲常给我们讲，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连排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很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3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

　　1925年2月，父亲在一期学成毕业，但仍留在黄埔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并参加了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

　　我的母亲黄杰是湖北江陵人。与父亲略有不同的是母亲不是贫苦出身，而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小姐。她的大伯在镇上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可以称王称霸。为了与另一豪绅联姻，大伯霸道地亲自出面作媒，逼嫁自己的侄女——我的母亲。1926年，时仅十五六岁的母亲为逃婚不得不离家出走，到省会武汉求学。

　　当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母亲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兵队。

　　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母亲看电影《赵一曼》时，母亲十分激动。她不仅看得聚精会神，而且深情地缅怀说：这电影中的主人公赵一曼烈士，就是妈妈当年在武汉黄埔六期时的同学……原来，当年十几岁的母亲，正是和赵一曼、危拱之等姐妹，怀着报国救民的满腔热血，报考黄埔投身革命的。

　　母亲还给我们讲过：因她文化水平不高，报考时在试卷上只写了100多个字。大意都是说妇女要解放等等。考试结束后，母亲自己估计被录取的可能不大。但不久别人却告诉她考上了。还有人向母亲透露：有位教官在她的卷子上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

　　1927年，就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许多人退避三舍、惶恐不安地离开革命队伍的时候，年仅17岁的母亲却在1928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次年担任了湖北松滋县的县委书记。(摘自徐小岩着《父母、黄埔军校与我》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