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和历史定位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1937年2月11日向国民政府呈请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以下简称“毕业生调查处”）备案。我们依据这一报告及所附该处的组织条例、系统表和编制表（杨守礼、黄胜利《蒋介石呈请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备案》，《黄埔》2018年第1期），再辅以其他相关资料，对黄埔同学会和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及历史定位做一些分析。这一课题对黄埔军校研究十分重要，本文的分析和探讨，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全方位掌控和护佑中央各军校毕业生群体

　　毕业生调查处组织条例的第三条规定的该处权责，几乎囊括了与毕业生相关的所有方面：调查、登记、指导、考核、通信、统计、奖惩、介绍工作、特殊救济、临时召集、训练、呈请分发任用、择优保送国内外升学及呈请开复学籍等。毕业生调查处的这些权责，实际上是黄埔同学会权责的继续和发展，对毕业生的任用和仕途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名将郑洞国（黄埔1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黄埔同学会（后为毕业生调查科、处）对他升迁过程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之后，“我们这些平时被认为思想左倾，与共产党人往来密切的军官，都做好了被撤职或遭捕杀的准备。以后我本人虽然未遭杀头之祸，亦未被撤职，但却在军队中长时期得不到升迁。数年后，当时担任黄埔同学会负责人的1期同学黄雍告诉我，在该会掌握的黑名单上，我早已被列入共产党嫌疑分子，经他发现后，始将我的名字从中抹去了”（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郑建邦、胡耀平整理），59—60页，2008年10月，团结出版社）。

　　据黄雍本人回忆，郑洞国早在1926年底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团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一直到1932年初，历时5年多，几次调转，但还是团长职务，这在黄埔前几期毕业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因此很郁闷。大约1931年底、1932年初期间，就向黄雍吐露了心中的纠结。黄雍与郑洞国、黄杰关系都很好，他就在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找到黄埔同学会的档案（此时黄埔同学会已奉命解散），查看了关于郑洞国的调查记录，发现有共产党嫌疑的记载，黄雍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员，就将这个嫌疑抹去了。黄雍然后打电话给黄杰（此时郑洞国正在黄杰为师长的第2师任团长），告诉他黄埔同学会档案已经排除了郑洞国同学的共产党嫌疑，不影响升迁。这样不久郑洞国就升任了旅长，以后大约3年一跃升，1938年已晋升为98军军长。1944年9月，更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成为取得辉煌战功的抗战名将，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在国民党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埔同学会（及后来的毕业生调查科、处）对毕业生任用升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1927年5月6日蒋介石就电令“清党委员会”委员陈群：“凡黄埔学生有共产嫌疑者请解黄埔同学会审查。”可见在那个时期，黄埔同学会对于黄埔学生的重要性，绝不止于仕途升迁，甚至关乎生命安全。当然，蒋介石重视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同时注重思想的控制，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对他们进行“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灌输，使他们把“服从校长、忠于领袖”变成军人的天职。

　　从黄埔同学会到毕业生调查处，对毕业生的登记调查是最基本的工作，此外，还会对登记失业的毕业生给以救济。1935年9月至1936年12月，经毕业生调查处救济者计3520人，同时，还会根据个人的经历呈请分发任用，或进入训练班加以培养，然后再分发任用。杜聿明（黄埔1期）1927年“四一二”后，由武汉逃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亦令其到黄埔同学会登记，后在张治中负责的校阅委员会任职。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校阅委员会撤销，杜聿明失业，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12元津贴维持生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杜聿明将军》第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像杜聿明这样受蒋介石器重的学生，当年都接受过这样的津贴补助维持生活，更何况一般毕业生。

　　又如毕业生调查处处长刘咏尧（黄埔1期，与邓小平、左权同班的留苏生）1939年6月12日呈报，军校同学吴淡人和马西潘遭日机轰炸分别牺牲和重伤，请求按抚恤条例分别饬升为少将和上校，并一次性分别给予抚恤金1500元和500元，蒋即批示“照准”（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20-082）；1940年，中央军校七分校分派200余名毕业生去山东沦陷区工作，补给困难，缺乏换季服装，毕业生调查处七分校通讯处即协调分校拨款给同学自行购置。有一位七分校毕业生遭惨烈战斗致精神错乱，战斗部队无法处理，毕业生调查处七分校通讯处呈报该分校主任胡宗南，获抚恤金350元，交民家供养（单补生《我珍藏的中央各军校通讯处证章》，《黄埔》2016年6期）。1939年10月，毕业生调查处去电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报告已电令毕业生调查处广东省通讯处，设法对在港的失业同学妥为安置（台北，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507-00015-007），毕业生调查处对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香港的军校毕业生都关注到了。这种关爱对于广大军校毕业生而言，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使他们感受到“亲爱精诚”的精神，从而更效忠于国家，更有利于蒋介石政权对军校毕业生的管理、控制和使用。

　　毕业生调查处从1935年起，创办了黄埔子弟学校——中正学校，“以教育同学子女，使能负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使命”。这对于驰驱疆场、无暇兼顾子女教育的黄埔同学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抗战期间，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还创办了遗族工厂，以使烈士家属能自食其力，不致流落街头。1946年，蒋介石指示将阵亡的黄埔1期生李正华（155旅旅长）之子李遗麟送遗族学校或中正学校免费就读。军委会设有负责伤亡同学优抚事宜的“抚恤委员会”，毕业生调查处时期，蒋介石将抚恤工作直接交由毕业生调查处办理。毕业生调查处对军校毕业生的控制和体恤兼顾，这些举措增加了毕业生对蒋介石政权的归宿感和依附性。

　　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大减弱。特别是对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整编退役之后，大批军校毕业生失业，仅南京一地就逾千人，打架闹事，时有发生，毕业生调查处实际上成了失业同学救济处，排难解纷几乎成了唯一的业务。撤销了战时战斗序列的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将编余的400多将领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也等于是失业。他们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东征、北伐、抗日战争，因而心有不平，于是1947年3月19日，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0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在南京中山陵“哭灵”事件。

　　二、利用各种训练班扩大毕业生调查处的控制范围

　　毕业生调查处组织条例明确规定，调查处有指导、训练毕业生的权责。调查处一成立，就按蒋介石指示把此前各种训练团、班、队等百余个训练机构的毕业生加以甄别，按毕业时间先后，并入中央军校相应正式期次，享受正式期别待遇。如广州政治训练班与黄埔6期同时，就编入军校6期。这一做法大大扩大了毕业生调查处的管理控制范围。

　　在1932年3月间，南京有270多失业军校毕业生向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在军校为他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训练3个月后，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南京附近各军校和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军校学生登记，就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主任为孙常钧。训练期满后，派往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此外还有一个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从这几个班的开设，可以看到毕业生调查处的控制向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的伸展。

　　1933年，蒋介石命陈诚开设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剿共”主力北路军所属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从7月到9月举办3届，每届15—18天不等，训练总数约7600人。1934年暑期，又以“陆军军官训练团”的名称，分三期调训全国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级军官。1935年，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名称，扩大训练范围，设党务、军训、政训、县政等八个组，分两期在海会寺训练从中央党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内政部、教育部等各单位抽调的7400余名学员。1936年，以“第一届庐山暑期训练团”名称，继续上一年训练计划。1937年，再举办“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调集全国军队师旅长以上人员、各省县党部委员、专员、县长、警察局长、民政科长、教育局长、中学校长等到庐山受训。训练团分两期举办，每期约4500人（陈荣华、何友良《庐山军官训练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以上各年庐山训练团毕业生总数在4万名左右，按蒋介石的指示，均由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依照军校毕业生登记手续登记在案，发给中央军校同学证，承认他们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的资格。按“毕业生学籍登记证规则”，凡登记之毕业生应绝对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蒋委员长命令，尽忠职务。如有反动言行或其他不法情事，得按情节轻重，予以开除学籍及其他相当处分。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不仅数量大，而且组成非常多样。首先，这些毕业生中不仅有嫡系“中央军”军官，还有不少非嫡系的杂牌军官佐，他们本不属于蒋校长学生之列，但经过此次不过半月的短期训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蒋校长的学生了。这样，毕业生调查处就可以深入到他们所在的杂牌军部队中去，设立通讯处，并派驻通讯处的负责人，对他们所在部队加以控制。其次，庐山军官训练团4万余毕业生中有一半左右来自党务、军训、政训、行政、教育单位，这样毕业生调查处的控制力，就很自然地伸展到军事领域之外的党务、行政、教育系统中。调查处向非军事领域扩大的趋势，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之后，继续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浮图关开办的“中央训练团”，选送的学员就有大量的行政人员，而且都是在中央行政系统内任职，从而使毕业生调查处的控制范围进一步向各个非军事领域扩大。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最大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具影响力。在国民党政权运作过程中，各派系的利益和认知不时发生冲突，各自为自己的派系索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些争斗中，毕业生调查处通过各种训练班以扩大黄埔系的控制范围，把黄埔系的手一步步伸向其他派系的势力范围，所以毕业生调查处也必然是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权利争夺的参与者。

　　三、毕业生调查处是国民革命军的人才储备库和供给源

　　毕业生调查处的权责中，对毕业生的登记、调查、考核、临时召集、训练、呈请分发任用，是一套干部和人才培养考核任用的完整流程和体系。这一流程和体系不只是在调查处中央总处进行，而且在遍布各军师、省市及各军校的分处和通讯处进行，从而使毕业生调查处系统成为国民政府军事、政工人才的储备库和供应源。它不仅全面掌握这些人才在全国的数量和分布，而且能随时调整分发，以保证国民革命军军政干部的充实和流动。这个系统在战时，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鏖战到9月4日，蒋介石电谕戴笠、杜镛（杜月笙）限期1个月内组织成1万人的抗日别动部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据文强回忆，这支部队设5个支队，3个支队长都是黄埔2至6期毕业生，另2个支队的副队长和大队长也多是黄埔毕业生。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戴笠要文强速电商南京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一周内输送600名有军旅经验的军校毕业的校尉级军官来沪，按资历安置为别动队各级干部。黄雍接到电报后，即以每天分派100余名军官去淞沪的速度，在一周内分发了600多名有军旅经验的校尉级军官去沪，可见运作效率之高。别动队进入战斗后，文强曾多次到淞沪前线，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主动堵住被日军突破的阵地缺口，虽伤亡惨重，却战斗不止，令其后撤也不从，到11月初就有1500人战死。正规军奉命撤离后，别动队3个支队仍然誓死不退，与日军继续鏖战3天，伤亡惨重。撤退后，文强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部队，仅得万人中的2000人，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何蜀《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文强《淞沪会战戴笠抗日别动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在此别动队中，军官基本是黄埔学生，总数在700人之数，捐躯者几乎达80%。

　　另一个例子是，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的秘书吴少岳1951年简历留下的记录：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处里业务为登记失业军官及分发到各军、师去，工作很忙。记得有一天，连通知和文件办过一百四、五十件稿子。我这时的思想是，我在为抗战而努力”。除去少量黄雍个人来往信件和通知外，黄雍作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这期间一天分发毕业生军官到各战区去的数目总在百名以上。这个数目，与1937年在南京一天分派百余名军官去淞沪前线的数目是一致的。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毕业生调查处分发失业同学工作7814人。1938年8月起，将未分发的失业同学编为毕业生调查处军官总队，施以相应训练。该军官总队队部设重庆，3个大队分驻宝鸡、桂林和宜昌，分别办理失业同学集中管理训练事宜，1938年底集中分发3658人。以上两笔由该处分发工作同学数11472人。抗战期间，被毕业生调查处分发的军校毕业生军官何其众也！

　　由此可看出，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拥有雄厚的军事人才储备。这可证明，刚毕业的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众多失业的军校毕业生，在攸关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义无反顾地到毕业生调查处登记报到，听从国家的召唤，准备为保卫祖国而献身，因而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才有如此雄厚的军事政治人才储备。这是黄埔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教育取得成功的有说服力的证明。须知这是真正严酷的考验，分发到淞沪抗战前线的六七百名青年军官，一两个月之后几乎80%就为国捐躯了！在这长期的殊死战斗过程中造成的巨大伤亡，毕业生调查处迅速分发各级军官到前线进行补充。这证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这个军事、政治人才的巨大储备库，是充实和巩固国民革命军以确保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

　　四、毕业生调查处是国民革命军传承黄埔精神的重要保证

　　毕业生调查处对毕业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军人精神的训育，以及精心呵护，对他们个人或遗属进行救济和抚恤。毕业生调查处的这些权责，使它成为培养、控制和巩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重要组织机构，起到了在国民革命军中保持和传承“黄埔精神”的作用。毕业生调查处编纂血花丛书、黄埔论丛、黄埔事业集、精忠录、校长训话集等，提供给毕业生阅读学习，宣扬黄埔精神；征集阵亡同学遗物、遗着、遗墨及同学抗战战利品、战事纪录片等，以彰显黄埔精神的力量。不但对毕业生的训育过程强调黄埔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就是在毕业生调查处负责开办的黄埔子弟学校——中正学校的校章中，也明确“发扬黄埔精神”是其教育方针之一。1939年12月，中正学校在重庆复校后，有校董117人，都是黄埔高级将领，其中黄埔1期61人，占半数以上。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胡宗南和黄雍，校长先后为刘咏尧和黄雍，他们都是黄埔1期毕业生，也是黄埔系的核心人物。这些董事是最能体现黄埔精神的一代名将群体，由他们来决定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传承黄埔精神，是最值得信赖的。

　　在抗日战争中，黄埔精神的力量可以弥补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保障不足的劣势，成为战胜敌人的保证。在抗战时期，有200多名黄埔师生担任师长以上军职，指挥全国三分之二的精锐之师，在全国各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由黄埔师生统领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他们活跃在抗战最前线，牺牲也最大。时任基层军官的历届黄埔毕业生众多，为国殉难者更是难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多达200余高级将领为国牺牲（李忠诚、李立《抗战中的黄埔师生》，《黄埔》2016年第1期），其平均年龄仅38.4岁。在历次重大战役、会战中，无数黄埔师生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靠的就是黄埔精神。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枪炮打不赢我们，主要是黄埔精神打败了我们。”（刘俙《抗日战争与黄埔精神》，中国黄埔军校网）。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即提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卢毅《日本战史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团结报》2016年2月25日）黄埔毕业生的抗日意志就是来自于黄埔精神。

　　五、毕业生调查处是黄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和黄埔系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更是黄埔系核心结构的重要一环

　　黄埔系是在国民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支最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在东征、北伐消除军阀割据、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黄埔系的核心成员来自于黄埔军校教官和1924年到1929年培养的前7期毕业生（约13000余人）。在黄埔学生羽翼未丰之前，黄埔教官一路领先，执掌了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即使在抗战和全面内战时期，仍未衰落。黄埔毕业生毕业越早，资格越老，掌握的军政权力也愈大。他们是“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的忠诚践行者。

　　黄埔系不仅指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将领群体，还包括在政训和行政系统任职的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官员。前者如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黄杰、陈大庆、高魁元、桂永清、王叔铭、彭孟缉、关麟征等；后者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鄷悌、邓文仪、戴笠、刘咏尧、袁守谦、滕杰、潘佑强、黄雍、田载龙等。

　　黄埔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到1927年“四一二”是黄埔系的萌芽期。1924年11—12月先后成立黄埔军校教导第1、2团，此为黄埔校军时期；1925年2月以教导第1、2团为基础成立国民党党军第1旅，4—6月组建党军第3、4、5团，这是党军时期；1925年8月第1旅扩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原党军第4、5团为国民革命军第2师，两师合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全是黄埔子弟，此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接着，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成立和黄埔同学会的成立，是黄埔系萌芽期的标志性两大事件。（陈宁生、张光宇《蒋介石和黄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为黄埔系的形成时期。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谓的“中央军”），先后打败了各个新军阀，也进行了5次反共“围剿”战争，还引进了德、意法西斯理念，建立了以黄埔系成员为骨干的复兴社。中央军的形成和复兴社的建立，是黄埔系形成的主要标志，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处）则是复兴社的掩护机关，因此，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处）也是黄埔系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期间，是黄埔系发展的鼎盛期。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由顶峰进入衰败期。

　　复兴社的成立也有一个过程。随着黄埔毕业生的增加，内部派系矛盾增多。反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产生、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中19路军的反蒋抗日，使蒋介石感到必须加强对黄埔学生的控制，保证其对自己的忠诚。于是，1932年3月1日成立了秘密组织“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自任会长。蒋介石把它作为黄埔毕业生的核心，外防异己，内防反侧。这个组织提倡领袖崇拜，推崇民族主义，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张社会军事化，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从事政训的核心黄埔毕业生和黄埔同学会及其后的毕业生调查科的主要负责人成为其成员。一般不吸收黄埔毕业的将领，以便于对其进行牵制和监视，仅有个别例外，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成员总数不过80余人（也有作者认为50余人，甚至300人），不再发展。后又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也称“中国革命同志会”），作为正式外围组织。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先后任复兴社书记长的有滕杰、鄷悌、邓文仪、贺衷寒、康泽等人。

　　复兴社先后又设立四个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以军校学生为对象；“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学生为对象；“忠勇救国会”，吸收帮会分子，向下层社会发展；“中国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和一般文化人为对象。

　　复兴社总社的办公地址，最先设在南京朝天宫，后迁至明瓦廊。这个地址，前门挂着“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贺衷寒，副处长袁守谦）的招牌；后门是三道高井，挂着“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后改处，处长刘咏尧，副处长黄雍）的招牌。复兴社在二者中间，不挂牌。军委会政训处、毕业生调查科和复兴社三个单位的人员均可凭证件由明瓦廊或三道高井出入。但管理极严，乘车须在200米外下车，说明三个单位的机要程度，也说明三者关系的密切，三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属于黄埔系的核心人物。复兴社经常用毕业生调查科（处）名义对外组织活动。

　　复兴社不仅在南京经常打着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名义进行活动，在各省市也同样如此。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友竹路7号），那里曾是中华复兴社江西分社社址，但外面只挂“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江西分处”的牌子。

　　据复兴社核心成员萧作霖回忆：“复兴社的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省市分会书记则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悬着通讯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复兴社省市分会书记兼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省市通讯处主任一事，尚待认证。我们认为这种兼职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因为二者毕竟是各有职责。但毕业生调查处从中央到地方作为复兴社的掩护机关，这一点是很多作者都认定了的。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与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力行社、复兴社及其外围组织之间的互相重叠、连接和借重，说明毕业生调查处（及它的前身毕业生调查科和黄埔同学会）是黄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是黄埔系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更是黄埔系核心结构的重要一环，这就是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历史定位。

　　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1938年6月结束，为同年7月9日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所取代，历时6年3个月。曾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刘咏尧任三青团人事室主任，曾任副处长的黄雍任三青团总务处副处长。

　　黄埔同学会和毕业生调查处是与国民党、黄埔系、复兴社和三青团这些党团组织相伴产生、发展和演化的，所以深入研究黄埔同学会和毕业生调查处，就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去面对这些问题。

　　综上所述，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和历史定位，是全方位掌控和护佑中央各军校毕业生群体的机构，是国民革命军的人才储存库和供给源，是国民革命军传承黄埔精神的保证，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参与者、黄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黄埔系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更是黄埔系核心结构的重要一环。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是非常复杂纷繁的，各种组织和机构的职能和作用彼此有多层重叠和交叉，所以以上指出的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职能和作用，既不是它们的唯一职能和作用，也不是只有它们才有这种职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