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时期”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建立的军事政治学校，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共在黄埔军校设有支部、特别支部和党团领导小组，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在军校的中共组织不公开，除少数领导干部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外，大多数中共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的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在校军、国民革命军中各级党代表多数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

　　国共两党分裂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黄埔军校，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9月这段时间内，在黄埔军校师生中暂时不存在中共的组织和活动。

　　然而，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1928年3月在南京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兵大队经考试录取的新生中，就有来自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员。其中有来自杭州二十六军军官团的共产党员甘棠(甘让)、楼广文、阮大郧、张渠、罗积穗、曹振铎，有来自广州、湖南、湖北、浙江各地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奈西、梁绍之、立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李世昌等，他们分别编列在第一、二、三队的无线电、有线电、汽车和铁道等科。这些共产党员相互之间原来并非都相识，在甘棠和李奈西等人暗中串连下，大家取得了联系，在未能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头的情况下，暗中组织起来，办了“读书会”。并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交通技术学校被撤并时，发动了拥李(李范一校长)反何(何应钦)等群众运动。在同学中初步树立了威信，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1928年秋，杭州二十六军官团特科同学也全部并入南京军校六期。其中有11名共产党员，他们是：朱奇、王校正、孔繁衍、祝树柏、曹聚义(后改名曹艺)、胡让梨、叶修、蔡锡昌、唐时杰、吕农三、郑光祖。这些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列在炮兵和工兵两个大队，蔡锡昌进了航空班，郑光祖进了宪警班，吕农三担任了军校教授部速记员。当时炮兵大队在炮标，工兵大队则迁人交通兵大队的驻所三十四标。

　　炮兵队同学曹聚义(曹艺)，1926年在浙江杭州一中读书时经张新锦（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人，中共江浙区委政治视察员）、朱楚辛（浙江省浦江县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张纪恩(1927年到上海中共党中央工作)介绍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宣中华(前中共杭州地区委员会书记)、唐文恭(后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书记)的培养下，进入二十六军军官团特科后转成共产党员。曹聚义在由杭赴宁前已得到杭州地下党的批准，今后可以和上海党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中共杭州特别支部1924年起直属中共中央)。

　　曹聚义到校后，很快与同是来自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的交通队同学甘棠、教授部的吕农三取得了联系。三人交换了情况，摸清了在军校范围内已有30多位经过了“清党”大风浪洗炼的共产党员，并已初步联络组织起来，正式成立党组织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曹聚义向上海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和组织部长李维汉汇报了情况，党中央认为在军校内成立地下党组织时机成熟。9月下旬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开了一个秘密的干部会，曹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军校内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并按各兵科驻地分散的特点，分设了三十四标工兵支部和交通、通讯支部。此后，随着步兵第三、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的编成，又增设了小营和国府后街(今长江后街)两个支部。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郧5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总支书记、甘棠任副书记。

　　这样，从1928年秋开始，在南京军校内就有了完整的地下党组织。军校党总支最初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到了1929年初，改由中共南京市委就近领导。当时南京市委书记是游无魂，具体负责领导的是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

　　军校总支成立后，根据军校的特殊条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它平时活动的范围，不出建制的中队。每次活动的时间，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白天。活动的内容，以加强学习和发展组织为主，听取上级党组织的报告，传阅秘密文件，推动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书刊，还编印地下刊物《秋风》，宣扬革命，激励黄埔同学的革命情绪，使一度压抑沉闷的军校内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军校党总支的成立，正值新的革命浪潮来临之际。早期的黄埔同学大多思想进步，对国共合作的“蜜月”记忆犹新而且极为留恋，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过程有着直接地感性认识。分散在步兵、交通、通讯各兵科的中共地下党员，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众多黄埔同学的革命热情，不少进步同学要求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主要有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一是每次领导派人来到军校时，由总支提出进步同学的名单，请求审查批准入党；二是每次领导来时带几名党员参加军校总支的组织生活，如步兵科三、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两个支部的成员，几乎全是党中央或省、市领导交下来的党员。发展起来的新党员已从清一色六期同学扩大到三、四、五各期的黄埔毕业生。到了1929年4月底，地下党员已发展到108人。当年的总支书记曹聚义后来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时，曾指着馆前的山坡草坪回忆1929年的春天他们在这里开活动分子扩大会议时的情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曾高兴地拍着曹的肩膀说：“百单八将!”媲之谓梁山聚义。

　　1929年5月，军校六期各兵种的学生，都完成毕业考试。除交通兵科有部分同学于3月份提前分配离校(因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绝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待分，同时准备6月1日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此时各兵科均已没有课操，学校对学员的管理上较松懈，地下党员同学之间联系碰头的机会更多了。大家互相激励，商讨着今后分发到各自新岗位后如何加强联系，继续撒播革命火种。而曹聚义和简立等总支委员们抓紧时间，准备在离校前再发展一批积极要求入党的同学。如交通兵大队第一区队无线电专业的吴人鉴(后改名王诤，解放后曾任四机部部长)是通讯支部李奈西、丘登明和梁绍之等人积极推荐的发展对象，曹聚义已向上级提请审批通过，尚未来得及正式通知吴人鉴和履行发展手续。由于“讨桂”战役发生，吴人鉴已提前两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军交通兵第一团无线电分队，曹聚义准备让通讯支部的同学及时通知他……

　　正当革命组织顺利地发展之时，谁也意料不到负责具体领导军校党总支的南京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广东人，黄埔四期政治队毕业)竟向他的同期同队的同学侯志明(军校政训处组织科少校科长)自首告密，出卖了组织。凡是和王绍平直接接过头，他记得姓名的人，都被他供出来了。于是，在5月下旬的某晚点名时，突然在炮标和三十四标两处，同时点名扣人。在炮标炮兵大队头一个被点到名的是曹聚义，在三十四标交通兵大队被点到名的有甘棠、简立和阮大郧。曹聚义适逢父亲病危，早几天已回浙江浦江老家奔丧；甘棠已于3月间被分配到江北某地电台工作，两人均不在场，没有被扣。但校方随即明令通缉曹聚义，浙江省、浦江县两级警察局保安队联合到蒋畈村曹家追捕、抄家，曹聚义被母亲藏于蚕房屋顶幸免被捕。甘棠经同学赵壁协助逃往上海，改名甘让隐藏起来。简立、阮大郧两人当晚遭逮捕。简被捕后叛党，阮被捕后在校刊《党军日报》上发表了悔过书。接着被捕的有炮兵大队的叶修、胡让梨，工兵大队的朱奇、朱宇新和交通兵大队的李奈西、梁绍文、楼广文、盛志远、许权，军官研究班的甘登谷、丁和钧、罗梦阳，航空班的蔡锡昌，宪警班的郑光祖，步三大队的张三川。在教授部任速记员的吕农三于5月10日已被南京警察厅传讯扣押，经由工兵大队的朱奇、王校正、祝树柏等托人保释出走杭州，不幸又在杭州被捕，解押南京关进陆军监狱。先后被捕18人，即当时国民党政府称之为“十八罗汉”的大案。

　　在被捕的同学中，除了少数叛变自首外，大多数同学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气节。很多同学刑满出狱后仍然积极找党，再次加入组织。

　　未被捕的地下党员同学在总支遭到破坏离校后，继续为革命奋斗，多数进入了国、共两党的机械化部队中，发挥专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英勇作战，抗击日寇。有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想方设法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或自己率部起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自1928年秋成立到1929年夏组织被破坏前后仅十个月时间，但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黄埔军校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有其特殊意义。这个“特别总支部”是黄埔军校校史上唯一的一个全部由黄埔同学组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之完整，人数之多也是黄埔军校历史上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