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黄埔

——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二）

　　记者：为什么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陈宇：黄埔军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寄予希望，并携手通力合作，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军校创建的历程说明，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1）国共两党通力协作筹办军校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是孙中山创建革命军的最初认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国情、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况且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自己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条件，只能是协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统观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在黄埔军校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中给予孙中山坚决的支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处于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又称“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苏时，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为建立军校出谋划策。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和孙中山在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特别是要与农民、劳工大众实行大联合；二是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是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十分赞同，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一方面他正在进行北伐，幻想利用两广军阀打败北洋军阀；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下定合作的决心。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使孙中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到达上海时，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谈，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8月，苏联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当孙中山由上海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他的思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总结和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决心，做出了先创办军校的重大决策，准备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快了他“联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了联盟关系，开始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行动。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黄埔军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这也不禁让当代人联想起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猫论”。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特别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人参与了研究，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宗山（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钟楼）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也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过了这一提案。这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终于在充满艰辛的荆棘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2）国共两党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

　　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校的筹建。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

　　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教育目标是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军校工作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并同意中共派优秀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以保证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校长蒋介石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对军校工作尽心尽职。

　　中共中央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他们承担负责组织军校政治教育课，并开展得相当成功。在短暂的3年中，有5位中国共产党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专职分工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他们为军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使军校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博学多才，风华正茂，专职政治教官大部分是法、苏、德、日的留学生，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曾获得博士学位，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的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理论家。如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阳翰笙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家、活动家都曾来军校演讲授课，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罗绮园、李求实、吴玉章等。

　　军校政治教育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其中以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为主。军校训令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政治课目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等26门课。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了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3）共产党人身份的学员在军校初期占有很大比重

　　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注意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中共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在建校初及各期招生之前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报考”，“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优秀青年报考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0、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推动了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纷纷前来军校任教和学习。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第一期录取生中的共产党员约占学员总数的1/8。

　　周恩来在回忆黄埔岁月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据统计，黄埔第一期时，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有103人，其中学员88人，教职员15人。以后各期，共产党员师生人数又有增加。这批共产党员，在当时即是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炼，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员所占师生比例从刚建校时的十分之一，到三年后“军校分共”时发展到五分之一，在武汉分校中所占比例更大。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军校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他们顾及到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尼古拉·捷列沙托夫爱说：‘一个幽灵在黄埔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亚·伊·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15～1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两党军队的核心领导人物。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对军校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建立有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全国曾拥有2万多名会员。在宣传上有“血花剧社”及多种革命刊物，其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如《士兵之友》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铎，《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等。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策略地顽强地坚持了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竭尽了全力，使黄埔军校在短时间内就办成了闻名于世的名校，“到黄埔去”的口号在当时风靡全国。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也承认：“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载《政治周报》第5期）毛泽东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人民出版社，1991）

　　记者：苏联顾问在黄埔军校建设中起了什么作用？

　　陈宇：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显着教育成绩，是与苏联（俄）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初建时的黄埔军校深受苏联顾问的影响，无论是办学方针、编制体制,还是政治教育、军事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苏联顾问对黄埔军校建设的影响可谓巨大。黄埔军校创办时，苏联顾问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的最新资料，规划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赠送武器和经费，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和帮助，为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1）苏联军事顾问帮助筹备和创办军校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8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和孙中山在北伐大本营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1922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所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指出：“中国当得俄国公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靠也。”当时的苏俄政府忠诚实现了宣言中关于援助中国革命的许诺。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着重考察了苏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军事院校，会见苏军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苏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来中国，具体负责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投入国民党改组工作，帮助起草由孙中山审定的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创办军校问题。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拟定孙中山为校长，明确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及选定教职人员。11月19日，鲍罗廷出席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等问题，初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1924年1月，孙中山命名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把应邀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介绍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这时，蒋介石虽然被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因他闹情绪回了家乡奉化，军校的实际筹备工作则是由苏联顾问设计，由廖仲恺、叶剑英等加以完成。

　　1924年1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弗·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军事顾问小组成员有：亚·伊·切列潘诺夫、雅·格尔曼（又译作捷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军事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他阐述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北伐的根据地。”殷切希望苏联顾问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亚·伊·切列潘诺夫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91页）。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和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求援。5月，苏军的军团司令帕威尔·安德耶维奇·巴甫洛夫到达广州，他在中国使用的名字是高和罗夫，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兼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原是苏联红军军团长，屡建战功，荣获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级红旗勋章。他在了解了当时广州的军队情况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于7月8日给苏联政府发电报，要求立即援助孙中山政府，运送急需的武器装备。次日，苏联领导人就对巴甫洛夫的急电做了安排。同时，巴甫洛夫还建议孙中山成立国防委员会，将广州地区分散的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革命军队，以便集中指挥。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接纳巴甫洛夫的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并聘请巴甫洛夫为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

　　7月18日，巴甫洛夫偕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及航空局飞机师数人乘坐广九列车赴增城考察前线情况。当晚，在石龙河面电船上勘察时，巴甫洛夫不慎失足落水，不幸溺亡。孙中山参加了巴甫洛夫的葬礼，称他为“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8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由大本营乘江固舰又亲往参加，并手书“急邻之难”条幅以志哀悼。

　　10月，苏联政府又派遣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黄埔军校工作，以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团团长，接任巴甫洛夫的工作。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或译作瓦·康·布留尔，瓦西里·布留赫尔），他是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将星，曾创造过用一个步兵师打垮装备有大量坦克、装甲车的机械化敌军的奇迹。1918年获得一枚红旗勋章，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将军。莫斯科应孙中山的要求，派遣布柳赫尔来华，但由于苏联政府不愿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正面冲突，便让布柳赫尔等人以“流亡白俄”的身份来广州。为隐匿行踪，布柳赫尔借用妻子的姓氏，化名为“加伦”。

　　黄埔军校开学后，涉及各门学科教育的苏联顾问都陆续来到军校工作。

　　苏联顾问团是黄埔军校的一个特殊教官群体。黄埔军校早期的这些苏联顾问大多数是军事教官，有名可查的苏联顾问多达40余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作战实践经验，许多人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苏联顾问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建军经验，为黄埔建校、建军工作绘制蓝图，并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所以，黄埔军校教授的是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军事技能。

　　在黄埔军校指导和任教的苏联顾问先后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军事教练顾问长蔡尔帕诺夫（又译作蔡纳比拉夫、契列帕诺夫），政治顾问喀拉觉夫（又译作格拉觉夫），步兵顾问兼顾问长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炮兵教练官捷列沙托夫、梁道夫，通讯顾问科丘别耶夫，后方勤务顾问罗戈夫，战术教官波利亚克、格尔曼、亚科夫列夫等。

　　1924年10月，随苏联运送支援黄埔军校枪械船艇到广州的有：罗加乔夫（又译为罗嘉觉夫，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别夏斯特诺夫、吉列夫（炮兵顾问）、波洛（机枪顾问）、格米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米伊利克等。

　　1925年5月，苏联政府再向黄埔军校派来200人的教官团。

　　此外，苏联顾问团还根据孙中山的邀请，派出军事顾问率领有关各该方面的教官和技术人员，参与了大元帅府空军、海军、装甲车队的教育和整顿工作，有不少苏联顾问在不同时期加入黄埔军校的师资队伍。知名的有：斯米诺夫（又译为西米诺夫），1924年10月被聘为大本营直辖海军局局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海军局时被解聘。李糜，1924年10月被大元帅府聘为航空局的顾问，任代理航空处处长兼航空学校校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航空局时被解聘。季山嘉，1925年6月来华负责顾问团工作，1926年2月27日获悉蒋介石、汪精卫要解聘自己时，自动请辞。伊文诺斯基，被聘为大元帅府军事顾问，1926年4月14日，随被解聘10余人归国。还有沙菲为铁甲车队顾问，等等。他们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

　　苏联军事顾问中还有女顾问。据黄埔毕业生覃异之回忆，派到广州桂军军官学校的苏联顾问中，有一名女顾问，是苏联红军中的女英雄，可惜未留下名字。

　　在黄埔军校中的苏联顾问究竟有多少人，迄今未见确切数字。一般认为，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4人，后增至30人。1925年春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名苏联军官参加。1925年，除了由24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政府之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文武官员总人数已经约多达1000人。1926年1月，广州地区约有140余名苏联军官。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各种资料记载不一，颇大出入，无可置疑的是，苏联在这期间派遣了数目可观的军事顾问人员，参与了黄埔建校与协助党军训练作战，这是不争的事实。据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回忆：“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召开会议时，常常有五六十位苏联顾问参加，可见阵容之大。”原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长、代校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300余人被撤回国”。可见当时苏联顾问团之庞大。

　　（2）“以俄为师”的建校办学方针

　　孙中山从苏维埃俄国革命迅速成功的事实中，认识到要建立真正的革命军，就要参照苏联模式，以苏军为榜样，从而形成了其建军、建校思想。1924年1月，孙中山在接见派到军校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时说：“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如果今后我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孙中山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建校建军目的和以苏军为榜样的建校建军方针。6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指出：“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孙中山选集》，第923页，人民出版社，1981）。黄埔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学习苏联军校的一些做法，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人才。

　　当时负责筹建黄埔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期学员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员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员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一期学员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

　　黄埔军校在开办之初，仿照苏军的制度，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配置了政治部，后来在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中师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从军到连队普遍设立党代表，并赋予党代表与军事长官同等领导权力。1925年东征时期拟定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共3章26条，开篇即指出：“为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39页）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的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制定和完成这一方针的实现上起了重大作用，其他顾问也起了传播经验、具体指导的作用。顾问斯他委诺夫专题介绍了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度。军校的苏联政治顾问除对全校政治工作全面指导外，还对一些单项的政治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26年2月，军校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聘请政治顾问6名，其中就有苏联顾问加罗觉乔夫具体负责指导宣传工作。通讯顾问科丘别耶夫仅用半个小时就教会了学员唱《国际歌》；加伦将军在东征战斗间隙发表演讲鼓舞士气，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情不自禁地高呼：“黄埔同学团结起来！黄埔同学万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续篇，第4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黄埔学生还从苏联顾问那里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援，这也是黄埔师生在东征、北伐中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当时传统的学制，培养一个初级军事指挥员，一般需要三年左右时间，但是，当时的革命形势急需军事人才，绝不能再按常规办事，必须革新教学方法，打破常规，缩短学制，走一条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新路。军校在鲍罗廷和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成员的积极参与及指导下，根据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确定了每期半年的学制，还根据修业期限详细安排了各项军事课目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并针对各科的具体内容及特点，拟定了实施办法。

　　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言传身教下，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军校开办了内容丰富的政治课，教育内容着重于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特别是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

　　苏联顾问重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指导思想，黄埔军校学员的很多科目是在实践斗争中完成的。从第一期开始，学员们始终坚持一面学习，一面战斗，在斗争中学，在战争中锻炼成长。从前4期学员在校的情况看，没有一期学员是安安静静地在校学习的，都是边学习、边战斗。射击科的教学计划，是在战争这个大课堂里完成的；术科的教学工作，如距离测量、地形知识、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项目也是在实际学习和实践中完成的。在东征、北伐期间，苏联顾问上自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下至各科的顾问及教官，都和学员一样随队出征、英勇战斗，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边学边用。攻打淡水时，顾问斯捷潘诺夫、别夏斯特诺夫、德拉特文和帕洛，带着机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占领高地。

　　加伦将军为了加强黄埔军校的教学工作，亲自给学员上课，积极参加学员分队的演习，并针对学员在演习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演习总结及时给学员指出。他身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的军事总顾问，尽管工作繁忙，军务甚多，每次出征打仗，都和士兵一道，亲临前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员。东征战役中，加伦将军亲率10余名苏联顾问，随同左路军出发作战。战斗中，苏联顾问“均背冲锋枪徒步行进，参与第一线行动”。在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因云梯不足而久攻不下。军校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亲自到城墙下给战士示范搭人梯的办法，使部队胜利地攻占了淡水城。1925年3月底，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3万人，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此后，“黄埔学生军”和“加伦将军”也就名闻遐迩，备受中国人民的尊敬。与此相反，军阀陈炯明对苏联顾问却十分恼怒，失败之余，竟致电北京苏联使馆，对苏联顾问参与作战提出“抗议”。

　　（3）施予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教育

　　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在广州的工作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这些杰出的教官大都身经百战，战功卓着，有的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多年。他们是一批优秀的军人，身在异国他乡，忍受着生活习惯、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沟通上的困难，全力以赴投入军校的创建和教学活动。他们不仅为黄埔师生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传统，提供建议和协助训练，把苏联红军的经验介绍给军校，同时用革命思想去培养学生，开展政治工作，还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这些教育，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作出了贡献，受到孙中山的赞赏和认同，对国共两党军队都影响深远。这也是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能在短期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顾问重视军事示范教学和形象化教育，亲自执教。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新鲜经验和中国军队的特点，重新修订了典（步兵操典）、范（射击教范）、令（各种条令条例）及4大教程（战术、筑城、兵器、地形）。教官们经过刻苦的自学，认真的备课，对教材领会深刻，运用自如。苏联顾问多采用“沙盘教育”，用石头和树枝摆在地上来代替沙盘设备，这种新的教学形式在当时国内军校中还很少见，深受学员欢迎。在术科训练中，他们尤其重视射击和战术演习，射击课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训练，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总要亲临靶场，现身说法，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步，然后回各队去教学员。对各班队的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苏联顾问每次都必亲临现场与靶场，现身说法，就地示范。

　　战术训练场上，军校教官们站在一旁观摩，苏联步兵顾问舍瓦尔金，一身戎装，站在队列前。舍瓦尔金讲道：“单兵战术，是一门完全以复杂动作示范为主的课程，单兵战术水平的高低，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单兵战斗力的水平。下面我给大家单兵示范，请注意看！”他拿起一支苏式步枪，从起点开始，便身姿矫健地在一百多米长的战术训练场上运动了几个来回。尘土扬起中，他做着各种姿势的隐蔽前进：火力封锁下凶悍、敏捷的翻滚、跳跃；运动中的举枪、射击等十多个高难动作。场外的教官和学员们看到精彩处，都热烈地鼓掌。连骄气很重的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在一旁看了，也不停地点头称赞。

　　战地通讯是军校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开设的新科目。这是运用近代新技术的一个学科，技术性很强，在国内教官中通晓通讯知识的人极少，无力独立完成这个学科的教学。为了尽快帮助中国培养出通讯人才，苏联派来了一批通讯教官，在黄埔军校开办了第一个通讯班。通讯教官科丘别耶夫，在通讯班的教学中克服了语言不通、器材缺乏等各种困难，在短短的时间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既懂业务技术，又相当熟练地掌握通讯战术的通讯干部，在以后的东征、北伐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这个新型兵种的作用。

　　（4）经费和武器装备的援助

　　苏联政府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中，不仅在人员和经验上给予了重大帮助，而且还在经费、军械上给予了无私的大力援助。在当时军阀把持广州财税、革命政府经费匮乏的情形下，黄埔军校宣布成立后即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由于经费拮据，武器奇缺。孙中山曾批准发给黄埔军校300支毛瑟枪，但兵工厂只能发给30支，勉强给卫兵作为守卫使用。这时，孙中山最想要的就是苏俄的军事援助。为此，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给予慷慨援助，在物力、财力等方面施以无偿支援，援助军校一大笔经费和许多枪械、弹药和物资，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

　　经费援助：1925年苏联第一次拨交黄埔军校10万卢布作为维持费，并在同一通知上告诉加伦将军，只要黄埔军校提出具体的预算数字，苏联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拨给。同年，一次又给广东政府45万卢布，作为编练新军的费用。1925年至1927年，苏联先后无条件地拨交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共达250万卢布。当时苏联派出的顾问人员，包括在中国雇用的翻译、秘书、事务工作人员，都由苏联支付工资薪水。西米诺夫任海军局局长时，国民政府未能如期发给该局工作人员的工资，苏联顾问团还垫发了一些官佐的工资。苏联对于黄埔军校的经济援助，虽因资料不全，很难作出正确的计算。但从各方面的记载看，对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的黄埔军校而言，苏联的确提供了如雪中送炭的巨大帮助。

　　武器援助：1924年10月初，苏联第一次运给军校的步枪8000多支（全部配有刺刀），子弹400多万发，以后还逐年增加。同时运来的还有10支小手枪（《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2～73页）。1925年运到广州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以及足够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武装军校教导团，军火价值达56.4万卢布。1926年分4批将各种军械运到广州，第1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2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3批有机关枪40架，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4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架，大炮12门。苏联政府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的大批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苏联还决定援助中国飞机10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战争。苏联的大力援助，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在华苏联顾问团全部撤走。

　　黄埔建校、建军是孙中山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他们为创办黄埔军校建立了丰功伟绩。蒋介石评论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1926年初，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化名伊万诺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来到中国，对苏联顾问在华的军事、政治工作进行考察并作过评价，既指出了存在的错误和不足，更充分肯定了顾问们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历史地客观地看到，这时的苏联政府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建立自己武装的必要，更没有提出过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表现在把派来的苏联顾问加强国民革命军，把大量的武器和经费拨给国民党。因此，执行援助中国革命具体任务的顾问，只能与在军校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睦共事，却不可能在军事上援助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地点——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

孙中山在韶关宴请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在东征前线