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在第四期以前是没有政治教官的（也没有政治指导员），因而也没有固定的政治课程。除了总理、校长和党代表有精神讲话以外，唯一政治教育就是特约讲师的政治讲演。特约讲师大都是那时的党国要人，不过他们并不常来讲演。特约讲师到黄埔来讲演的次数最多的是客卿鲍罗庭，这位斯拉夫的革命家是当时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他虽然是俄国人，但他却总是用流利的英语来演说。他不愧为一位成功的鼓动家，所以他的讲演是最能够得到黄埔学子的欢迎的。说起来，没有到过黄埔本校的人也许还不会相信，这所名震全球的黄埔军校的校舍里是没有大礼堂的。凡是集合全体官生来听讲话的时候，总是在大饭厅里（纪念周总是在进大门的一个不宽敞的地方举行，主席台就设在大门中屏风后面，队伍是站在天井里和第二埭的楼房下）；大饭厅（学生饭厅）也许是黄埔校舍里面最不卫生的一个地方。空气是那样的不流通，因为这里也是在楼下，而且是那样的低，听讲的人又是那样多，所以几乎使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但是，大家不以为苦，而且都很紧张而又快乐地听着这位大肚子的外国革命家的讲演。斯拉夫人的身材一般的都很高大，鲍罗庭尤其硕大无朋，他来讲话的时候，翻译总是张太雷，他的南方音的官话倒讲得挺流利的。鲍罗庭讲演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应该说：鲍罗庭实在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的土地问题的人。

　　从第四期起，学校的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队里也增设了政治科，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政治教官出现在革命的黄埔了。黄埔的第一个政治教官应该算是高语罕，他刚从德国回来，参加那时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学校里就聘他为政治主任教官，这是黄埔军校有政治教官之始。并且由他去聘了许多政治教官。不久，他转任入伍生部党代表，主任教官一职由恽代英继任。那时是没有总教官的。高语罕在黄埔的时间是很短的，3月20号（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就离开了黄埔。他从广州坐轮船启程回上海，命运之神捉弄他，轮船在经过黄埔的时候竟然停了一夜，他面对着革命的黄埔，百感丛集，于是做了一首诗，题为《夜泊黄埔》，诗曰：离骚读罢听悲笳，江心入夜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里，而今一水是天涯。

　　在1926年这一年间，黄埔的政治教官有下面这一些人：主任教官恽代英（在那年双十节，北伐军打开了武昌城以后，他奉校长之命，调赴武汉工作），他讲的课是中国政治经济概况，这是当时政治课中最精彩的一门，因为他实在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所以学生是很欢迎他的。他的容貌很像朱执信（伟大的老革命家之一），不大穿军服，为的是他不大会立正稍息。但有时也穿军服，行敬礼的时候，他的姿态非常可笑，同仁常常笑他在行礼的时候简直是在挥拳。廖划平讲社会进化史，这个小胖子后来在武昌开了一个民生餐社。以卖四川回锅肉与粉蒸肉出名。安体诚是讲经济学，但后来他调任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主编《黄埔日刊》。罗霞天是讲各国革命史的，课余之暇，尤其是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总是携着他的夫人江慧的手，在珠江边徘徊散步。在黄埔除了一群“女夫子”（黄埔有一个最特殊的现象，校内排水扫地做杂役的工人都是女人，称为“女夫子”）外，很少有太太小姐，所以罗、江这一对情侣，在黄埔成为被千万人羡慕的对象。这位教官以后长期任浙江省党部的部长、常务委员之类职务，而且还兼过教育厅长。张秋人是教国际问题的，他那时正在和广州的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央妇女部办）的女生庄炯恋爱，所以常常兴高采烈地赶到广州去。政治部的秘书蒋先云也兼一点课，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所以讲课也讲得挺好。除了恽代英以外，还有好几个教官是在二次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于树德在第一、二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都当选中央委员，他在黄埔讲合作运动。韩麟符也是中央委员，他讲弱小民族解放运动史，他是政治教官中讲北京话讲得最漂亮的一个。后来长期是浙江省党部的负责人的陈希濠（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也是那时政治教官之一，他讲的是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李合林是一个爱漂亮的人，皮鞋与皮绑腿总是擦得雪亮，而且头发上总是涂满了司丹康（美发霜），因为他是留法出身的，在他的房间内，巴黎出品的三花牌化妆品是很多的。他讲的是国际问题。讲政治学的是杨道腴，他在中正大学当教授。还有早已改姓易名为叶青的任卓宜，那时也在黄埔军校兼课，讲社会科学原理。他当时刚从欧洲归来，西装革履，不失为一个摩登青年。另一个兼课的教官朱雅林，也是住房在省城的，他与任卓宜（即叶青）一样，每一个星期从广州来一次。这位19岁的青年是当时政治教官中最年轻和最快乐的一个，嘴唇上总是带着笑容，讲的是民众运动。他老是穿一套白帆布的学生装，而且老是戴着一顶拿破仑的帽子，他的皮鞋永远没有擦过，所以比卓别林的皮鞋还要难看，不过他的学生装始终是雪白的。还有后来做了教育部次长、而且一度代理过中央大学校长的段锡明，也是那时兼任教官之一。但当他每次从黄埔授课回来，总是大嚷“黄埔学生程度不够”，理由是他讲课的时候学生都睡觉了。可是这种情况，别的教官倒很少碰到。

　　那时的政治教官大部分都住在军校与平岗（黄埔岛上的一个小镇）之间的一所小洋房内，那本是粤海关所属的产业，不知因何而废空着。这实在是黄埔岛上风景最优美和建筑得最好的一个地方，校长自己也曾在这里住过，因为他尊礼教官，就指定为政治教官的宿舍。大家都叫这所建筑为“海关洋房子”。面临珠江，背枕丛山，在南国热带植物的万绿丛中，红楼一角，其环境之优美，简直胜过杭州西湖的西冷印社。而且这里离平岗只有几步，离一个已经荒芜了的但是可供凭吊的黄埔公园也只有咫尺之遥。那时政治教官的日常生活是可羡慕的。他们大多是年轻热情，但是并不浪漫。无谓的酬酢是没有的，勾心斗角的现象更是没有的——彼此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绝不是为了私人问题，而是为了学理上的争执；他们有时争得面赤耳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感情。每个政治教官都有一种向上的自觉性，他们唯恐自己的学问不够，唯恐自己讲的课为学生所不满，所以他们一般都很用功。在校部吹了熄灯号以后，总还能看到缕缕的灯光从“海关洋房子”里射出来，这些教官大多是在各人的房间里的灯下用功。他们的娱乐也很简单，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大家会聚在客厅内吃零食和谈话。香蕉、洋桃、花生，这些都是教官不可少的享受品。有时候，也偶然约三两知己，到平岗的小酒店里去小酌；白天有暇，或者是在月明之夜，就到已经荒芜了的黄埔公园里去凭吊。黄埔岛上可玩的地方并不少，省港罢工的工人为军校在山上开阔许多马路，教官可以到处漫游。几个财东或大官的墓地最使教官们感兴趣，因为这些大坟墓面前不仅照例有许多翁仲，而且有石凳石桌，是教官坐着吃香蕉、洋桃和牛奶糖的最好的地方，因而有人戏称这些墓地为“教官的乐园”。“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将来谁会埋葬在黄埔？”在闲谈中常常有人这样提问。时光已经越数十年，这些教官都已经辞世，但没有一个是死在黄埔或埋葬在黄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